□刘志月

高昂吉，河西唐兀氏。“唐兀”即元代蒙古人对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政权的称呼［1］140。元末，顾瑛在昆山之西筑玉山草堂，招徕文人学士雅聚，被他邀为座上宾的就有高昂吉。玉山草堂的主人顾瑛所编的《草堂雅集》载：“昂吉，字启文，西夏人。登戊子进士榜，授绍兴录事参军，多留吴中。时扁舟过余草堂，其为人亷谨寡言笑，非独述作可称其行尤足尚也。［2］844”高昂吉流寓吴中时，曾多次参与草堂集会，并在诗文中常自署为“西夏昂吉”［3］34，173。高昂吉有诗文传世，《元诗选》三集［4］414-418收录有昂吉《启文集》，存诗十五首，是顾嗣立据《玉山名胜集》等书辑成。元末文坛领袖杨维桢所作的《送昂吉会试京师》诗：“西凉家世东瓯学，公子才名久擅场。天府兴贤周礼乐，大廷奉对汉文章。”该诗作表达了杨维桢对昂吉才学的赞赏和科举榜上有名的祝愿。

关于高昂吉参与玉山雅集的活动和其文学成就，有刘成群《玉山雅集与党项遗裔昂吉的创作》［5］191-196一文，讨论了昂吉的生平和昂吉参与玉山诗会的概况，分析了昂吉的诗歌特色；陈得芝《“玉山文会”与元代的民族文化融合——元代民族文化融合之一角》［6］250-251一文，将昂吉等色目人参与“玉山雅集”的活动作为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力证；杨镰、邓文韬等人做过昂吉小传［7］341［8］139。这些文章关于昴吉生平的细节问题少有涉及。元末明初文人唐肃的《故福建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高君墓志铭》（以下简称《高昂吉墓志铭》）是有关高昂吉生平最为详备的史料，本文拟结合《高昂吉墓志铭》探讨志主的籍贯、先祖世系及其仕宦履历等问题，一方面可以解决关于高昂吉族称与籍贯的争议；另一方面，可以展现儒家忠孝观念对昂吉施政与处世的影响，管窥元代江南地区西夏人汉化的进程。

一、墓志录文与基本情况

由于唐兀高氏于鄞县的“先茔”地望已然无考，《高昂吉墓志铭》的原石资料至今难觅，幸得墓志作者唐肃的《丹崖集》传世，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墓志文本。为便于探讨，现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末祁氏澹生堂抄本《丹崖集》卷八录文整理于下：

故福建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高君墓志铭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福建行省检校官卒于官所。是年十二月，其孤喜同奉骨，葬于明州鄞县其乡先墓之次，乃以自为状来乞铭。君尝为绍兴录事长，予郡士也，知君之政为详，及君满去，往来吴越间，与予交久，又于其请不敢辞用，次序所述而铭之。文曰：

噫检校君，世出唐兀。古黄河西，银夏之域①，君讳昂吉，字曰起文。其先武职，国初有勋，曰蒙古歹，为君曾祖。筦库甘刑，官实千户。祖探马赤，宰邑罗源，克守其民，誉于越壖。讳僧家奴，则君之父，试吏东瓯，遂为编伍。妣夫人胡，生君而秀，日记万言，学勤以究。有乡先生，曰陈履常，君受《尚书》，早升其堂。至正之元，君试行省，副榜是跻，小捷奚逞。七年领荐，擢于春官，入对大廷，呈其琅玕。乃登丙科，官阶正八，长郡录事，自池改越。越氏素朴，政贵不扰，君以宽仁，拊摩有道。市有工商，籍君安之，学有俊造，视君为师。治之三年，厥有成迹，既去而思，文在贞石。继丞贵溪，适君丧怙，暨彼山阴，又哭而母。二邑之氓，耳君令名，曰我弗幸，弗君是承。既君释忧，亦倦于仕，优游肥遁，教授闾里。国有燕公，辨章闽藩，承制辟君，署检校官。君曰吾志，畴弗□禄，行靡正途，宁说予毂。张据于西，方雄于东，阳示所尊，阴实不恭。惟闽一隅，王政所暨，吾舍弗从，是曰匪义。乃往就命，公曰钦哉，君举其职，公曰允材。省有检校，职视台察，绳愆纠违，君实有法。间以公命，出按田亩，披冒荆榛，瘴毒是疚。药石弗良，竟以长逝，长贰朋僚，罔不陨涕。属纩有言，以命遗息，君亲之恩，欲报未克。岭海绵邈，旅榇曷奉，汝收遗骨，返葬先垅。孤奉君教，间关来鄞，既卜既葬，图勒坚珉。噫检校君，起身以儒，五十而殁，志弗大舒。不隘不污，惟正是蹈，蹈正是陨，天啬其报。天报之啬，君则无愧，凡君子孙，视予铭志。

与元代其他唐兀人墓志铭翔实于序而简略于铭不同，《高昂吉墓志铭》大半篇幅均为对仗工整的四字铭文，体现了墓志的作者唐肃高超的文学素养。《明史》载：“唐肃，字处敬，越州山阴人。通经史，兼习阴阳、医卜、书数。……至正壬寅举乡试。张士诚时，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迁嘉兴路儒学正。”［9］7330“至正壬寅”是至正二十二年（1362），这一年，唐肃江浙行省乡试及第。然而彼时张士诚正欲要挟元廷封其为吴王，再加上淮泗地区为反元武装所控制，唐肃遂无法赶赴大都参加会试，“以道梗不得上”［10］294”，于是，主政江浙行省的达识帖睦迩以“省臣便宜”［10］294授唐肃为杭州黄冈书院山长，后迁嘉兴路儒学正。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唐肃因父亲去世，拒绝了朱元璋的征辟，直到洪武三年（1370）才赴南京就职，负责修礼乐书。高昂吉子喜同拿着自己撰写的行状来找唐肃求铭的至正二十六年（1362）时，唐肃尚在浙西一带做学官。

唐肃的家乡山阴属于绍兴路管辖的上县。昂吉任绍兴路录事时，与唐肃相熟，他清楚昂吉的为人和政绩。志文提及“及君满去，往来吴越间，与予交久”，意为昂吉秩满，改任池州路之后，二人间也长久地保持了良好的交情。所以这篇墓志作者对志主的情况比较熟悉，加之墓志又有喜同的行状作为依据，关于昂吉生平记载的可信度应该是较高的。

二、高昂吉的籍贯与世系考证

就高昂吉的籍贯而言，杨维桢所作的《送昂吉会试京师》提到他“西凉家世东瓯学”［4］414，即家世“西凉”，求学“东瓯”。“东瓯”即浙东沿海一带，而“西凉”则是指今甘肃武威一带，元代属西凉州管辖。考虑到这则史料体裁为骈文，要兼顾修辞，这里的“西凉”更有可能是“东瓯”的对仗修辞，可信度相对较差②。

《高昂吉墓志铭》在铭文部分的开篇就介绍了昂吉的族属与祖籍——“噫检校君，世出唐兀。古黄河西，银夏之域”。关于这段文字，《全元文》将其标点为“噫！检校君世出唐兀古黄河西银夏之域”，如此不加句读，颇令读者产生“银夏之域”系“古黄河西”的从属地域概念，即昂吉的祖先在位于“古黄河西”的“银夏之域”。然而，据鲁人勇《西夏地理志》考证，银州在今陕西横山县党岔乡北庄村银州城［11］73-74，夏州治所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红墩涧乡白城子村古城［11］65。显然，这里的“银夏之域”正位于黄河几字湾的包围之中，不应被纳入“古黄河西”③的地域范围中。考虑到高昂吉的墓志铭皆系四字骈文，《全元文》的句读是有待商榷的。“噫检校君，世出唐兀，古黄河西，银夏之域”或许是更为准确的句读。

据《隋书》与《旧唐书》记载，早期党项族居于“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12］1845的“古析支之地”［13］5390，即今青海省东南部的黄河河曲一带。公元7 世纪初，吐蕃政权崛起后，为应对其侵逼，唐王朝将党项部落迁徙到庆州。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又将党项部落迁徙到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地区。《高昂吉墓志铭》中出现“古黄河西”和“银夏之域”，显然是作者在书写志主的家族史时，参照了正史所载的早期党项迁徙史。“古黄河西”是这个家族的发祥之地，而被称为“银夏之域”的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地区，则是他们离开青藏高原后的迁入地。说明高氏家族对于自己族源的认知与《隋书》以来传统典籍所载的党项人源流是一致的，体现了昂吉作为党项人而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

“银夏之域”本是西夏的兴起之地。拓跋思恭受封定难军节度使之初，即统辖了包括银、夏在内的五州之地。李继迁的抗宋自立并对外扩张，定难军割据政权的统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兴灵平原，银夏两州在西夏的政治地位略有下降。邓文韬统计了25 个元代自西夏故地外迁的唐兀人家族或个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原籍都在河西走廊和宁夏平原这两个于西夏时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先进的区域中，而由于战争破坏等因素，银夏地区“几乎未见有任何一个唐兀人家族从这里迁出”［14］59。高昂吉墓志则恰好弥补了史料的缺载，说明元代的银夏地区也同样存在西夏遗民外迁的现象④。

碑文接下来介绍了昂吉的家族世系。“其先武职，国初有勋。曰蒙古歹，为君曾祖。筦库甘刑，官实千户。”昂吉的祖先原为武职，在开国之初建有军功。曾祖蒙古歹则担任“筦库”与“甘刑”等吏职。所谓“筦库”同“管库”，“管，键也。库，物所藏。管库之士，府史以下，官长所置也”［15］305。“筦库”即掌管库藏的小吏。“甘刑”或表示昂吉的曾祖任过掌管司法的小吏。经过数次迁转，蒙古歹最终仕至千户。

“祖探马赤，宰邑罗源，克守其民，誉于越壖。”探马赤为元代军种之称呼，“是打先锋的军队，多由蒙古人组成，亦有色目人和汉人参加”［16］222-249。然而，类比前述昂吉曾祖蒙古歹的叙事模式，这里的“探马赤”应该被理解为昂吉祖父的名字。据余大钧著《元代人名大辞典》统计，元代有族出蒙古朵鲁班氏的蒙古汉军万户探马赤，还有任齐东县达鲁花赤和陕西行省平章政事的同名者［17］655。昂吉的祖父探马赤曾任职福州路罗源县尹，为正七品文官。而就其声名享誉“越地”而言，探马赤可能也在绍兴路担任过基层官员。

“讳僧家奴，则君之父，试吏东瓯，遂为编伍。妣夫人胡，生君而秀……”昂吉的父亲名僧家奴，在浙东各地做过吏员。“遂为编伍”意味着僧家奴已落籍于仕宦地，举家迁徙到了浙东地区定居，开始在鄞县营建“先茔”。僧家奴娶妻胡氏，胡为汉姓，所以高昂吉的母亲很可能是汉人，这表明了该家族汉化程度的加深。

三、高昂吉的生平、仕履考证

关于高昂吉的生年，墓志文记载他卒于“至正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五十而殁”，所以，昂吉生于延祐三年（1317）。昂吉少时即机智聪慧，学习勤奋刻苦，还曾“师事南儒”［6］251，“有乡先生，曰陈履常，君受《尚书》，早升其堂”，意为昂吉跟随乡先生陈履常⑤学习《尚书》，自小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这为以后高昂吉才学的凸显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昂吉于顺帝至正初年以科举入仕：“至正之元，君试行省，副榜是跻，小捷奚逞。”至正元年即1341 年，在这一年，昂吉参加了江浙行省的科举考试。前文已经推算出昂吉生于延祐三年（1317），为何有志于学的昂吉迟至25岁方才参加科举考试呢？这自然与至元元年（1335）中书平章政事伯颜以“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名者”［18］3405而罢科举有关。至元六年（1340），伯颜遭罢黜，科举才得以在至正二年（1342）重开。至正元年，25 岁的高昂吉参加浙江行省的乡试，跻身“副榜”。副榜单列正榜之外，又称为“备榜”、“次榜”。之所以会有副榜之设，是“因江西、江浙等行省参加乡试的举子数有时多达三千，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绝大多数举子都会名落孙山”［19］246，开设副榜，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加入官僚队伍。但墓志铭却缺失了1341—1347 年之间昂吉的事迹记载，这说明他可能并未因考中副榜而被授官。

“七年领荐，擢于春官，入对大廷，呈其琅玕。乃登丙科，官阶正八，长郡录事，自池改越。”至正七年（1347），高昂吉领乡荐试礼部。至正八年（1348），昂吉参加了廷试，夺得第三甲。元代举行科举考试时，“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18］2019。昂吉先是授官任池州路录事，后改任绍兴路录事。“录事司，秩正八品。”［18］2317也就是说，昂吉所授官与元史规定第三甲所授官职的品级相同。各路府所在的治所，均置录事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18］2317。绍兴民众朴素，权贵不扰，昂吉为政宽仁，治理有道，使得越地工商繁荣，学风甚盛。昂吉治理绍兴三年，治绩颇丰，他去职时，民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为他立了去思碑⑥。

“继丞贵溪，适君丧怙，暨彼山阴，又哭而母。二邑之氓，耳君令名，曰我弗幸，弗君是承。”昂吉继任贵溪、山阴县丞。贵溪，属信州路管辖的中县［18］1503。山阴，属绍兴路管辖的上县［18］1498。在二县任职期间，昂吉的父母先后病逝。元代，汉人官吏须遵行丁忧制度，父母去世后，须守孝三年，“三年之丧，古今通制”［20］46。而蒙古色目人可“各依本俗”［18］2068。昂吉效法汉人的丁忧制度，体现了他对汉文化和忠孝观念的认同。⑦

丁忧结束后，昂吉“亦倦于仕，优游肥遁，教授闾里”。造成他对朝政失望，进而不愿意再出仕的原因可能是至正十一年起爆发了红巾军起义。昂吉在战乱的时代背景下选择了消极避世，教书为生。随着张士诚割据浙西，方国珍称雄浙东，昂吉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但鉴于二者对于元廷“阳示所尊，阴实不恭”，昂吉没有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效力，而是选择了南下福建行省：“国有燕公，辨章闽藩，承制辟君，署检校官。君曰吾志，畴弗□禄，行靡正途，宁说予毂。”“燕公”即燕只不花，“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由江浙被命来镇本省”［21］145，至正二十二年（1362），燕只不花被任命为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其后，他举荐高昂吉为福建行省检校官。昂吉考虑到福建行省，忠于朝廷，“王政所暨，吾舍弗从，是曰匪义。乃往就命，公曰钦哉，君举其职，公曰允材”。于是昂吉前往赴任，克举其职，燕只不花称赞他是可用之材。

另一位唐兀人王翰也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平章燕赤不花镇闽，辟为从事，改福州路治中”，被福建行省参知政事燕只不花辟为从事，寻擢福州路治中［22］219。在摇摇欲坠的元末乱世中，选择供职于忠于朝廷的福建行省，应是这两位唐兀人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艰难选择。

到达福建以后，昂吉赴任福建行省检校官。检校一职，“省有检校，职视台察，绳愆纠违，君实有法”。《元史·百官志》记各省属官有“检校一员，从七品”［18］2308。贡师泰所著《福建行省检校官题名记》概括指出了检校官的职责，“今检校以七品属职，迺使复阅其牍，举其稽愆而绳纠之”［20］244。即复检文牍，纠察不法。

“间以公命，出按田亩，披冒荆榛，瘴毒是疚。”说明高昂吉在任福建行省检校官期间，不畏水土不服而忠于自己的职守，承担了核查田亩的工作。贡师泰所作的《福州行省检校官厅壁记》更为详细地论述了检校官的执掌，“比年兵兴，多事添置，遂无恒员。凡诸曹所治，铨衡、赋税、礼乐、舆马、刑政、营缮之属，署牍参错，旁午出入，山委林比，检校悉得录其缪愆，稽考以为重轻，上幕府”［20］243由于受战乱影响，赋税、刑政、营缮等诸多繁杂事务皆属于检校官的执掌范围，所以，高昂吉在至正末年核查田亩也属于检校官的职责范围之内。

元代的福建地区炎热潮湿，是令人生畏的“烟瘴”之地。《教官铨注免面试令各路定拟》记载了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司经历迟嘉请求免除对福建、两广地区教官考选登录的面试，原因就是“福建、两广乃南鄙烟瘴重地”［23］67。昂吉在核查田亩时不幸染瘴，久治未愈，竟溘然长逝。昂吉死后，由其子高喜同将尸骨带回，葬于昂吉的故乡庆元路明州鄞县祖先墓旁。

纵观昂吉的一生，其幼年即在母亲的教育下受到汉文化的耳濡目染，随乡先生学习《尚书》，高中三甲进士。从池州录事仕至福建行省检校官，任职期间均恪尽职守，获得了民众的赞誉。昂吉在父母去世后，亦效法汉人的丁忧制度，体现了高昂吉深受儒家忠孝观念的影响。昂吉寓居苏州期间，多次参加“玉山文会”，与名士交游甚广。正如陈垣先生所总结的元代西域人进入内地后的演化规律相同，随着唐兀人移居内地，“积之日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24］176”。

注释：

①此处，《全元文》标点为“检校君世出唐兀古黄河西银夏之域”，笔者依据墓志铭下文皆系四字骈文，重新标点。

②杨维桢在文学作品不乏出于修辞动机而造成相关人物籍贯误记之例。如杨氏《重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碑》论及不花剌人买述丁族属为“西夏人”，然而无论是同一碑刻铭文部分的“将军来自西于阗”一句，还是《资善大夫中政院使买公世德之碑》都指明买述丁其实是于阗人，而非西夏人。邓文韬与张琰玲已分别撰文指出（邓文韬《元代不花剌人买述丁事迹考》，《西夏学》2017 年第1 期；张琰玲《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达鲁花赤买述丁考》，《西夏研究》2017年第4期），故笔者亦认为此处与墓志铭文记载不符的“西凉家世”，也应是一种修辞手法，代指他是祖籍西夏故地，而非西凉州。

③“古黄河西”的简称“河西”在宋元时期有多种含义，不仅可以指代黄河以西的地理区域，还可以作为西夏的代称。如此理解，则铭文中的“古黄河西”应代指西夏，即昂吉原籍为故西夏银夏一带。

④元代史籍中银夏地区罕见西夏遗民外迁，或许与元廷在西夏银夏故地未置州县等行政机构有关。既未置州县，则来自当地的西夏遗民自然无法自称为“银州人”或“夏州人”，只能统称西夏人、唐兀人或河西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故西夏国银夏地区没有西夏遗民迁至其他地区定居。

⑤北宋彭城籍诗人陈师道，字履常，苏轼、秦观等人皆尝以“陈履常”称之。但考虑到陈师道的活动年代与活动地域与铭文中的“陈履常”不符，故《高昂吉墓志铭》中的陈履常并非陈师道，而是鄞县当地的某个儒士陈履常。

⑥同任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的西夏人还有迈里古思。与昂吉相类似的是，迈里古在至正十四年进士及第后亦官授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在元末动乱的局势下，承担起保境安民的重任，后因坚决抵抗方国珍而被与之勾结的御史大夫拜住哥所杀。

⑦同为唐兀人，任职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的李世安在至元二十一年父亲李恒去世后，“公护丧归”，母亲丁氏去世后，“丁太夫人忧，扶榇合葬武愍公之墓”。后至元间，张讷怀“以张夫人忧弃官不仕”；至正初，余阙为母尹氏丁忧，“日夜悲号，有甘露降于墓，君子以为孝感”。这反映了汉文化对唐兀人巨大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