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一涟

19 世纪下半叶，音乐的聆听问题开始为音乐学家所关注。最初对这一问题产生兴趣并着手进行学术研究的是德国音乐学家胡戈·里曼（Hugo Riemann，1849—1919）。①参见海因里希·贝塞勒《近代音乐听赏问题》，载〔德〕克奈夫等著，金经言译《西方音乐社会学现状——近代音乐的听赏和当代社会的音乐问题》，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年版，第1 页。此后，以德国音乐学界为中心所展开的针对音乐聆听问题的探讨，逐渐把焦点置放于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之中，音乐聆听的方式与类型随即成为后来音乐社会学的主要课题之一。关于音乐聆听方式与类型的研究有多种取向，本文从德国音乐学家海因里希·贝塞勒（Heinrich Besseler，1900—1969）的“历史”取向和特奥多尔·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的“结构”取向入手，辨析由后者与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共同提出的“结构聆听”（structural listening）概念之美学意涵，并针对音乐聆听方式在后结构聆听时代的多元发展及意义进行探讨与研究。

一、音乐聆听方式的历史叙事

贝塞勒在其发表的文章《近代音乐听赏问题》（1959）中，以历史的线性视角对艺术音乐的风格与听赏方式的交汇发展进行了梳理，阐释了从16 世纪文艺复兴到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听赏方式的嬗变。

贝塞勒认为，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期的音乐，主要呈现出一种散文式的“继续咏旋律特点”，彼时音乐作品的整体发展与各声部动机的内在发展，均遵循自由变化的原则，规避任何形式上的重复。②同注①，第13 页。与这种带有“继续咏旋律特点”的音乐风格相应的，是“领会”式的聆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