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雷

“气韵生动”是中国古代画论的核心命题之一。20世纪20年代，陈师曾、金城等传统派画家为文人画的价值进行辩护，使它在现代中国重新登场。随后，滕固、刘海粟、宗白华等现代学者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重新审视与反复讨论“气韵生动”的概念来源、理论内涵、地位变迁、哲学根基，直接助推了30—40年代“气韵生动”研究热潮的出现。这一热潮既推进了中西方在该问题上的跨文化对话，也进一步拓殖了“气韵生动”的传统研究。比如，关于“气韵生动”的内涵，不少现代学者倾向于将其解释为“有节奏的生命”，这一明显异于传统的现代阐释应与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将“气韵生动”译为rhythmic vitality不无关系。本文梳理“气韵生动”概念在20世纪上半期所经历的外传、翻译和回流过程，借鉴“跨语际实践”理论来分析“气韵生动”的现代语义转换与跨文化传播，对比中国现代学者面对相关汉学翻译时的两种态度与选择，力图揭示造成“气韵生动”的现代涵义——“有节奏的生命”广泛流行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深层次原因。

一、他者视野下的“气韵生动”

尽管早在17世纪，中国绘画即已被耶稣会传教士带入欧洲，但彼时欧洲人对缺乏透视感与明暗光影的中国画普遍不感兴趣①。西方人对中国绘画的真正关注，发端于18世纪早期在广州等地出现的“外销画”。这些为迎合西方人审美趣味而批量绘制的中国绘画，更多被作为供其了解异域风情和满足对遥远东方国度想象的图像媒介，反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