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庆

作为“中国现代美学之父”的王国维，其审美教育思想被认为“破除了人们对封建传统文艺的迷信与麻木，促使人们摆脱愚昧，崇尚自由和个性”①。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是梁启超和蔡元培等近现代审美启蒙理论家的同道人。进入民国后，由于政局变动，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关注重点从政治时务转向国民美育，王国维却转而进入史学考证的领域，并确立了类似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立场，几乎不再提及审美教育议题。因此，许多人会认为王国维的思想经历了从哲学、文学再到史学的线性发展历程，其中也伴随着从西方现代学术重新回归中国传统学问的意图。如张尔田认为：

（王国维——引者注） 时时引用新名词作论文，强余辈谈美术，固俨然一今之新人物也。其与今之新人物不同者，则为学问。研究学问，别无何等作用……鼎革以还，相聚海上，无三日不晤。思想言论，粹然一轨于正。从前种种绝口不复道矣。②在这段话里，张尔田将王国维前期推崇的“别无何等作用”的态度和其后来“一轨于正”的传统立场对立起来，为后世学人呈现出王国维由“无功利”的西方哲学和美术转向有伦理纲纪担当的中国史学的精神行旅图。延续张尔田这一判断，许多学者尝试给予王国维一种“中西判教”式的思想史定位。譬如，杨传庆虽然认识到张尔田称王国维“悔其少作”的论说有其“对抗新文化派对《人间词话》的利用”的意图，却转而依据罗振玉的回忆，在“孔孟儒道”和西方哲学之间进行人为区分③，而无视王国维早年贯通两大学术思想谱系的大量话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