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先王”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观，发挥着“准宗教性质”的伦理作用。侯外庐指出：“中国古代史里有一个最特殊的问题，它的严重程度是希腊罗马所没有的，这便是‘先王’问题。”［1］（P200）先秦大多数学派都提出了“法先王”的主张，其中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影响最大，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模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儒家“法先王”思想时遭诟病和批判，其合理性和价值常被消解和遮蔽。战国时期的法家就曾贬斥儒家“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在近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法先王”思想受到三次大范围的冲击和批判。第一次是在20 世纪初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2］（P7-49）中，一些人以救亡理性全盘否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①，“法先王”成为儒家的罪状之一。《新青年》猛烈抨击孔子和礼教，称其为“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3］，认为应以“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4］（P37）。第二次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疑古风潮中，古史辨派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研究古代的历史和典籍，提出了“层累说”②，推翻了由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疑古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其过度疑古也“将古史‘辨’成没有”［5］（P170），其对古代圣贤“遗教”和“六经”元典的否定，是对“法先王”思想的釜底抽薪。第三次是在20 世纪60年代及其后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学者以极端阶级分析法批判儒家的“法先王”思想，从孔子的“吾从周”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断其为复古主义者，认定儒家是主张复辟倒退的保守派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