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与诚实是受到高度推崇的美德，但是，谎言的存在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康德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撒谎，因为说真话是“一个神圣的、无条件颁布命令的、不能通过任何习俗来限制的理性诫命：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正直）”［1］（P436）；而撒谎，“作为一般而言蓄意的不真实”，哪怕是“旨在一个真正善的目的”［1］（P439），都应被看作“一般而言的人性遭受的不义”［1］（P435）。甚至当朋友藏在我的家中，追杀朋友的凶犯向我询问他在何处，我仍然不可以撒谎。这一严格的、不近人情的谎言禁令引发了广泛的质疑与批评。康德在《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下文简称《论说谎的所谓法权》）中对这些批评的回应并不成功，因为上述情境中对凶犯说真话违背了人们的道德情感与价值直觉。事实上，人们大多认同撒谎救人的应变策略，并认为类似情境中谎言是可以得到同情与谅解的。康德的严峻立场及其引发的激烈批评隐藏着诸多未经澄清的问题：是否所有情境中的谎言都能够一概而论？谎言都具有共同的本质，还是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如果对谎言进行区分，区分谎言的原则是什么？康德谎言禁令所禁止的是何种谎言？本文从说谎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地位特征（主动与被动）出发，将谎言区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并将消极谎言的话语情境区分为面对灾祸与抵御邪恶，以此区分来阐明不同谎言的道德意义，努力化解康德谎言禁令与日常道德情感和价值直觉的矛盾与争议，从而正确理解谎言禁令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