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泳超

在宝卷研究领域，相对于历史文献探究和演出活动的实地考察，宝卷文本的创编机制似乎并不特别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已有的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对单个文本或同一主题的旁搜远绍，像《香山宝卷》《目连宝卷》《十王宝卷》等就得到过多次反复研究，此为大宗；其二，面向所有地区或至少是一个大文化区（比如江南吴方言区等）的宝卷进行概论式的总结，比如车锡伦对于宝卷“故事模式”的概括①车锡伦：《中国宝卷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3页。，以及《吴方言区宝卷研究》中对于“多样的艺术手段”和“生动的叙事艺术”②陆永峰、车锡伦：《吴方言区宝卷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01—315页。的条分缕析等。它们虽然是从已有文本来回溯建构的，讨论对象并非纯然从无到有的创编过程，但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十分紧密，其研究成绩也值得重视。只是从宝卷研究的多样性来说，笔者特别强调将宝卷置于其实际存在的文化生态中进行全面考察，这就需要首先设定一个边界清晰的地域单位，方能进行有效的探索。以江南宝卷为例，笔者以为这一单位最多不能大于县市一级的行政区划，否则从宝卷的地方性知识生产和消费而言，就很难保证其运作机制的有机性了。

为了践行这一理念，我们团队在江苏省常熟市进行了多年的调查，比较全面地搜集了地方宝卷文本，并对众多宣卷先生进行了结构性和随机性相结合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