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满洲窗作为清代民国广州及珠三角地区流行的建筑构件，因在木质窗棂结构及彩色玻璃工艺上极具特色而被提炼为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岭南文化符号之一。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及实物分布的流散，关于其工艺特色的研究大多止于浅尝。本文以广州博物馆藏满洲窗为例，从窗棂结构及玻璃工艺两大方面对这一工艺品类进行探析，引导读者对其作更深层次的解读与鉴赏。

关键词：满洲窗;窗棂;格心;玻璃;套色玻璃

广式彩色玻璃窗，俗称“满洲窗”，是以中式传统木窗棂镶嵌各式彩色玻璃替代糊纸作为遮蔽、装饰方式的建筑构件，清中期以来在广州及珠三角地区得到广泛使用，至民国早期达至鼎盛。满洲窗在岭南园林居室的实际应用十分广泛，用途涉及窗、门与隔扇、屏风，其玻璃工艺从依赖进口到自成一派的发展历程，集中体现了广州口岸西风东渐及自主创新精神。

广州博物馆近年入藏晚清民国满洲窗逾400件，全部来自珠三角地区的居室、园林，涵盖该工艺领域的各类精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本文甄选其中珍品为例，从窗棂结构、玻璃工艺两方面对满洲窗工艺进行探析，进一步呈现近代中西文化激荡中的广州城市文化与人文精神特质。

一、形制独特的木窗棂

满洲窗以中国传统窗式结构为基础，吸收满族民居窗式特点，窗棂从做工到样式均保留浓厚的中式韵味，各式吉祥纹样透露着国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东北满族民居窗式，一般由上下两扇等面积矩形窗扇構成，木制格心以井字、回纹、套方、灯笼锦等样式最为常见，以开窗面积较大为主要特点。据传，此种窗式由清代驻粤八旗带到广州而衍变为岭南的满洲窗，在继承满族民居窗式结构的基础上，满洲窗因应岭南地区通风透光的需求形成较大的窗心面积，采用中轴对称的简约结构，假借书画术语，以画心为视觉焦点，格心形成以直线棂条构成的井字、套方等“直子衬底”样式，及以曲线棂条构成的海棠、盘长等“曲子衬底”样式。

广州博物馆藏“方胜套方格心套红花鸟纹玻璃窗”（图1）是“直子衬底”窗式中较为典型者：“套方”是以方形四角两两相叠而形成的交叠图案，寓意吉祥与宽广，此窗格心以套方接四角的方胜棂花作衬底，中部四方开光为画心，落落大方。

馆藏“勾云四合如意圆镜格心套红花草纹玻璃窗”（图2）是“曲子衬底”窗式中尤为耀目者：此窗格心以四角勾云纹棂条交叠圆镜开光为衬底，圆镜开光内部套设四合如意开光为画心，映衬岭南四季如春之袅娜风情。

满洲窗的边抹、格心木材首选杉木，这种并不珍贵的木材拥有坚韧轻盈的优势，在高温湿热天气中不易收缩变形，能较好地平衡木材与嵌入玻璃的伸缩关系，使二者均得到较佳保护。以上这对“四合如意格心白片花鸟纹玻璃窗”（图3），嵌以透明磨砂白片玻璃，凸显出木质格心的典雅样式甚至木材质感，对窗以两种形制的“四合如意”开光为格心，是少见的“同套相异”产品。

二、异趣斑斓的彩玻璃

中国至迟在西周即有玻璃制品，但长期停留在小件器皿的制作上，因为尚玉、尚热饮，决定了玻璃在此总是玉石等天然矿物的替代品，也比不上陶瓷受欢迎。正因如此，建筑可用平板玻璃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发展，早期中式传统门窗并未使用玻璃遮蔽，或糊纸，或留空，直到康雍时期，清宫建筑才渐渐出现玻璃窗。满族民居窗户因应防寒需求，于窗户外侧糊上坚韧的“豁山”纸遮蔽镂空处，被传入南方玻璃进口中心广州后，其遮蔽物料便得到了颠覆性的发展，蜕变成满洲窗。

进口彩色玻璃尤其是套色玻璃的嵌入是满洲窗融汇中西、取长固本，形成独立风格的决定因素。最初的满洲窗仅嵌入各色单色玻璃，随着平板套色玻璃及车刻、蚀刻技术的引入与发展，才开始使用套色玻璃画作为装饰。

18—19世纪的广州虽已可生产玻璃，但成品质薄而脆，称“土玻璃”（又称“广铸”），故用于窗上的玻璃依赖欧洲进口。满洲窗的单色玻璃主要包括单色平滑玻璃、菠萝片、单色磨砂玻璃、单色蚀刻玻璃等。其中，各色平滑玻璃及菠萝片入口后经工匠切割镶嵌，而平滑玻璃还被加工成磨砂或蚀刻玻璃使用。

广州博物馆藏卷草海棠花结式格心菠萝片玻璃窗（图4），衬底部分嵌以绿、红、蓝单色玻璃，中部海棠开光则嵌入红色菠萝片，展现了平滑单色玻璃及菠萝片共用在满洲窗上的艺术魅力。

平板套色玻璃画在满洲窗上的应用晚于单色玻璃。

套色玻璃，是指两种或多种色彩相互镶嵌套在一起的玻璃。中国至迟在康熙时期已掌握套色玻璃器皿的制作技术，但并未自主生产平板套色玻璃。广州凭借玻璃进口的优势，在欧洲平板套色玻璃的获取上占得先机，催生出平板套色玻璃画这一独富特色的广州工艺。

广式彩色玻璃窗上的套色玻璃画以套蓝、套红、套绿、套黄几类颜色为主。其刻画技法包括车花与蚀刻两种：前者出现较早，以工具在有色面锉出图纹，属物理性技法，生成图样线条生硬，制作过程玻璃易碎;后者不早于19世纪末传入广州，以酸蚀溶液在有色面腐蚀出图纹，属化学性技法，生成图样线条圆滑，腐蚀浓度及时间不易把控。

广州博物馆藏“花结盘长海棠格心套红十八学士图玻璃窗”（图5），是早期镶嵌车刻套色玻璃画的佳作：完品一套十八件，其上玻璃画所刻为《秦府十八学士图》，惜现仅存孔颖达、颜相时、薛收三件。从成图简洁生硬的线条可看出明显的车刻痕迹。

在套色玻璃画发展成熟后，车刻与蚀刻技法也常混合使用。而随着蚀刻技术的逐步成熟，窗上套色玻璃画从生硬模仿洋花图案演变为演绎国画、书法题材。其中，以线条勾勒物象轮廓的白描画较多被运用其上，而随着酸蚀浓度及时间控制技术的逐步提升，注重写实的界画、丰富多变的文人画亦被刻入画中，辅以车刻或多次腐蚀技术，画面更呈现出深浅明暗、渐变虚实。

广州博物馆藏“万字花结灯笼锦圆镜格心套蓝花鸟纹玻璃窗”（图6）是套色玻璃画运用酸蚀浓度控制及多次腐蚀技术呈现画面明暗深浅的佳作：梅瓣疏枝线条细腻，瓣色浓淡渐变，十分立体，鹊体羽毛纤细如发，分毫立现。

清代民国时期在广州地区流行的满洲窗品类繁多，囿于篇幅，未竟全貌。通过对这一独特建筑构件的工艺探析，或可更为清晰地认知其历史源流、地域特色，更明了其在广州城市史上，中西文化融合、传统与潮流碰撞中的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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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哲文，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工作单位：广州市博物馆，研究方向：广州城市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