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霍尔的著作中，城市空间扮演了政治想象及其实践舞台的双重角色。城市是一种自由与隔离相互交织的矛盾领域，重构了人们考察种族、权利和身份等问题的思维方式。都市生活感是将身份进行理论确认的经验认识转化为一种理解权利语言和社区语言之不可通约性的基本特征，而这便是对21世纪的全球化大都市中的种族政治学的一种理解。

关键词：都市生活；城市；种族主义；权利；身份；社区

作者简介：迈克尔·基斯（Michael Keith），男，牛津大学移民、政策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从事城市叙事、身份形式与种族政治学研究。

译者简介：宗益祥，男，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从事英国文化研究、传播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5-0001-11

引 言

在英国社会规范当中，作为一名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斯图亚特·霍尔显得如此出类拔萃。可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英语学界，唯有大智者霍尔能以其天才之资在两大舞台上左右开弓：一边占据着文化理论的潮头浪尖，一边干预着当代政治的风起云涌。

本文希冀以霍尔著作中的城市生活方式作为切入点来以管窥豹。这个切入点看起来似乎有点突兀，因为霍尔的主要文化理论贡献似乎对城市问题研究触及甚少。即使有涉及的话，他几乎也没有明确地将“城市”作为其分析的主要对象或者提出过一种“城市社会理论”。这有点类似于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拉什迪曾指出：“城市——尤其是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几乎是在不经意之间成为了自己小说创作的主题。”[1]由此观之，我们甚至可以说城市书写才是其作品的主要特色。同样，尽管我们无法从霍尔的著作当中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特色，但是，毫无疑问这种特色本身已经为我们馈赠了一种透视当今全球都市化的重要方式。

通过对霍尔的三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进行发掘，我们认为，霍尔早期的一些作品当中的城市空间仅仅提供了一种经验形式，当然在比较新近的一些材料当中城市空间则开始摆脱这种参考经验的形式——转向了一种针对种族困境的伦理和政治分析的层级，呈现出一种格外丰富的都市生活感，而这便催生了有关空间的叙事修辞。在这里，有关种族问题的真实谎言潜藏在都市生活的矛盾性与不可通约性之中，而这就为伦理控诉与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提供了一些更具颠覆性的衍生语法。1

在一篇力作当中，大卫·斯科特（David Scott）曾经指出：霍尔的作品可以通过其中的一系列干预成分进行区分，而这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干预力量源于一位学者的知识修养与伦理诉求。[2]（P1-16）这里选取的三份“干预文献” 可以用来分析霍尔是如何对城市空间进行铺展、调用以及理论化的。这三份文献都是讨论贫民区问题的，它们具体包括：霍尔与他人合著的《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一书，其独著的涉及身份政治学的《新族性论集》（New Ethnicities Essays），以及新近出版的一篇名为“多元文化问题”（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的研究文献。

《监控危机》一书的霍尔特色即是文中对于“贫民区”概念的铺展。在该书中，尤其是在该书的第10章，贫民区本身成了一种强而有力的修辞方式；据此各种矛盾因素得以逐步剖析。透过空间性的视角，我们发现各种矛盾问题开始变得动荡不安。

1988年出版的《新族性论集》挑战了当时的“种族”社会学的一般议程。“新族性”篇章定义了一个基于多元文化的崭新“问题空间”。在这个问题空间之中，各种地理隐喻（geographical metaphors）可以用来理解“新时期”的种族政治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在用这种方式来理解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身份政治学之时，我们会感到一切显得如此司空见惯了，但是空间本身也是问题所在。在这篇文献案例当中，霍尔观点的修辞结构显得封闭而动荡。

在霍尔于2000年出版的《多元文化问题》这一文献当中，“地图的（cartographic）”与“全球的（global）”成了这份多元文化理论力作的核心概念。“空间”属性成了霍尔理论的主要特色而非次级效应，而都市生活感则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属性。

一、《监控危机》中的城市贫民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对警察与英国黑人社区之间的冲突进行一种民族志分析之时，我们突然会对斯托克纽因顿市（Stoke Newington）的一位警长的言行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这位警长曾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强调黑人坦率承认犯罪事实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又刻意回避了一个种族主义者对于类似抢劫行凶问题的道德恐慌。一位种族主义者臆想的虚构现场与“真实”的犯罪现场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这部著作当中，霍尔使用了一些令人惊惶不安的语言和概念来描述当时伦敦这个颇为臭名昭著的警局。当我们对英国文化研究当中的语言修辞以及《监控危机》当中的论点进行复审之时——该书无疑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汇编的力作，我们一下子就被震惊了！

设想一下更具当代感的后殖民词汇，《监控危机》这本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开山力作展现了英国黑人犯罪的社会结构——在某种局部层面上而言，这本书是以对贫民区这个描述性概念的铺展为基础的（这是一种带有都市生活感的贫民区）。在解构贫民区的研究当中，斯图亚特·霍尔及其同人们常常诉诸一种隐喻的黑色殖民地（the black colony），这是刑事量罪与“社会现实”的种族主义实践的受害者（该书第10章）。作者指出了种族主义者对于行凶抢劫的分类方式，也就是依据行凶地点，尤其是把焦点放在黑人聚集区上。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一位白人青年袭击了一位黑人公共汽车售票员的例子仍然能够创造一种行凶抢劫的种族化形象，因为“对特定犯罪现场的特写激活了早期及后来的布里克斯顿和克拉珀姆（Brixton & Clapham）协会”[3]（P329）。

这里的论证结构打上了源自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生活的书写传统，即将对都市发展的畏惧与社会学科的诞生联系起来，而这在探析维多利亚时代的黑暗大都市的《社会的发现》（Discovery of the Social）一书中得以通篇贯彻。

正如《监控危机》一书所强调的，一旦布洛威公园（Brockwell Park）发生了一起警民冲突事件之后，犯罪、种族与贫民区就会混为一谈，因为人们惯于“将黑人犯罪、地区与种族看作是城市中心贫民区的黑人青年的标签”[3]（P329）。

对于霍尔而言，犯罪地点的种族化肖像会与种族、地区以及恐怖的空间想象融合起来。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焦虑重重的城市空间曾经是我们思考与描述过去城市的重要方式。在一些描述都市生活的学术篇章里，修辞结构往往遣用一些意味深长的术语，比如街道、广场、路障、集市等等，这些术语常常扮演着唤起（转喻）城市生活感以及描述（隐喻）特定社会现实的双重角色。

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一种更加宏大的社会背景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它是《监控危机》一书的重要主题，后来在1979年，霍尔在具备里程碑意义的柯布登讲座（Cobden Lecture）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概念，它勾画了一种利用“锻造学科常识”[4]（P3）的方式来暗中摧毁福利权利、公民概念以及工会自由的政治规划。在其早期阶段，霍尔分析了出现都市危机的原因，他认为，“实际上，利用警察暴力推行的管控与强制措施助长了对一些都市殖民地黑人进行非法量刑的气焰”[4]（P13），而作为典型的这种黑人社区再次沦为了时代变化的牺牲品；同样，人们或许会将霍尔对20世纪80年代的“骚乱”事件的分析视作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该作品以一种参与形式将“骚乱”与起义政治学紧密相连。[5]（P66-72）

在这种分析当中，身体与想象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得以明确解决。它在浮于表面的人口统计学的经验现实上游走不定，而刑事量刑的种族主义处理以及种族犯罪的文化意义虚构是造成这种伤害的重要原因。种族主义的侵害活动使得生灵涂炭，而城市形象的种族主义形态也不可忽视。本文认为，人口统计学的经验现实与城市形象的种族形构矛盾重重，而这种种族从属形式却固定成了一种体制化的监控实践。笔者在其他地方也曾指出，刑事量刑与种族主义二者合一的情况下，这种张力并非此种分析方法的缺陷所在。

但是在《监控危机》当中，作者似乎多次忽视了作为隐喻的（metaphor）贫民区与作为现实的（reality）贫民区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一种在种族主义话语当中虚构的黑人殖民地，它用以指代犯罪行为；后者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黑人殖民地，它是英国社会中的下等社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其作品当中最有力度的分析元素，而且这还将它与绝大多数涉及刑事量罪的描述区分开来。它有意识地重申并拓展了旧有的标签与社会误差理论，即一种将某类人从社会当中挑选出来并加以污蔑的方式。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由于无法搞清楚“隐喻”与“现实”二者的区分，因而《监控危机》一书实际上削弱了文本自身存在的争论，由于这种区分的不足，因而黑人殖民地更像是一种不必要的修辞术语而非分析术语。

晚期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解构东方主义研究上显得才华横溢而又傲慢自恃，而他的这些作品当中同样也存在上述的矛盾性。对于萨义德作品的最常见的批评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萨义德是想鱼与熊掌二者兼得。针对这种批评之声，萨义德回应认为，东方主义话语创造了一个空间，虚构了一个想象世界，然而与此同时这又是对他自己所认为的东方世界的误解。萨义德想要置身于殖民主义政治语境的同时，又想能够跳出创造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而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则认为这种“杂技”是“此书最大的败笔”；按照杨的意思，假如真的存在一个萨义德所处的东方世界的话，那么它则将萨义德置于一个使“萨义德”式的东方主义叙述比不上事实上东方的东方主义更真实的地方。[6]（P128）

在想象和事实二者之间明显浮现出一种矛盾，而斯图亚特·霍尔的贫民区和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世界所呈现出的空间都带有这个问题。然而，假如我们设想这些贫民区的空间是想象与事实并存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其中的运作机理。

贫民区里的都市生活建立在种族隔离的权势和城市空间的拓展之上，而这又是一种通过选择性绘图和颠覆性想象所进行的创造性重塑。以这种方式，社会分化在其曾经移走的地带效力尽失；种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但又在某种程度上遭受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通过隐喻的和转喻的空间展现。在这种空间里，诡计多端与信誓旦旦、一眼望穿与变幻莫测、想象情形与现实世界并存。空间符号的流动性与可塑性使得意义处在一种持续争议与不断重塑的过程当中。比如就贫民区和东方世界的空间意义的生成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它们是意义流动过程当中的某一个静止时刻所塑造的概念，此概念是符号与文化二者的结合，霍尔本人曾在不同的文本当中将这种结合描述为一种“任意闭合（arbitrary closure）”的生成方式。

我们可以从《监控危机》一书中选取一个例子，它可以有效地利用丰富的贫民区的想象图景来达到一种卓越的修辞效果。当它们充当种族主义的隐喻还与一些社会贫困的转喻紧密相连之时，这种修辞效果也就轰然坍塌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亦是如此）。前者或许能称之为一种“边界效果”的地理，即一种想象中的进行动员活动的地理范围，而后者是一种实体因素，其经验定义能够对居住隔离问题进行一种具体化的呈现。它们都不能说会比对方显得更加“真实”，假如二者都非常具备一种实在本体论属性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从某一点而言，我们需要时刻注意日常生活的真实现状与对城市生活进行“特写（up close）”的经验现实的差别。在20世纪70年代，监控势力的截停搜身（stop and search）与媒介炒作的双剑合璧不断重整着年轻黑人的日常生活机遇。但是与一种致力于对当代的经验主义的审查相比，临界距离的价值需要一种对于这些当代形式的历史以及一种回溯到同源现实的能力的理解。这不只是让熟悉化为陌生（即一种最佳的民族志实践）。与这种人种志的陌生化方法相比，我们有必要将这些细节融入语境当中，从而与人口学、经济学及全球变化的广阔议题相匹配。城市空间（几乎其他的任何空间分析形式）的起源值得考虑。这就暗示我们对于城市设置的任何分析都需要一种对于都市生活词汇的谱系性理解。这种谱系方法已经成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研究形式，这是一种理解社会世界的重要分析手段。在霍尔对城市词汇进化拓展的语境当中，双重审查暗示着一种对于都市生活的跨学科认识的解读，这常常有种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称之为学术研究中心的鲜明反差的意味。

在《监控危机》一书中，殖民地和贫民区的空间隐喻是故事叙述的边缘，但理论上又是权力论证的中心。在它们的经验基础与种族意义展示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身份政治学语境当中，霍尔提出一个“任意闭合”的概念用以“描述一切社会运动的方式，这些社会运动旨在改造社会，它们需要新主体的章程，需要接受必要的虚构，但同时也接受虚构的必要，‘任意闭合并不是终结，而是一种使得政治与身份具备可能性的方式”[7]（P45）。

“在任何特定的例子里，倘若意义依赖于它的差异术语与意义的不断重新定位，依赖于偶然性的与任意性的停止——在无尽的语言符号过程之中的必要的和暂时的‘间断。这并不偏离其源出的洞察。唯一令人忌惮的就是我们对于身份的‘片段（cut）意义的误解——正是这种定位才形成意义——一种自然的和永恒的而不是一种任意的和偶然的‘终结……意义不断展现，可以这么说，它在任何时候都超越了那种形成意义的‘任意闭合方式。”[8]（P64）

然而，语言的多义性充分地暴露出一大问题，即当代文化产品缺乏对霍尔早期作品中的空间生产符号的确切理解，因此有时这里出现一种诉诸混合空间感的趋势。因此，“在今日，年轻的伦敦黑人是边缘化的、碎片化的、褫权化的、贫穷的与分散的群体。然而，他们看起来又似乎是属于这片土地的。因而尽管上述种种，他们竟然也能在某处聚集起来”[7]（P44）。

在这里，我们常常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萨义德的悖论：他同时以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矛盾逻辑进行理论构筑，而这里实际上涉及一种在虚构与现实之间的二元谬误。而任意闭合的瞬间意义与现实世界的瞬间认识的结合就是空间权力的标志。据此而言，将空间理解成生产的和偶然的存在逐渐破坏了对于空间真实的诉求。

与此相反，空间本身与任意闭合的瞬间意义不分伯仲。实际存在的和多层所指的“空间”，比如“贫民区”如今就是一个精确的术语，它表示一个特定时刻的意义，并且这层意义的前提是任何词汇的使用对应一个意义，然而言语（parole）或者独特的说话方式并不妨碍交际语言的运用。

因此，在想象的与现实的、分析的与民间的概念之间并没有一种简单的二分法，而正如近来瓦克昆特（Wacqant）对贫民区的描述所展现的，他试图为自己所青睐的美国监狱模式的都市生活进行辩护。[9]（P1468-1532）问题的复杂程度远非如此。文字空间的物质属性确保了符指链的闭合，它既没有其他必要的开始，也没有其他必要的终结。这看起来让人悲喜交织。一方面，空间成了特殊隐喻的边缘；另一方面，空间化词汇或许透露出了将经验与现实二者等量齐观的误导。贫民区的各种符号使得分析概念和民间概念之间的二分法变得混乱不堪。

二、基于《新族性论集》

1988年，霍尔为国际传播学会（ICA）撰写了名为“新族性论集”（New Ethnicities）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是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它将英国黑人的种族政治学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它挑战了当时进行“种族”比较研究的正统观念，而是赋予了“黑人”在种族主义政权当中进行政治建设的主体地位，而上述种族主义政权由种族的各种归化类型组成，它们在“种族关系”社会学的不同风俗中享有特权。

在霍尔看来，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是“第一个时期”，此时围绕黑人文化的争论已经对那些尚未直言而又影响剧烈的白人文化统治问题做出了回应，而白人文化就是以文化生产与文化表征的形式以及“将英国黑人文化进行边缘化”的形式推行的。[10]（P27）但是，这种斗争只被视作一种稳定物价的形式。黑人的主体地位笼罩在伦理命令之下，而不是让文化差异成为表征的目的。1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暗示了“重要而又纯洁的黑人主体地位的终结”，霍尔对“第二个时期”的特征也进行了如下描述：它是“从表征关系的斗争向表征自身的政治学的斗争上”进行的转移。[10]（P27）一种关于获得可见性（visibility）的伦理斗争被一种关于可见性自身的复杂争论取代了；表征政治学凸显了地点、时间，主体位置的差异借助各种技术得以彰显。就大卫·斯科特而言，他在2005年曾写了一篇名叫“新空间问题”（New Problem-space）的文章：“在逐渐浮现的空间问题之中，新问题开始出现，那就是不再过分关注如何获得表征，而是重在把握这些表征所依赖的知识权力政体。”[2]（P10）斯科特将此与一种慷慨伦理学结合起来，这是“对于目前不可避免的偶然性”[2]（P12）的一种回应（可参见斯图亚特·霍尔的行为伦理学）。

特别地，这里似乎能感觉到一些旧有论争的残留，在生命与身份上的特权成为一种“尚未缝合的主体群”[2]（P14）。因此，种族概念在霍尔的文章之中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恢复。鉴于此，就“族性”这个术语在战后的人类学和种族关系社会学中的精确使用而言，霍尔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他要求让该术语能从“多元文化主义话语的位置当中摆脱出来”，然后再将其转化，就像我们之前将“黑色”这个术语从消极等值的系统位置之中恢复过来一样。[10]（P29）

一直以来，尽管从新族性之争沿袭下来的辩论遗产是极其深刻的，但是它却脱离了生成它们的作者的掌控。就这点而言，我们能在菲儿·科恩（Phil Cohen）于新族性研究中心（Centre for New Ethnicites Research）所进行的各种文化研究工作中感受到，科恩响应了伯明翰学派投身日常生活的呼声，这种文化研究的回归与伯明翰学派也存在一定差异，而这种差异能在诸如《族性》（Ethnicities）的新杂志里看出端倪，它预示了围绕英国多元文化差异的本体论之争的改变得到了正式承认。尽管左右派人士都对此有所批评，但是后来的许多文献还是欣然采纳了“新族性”馈赠的遗产。

但是，从一个时刻转移到另一个时刻的空间坐标同样是趣味盎然而又意义非凡的。位置、地区、地面、地点、语境和接合的空间隐喻，而且这种空间隐喻越发成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身份政治学以及霍尔自己的作品的中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身份政治学之争使得种族问题更加逻辑地形成一种愈发深层的偶然感，这在种族词汇与其空间词汇上都得到了体现。族性、种族、多元文化主义以及黑人民族性的各种术语是偶然呈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每一个或许在此时此地是对的，但是在彼时彼地又是错的。因此，这里有一种贯穿在霍尔作品中的逻辑感，这时对于种族主题地理学的兴趣开始与偶然性、创造性和易变性的感觉结合起来。

仅举一个例子，多元文化主义的谱系具有一种复杂的扭曲和转向。“新族性”文集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话语方式，它预示了近几十年来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多元对话。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论或许能够带来愉悦的美学感受，但是同时掩盖了剥削历史、符号统治以及真实暴力，而这些东西很明显都牵涉了种族主题。如此自相矛盾的是，我们在霍尔写于1988年的一些作品当中发现，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政策话语所具备的某些形式是具有争议性的，尽管职责、补偿、认识、交换和再分配的伦理挑战可以用来定义社会公正，而这种定义又将我们重新带回到了多元文化之争的分析领域当中。

许多时候，当多元文化主义身份与3S（Saris、Samosas以及Steelbands）教育政策联系起来之时，有人就会在种族主义制度化的问题上抛出一些有关文化的陈词滥调，而这些东西理应被驳斥。同样有些时候，多元文化主义之争也使得社会建设的理论问题变得更为深刻。在霍尔的背后，多元文化的接合是“优劣并存”的。优劣二者的差异涉及它们运用的时空以及术语自身的实际内容。因此，这使得霍尔的作品会更加系统地关注全球的以及地方的都市生活方式，尤其是他对全球化与多元文化关系的思考，这种探讨收录在海塞（Hesse）于2001年编辑的《解决抑或搁置的多元文化主义》（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s）文集中。

三、《多元文化问题》中的都市生活叙事

从许多方面来看，《多元文化问题》都是一本十分重要的文集。一直以来，它体现了强大的跨学科能力，而且它将霍尔对政治科学和种族关系社会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系谱学的思考熔铸起来，这种熔铸是以文化研究当中的一些复杂的“文化和身份”表征的形式展开的。除了这些文章的宗旨之外，此文集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中的文化是由全球构筑的，在这张全球文化地图当中，“地区文化（location of culture）”则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基本特征。

这些著作将对多元文化的哲学思考的提炼与对“全球各地（global local）”的微妙认知联系起来。这就与对“种族关系”或者“社会”研究的传统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将民族国家视作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文化熔炉；对于当代社会和政治语境中的“种族问题”，该文集提供了一种可以理解这些问题形式的智力装置。地缘政治（geo-political）在以种族为主题的文化生产中心里出现，然而城市通常为此提供一个进行叙事的框架设置，而城市生活成为身份形成的情感过程与权力资源的合理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霍尔的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都显得比较亲和，但围绕多元文化主义的论争也通过某种叙事方式凸显了种族问题，而这种方式就是为当下赋权的同时也不忘记当下的（福柯式的）历史。文化研究以此种方式变得陌生起来，而部分作品同样提供了一种地图以及当代的系谱。

这项工作是通过假定存在着可以同时为临界距离与直接监督赋权的前提来实现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该文集总结了多元文化在破坏种族和族群语言上的强大效果（这超出了英国曾将“黑人及亚裔”归类为二代或者三代移民文化的陈旧二元分类模式）。文化通过混合交融的形式变得混乱不堪，而自由宪政国家的基础也开始变得动荡不安。

该文集将一般“文化”与特殊多元文化的创造物置于一种带有嵌入感的地区、国家和全球地理当中。在1988年出版的《新族性论集》里，多元文化主义是“反种族主义的他者”，它是战后处理差异问题的归化方式，即通过涉及“种族关系”的中介机构、社会政策和推论形式展开。但是，在这本2000页的文集中，多元文化成为人口与信息的跨国流动、全球化情感、社会经济的理性国家组织、文化生产的本土创造力的重要中介。因此，在具备多元文化的城市里，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版本之间存在一种矛盾，而这种矛盾与地方的伦理及社会问题的关系显得时而紧密时而剥离。

因此，借助霍尔所采纳的多元文化思路，我们可以巧妙地解决在种族文化研究当中出现的两个常见错误。第一个错误出现在一些讨论多元文化主义的文章中，而这本质上是探讨“社会”是如何管控差异的反空间（aspatial）之争。玛丽·希克曼[11]（P314-318）近来将此称为“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 in one country）”，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集中关注一个国家内的资源与认同上的竞争要求。团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张力，公共领域中的信仰空间，国家身份与融合的概念趋向于主导严肃性论辩，有时退回到对细微差异的自我陶醉或许也能走向一条歧出的死胡同。

但是我们知道，“一国之内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学忽略了多元地理层级之下的国际流散情感以及权利和责任的理性组织的产生。这种地理多元化超出了地方与全球或者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界限。它只在地区的、城市的和毗邻的层级上起作用。它展现了一个国家的难民在居住权利上的不可通约性，如同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家庭需要在议会安置房内等待一个前途未卜的住房分配系统下的名额一般，如同一个在空间定义的市场之中的主体，即一个针对当地人或者仅仅是生活在特定地产上的住房申请者。

第二个错误体现在人口统计学式的差异呈现与它们的文化变迁之间的张力，这意味着所有的这种分类都无法充分展现它们的本质，不过霍尔对此的描绘则有效地避免了这种错误。黑人、孟加拉人、穆斯林人、犹太人、古吉拉特人都是一些表示特定人群的术语（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人口统计学意义），但是这决不能抓住创造力、政治学和富有表现力的文化形式的历时性动态变迁，而且这是不断超出一般分类标准的。一旦文化超过了其原初差异，它在具备选择性、论辩性和狂欢性的公共领域中所创造的产品就变成了价值争论的轨迹，而这正在被权力结构所挑战或者复制。文化治理恰恰涉及文化差异的创造领域和权力政权之间的关系，它允许一些主体彰显自身而另一些人则依然隐没。这种“文化方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感体现在权力的几何图形之中，它含蓄地利用了一些诸如多林·梅西（Doreen Massey）等地理学者的作品，并且杜绝了文化差异研究的特权类别，凯坦·巴特（Chetan Bhatt）已经对否定种族和族群的地缘政治学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对这本文集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巴特勒的作品可以瓦解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论战结构，换用霍尔的术语即：“每个以他者视野得出的特定身份都是根本不够的。这就意味着普遍性是我的身份的一部分，而至于我则被一种‘本质缺乏（constitutive lack）所渗透。”[12]（P234）

以这种方式，接合政治学使得事物此是彼非，“新族性”文集中浮现出的语境意义显得尤为深刻。在某种意义上而言，霍尔产生了一种对城市空间的未知的和不可知的创造感，他据此曾写道：“在这些间隙之内存在一种传播本土现代性的可能性。文化并不能从正面抵抗西方现代技术的大潮。可是，它们继续改变、‘翻译其自下而上的规则。它们组成了一种新‘地方主义的基础，而该基础的特征就是无法进行自给自足，但是地方主义孕育其中，而不只是一种全球的幻影。这种‘地方主义（localism）不只是历史的余响。它是新事物——全球化所附带的阴影。”[12]（P216） 在逝后出版的最后作品当中，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认为，西方政治理论的中心是对于城市及国家的历史合作生产的理解。城市与国家这两个术语是互构的；统治的概念唯有通过自由城市和君主专制的相互作用才能理解，对于领土的理解则需要中介，有时这种中介就在本土文化（比如方言，patois）与想象的社区（民族，ethnoi）及领土的动态组合之间。[7]（P12-36）城市代表一种统治权力和社会组织的领土化，但是它依赖于一种自我身份（一种城市想象）的情感，而它则假定了一种超越疆界的国家的存在（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最高级的城市共和国形式中或者21世纪的城市国家里）。现代国家通过下属的地理单元将其统治政权进行地区划分，但是为了彰显权力主体从而依赖于人口统计学的理性组织和居住点的功能层次，就使得城市化成为一种强劲的经济逻辑。这种社会组织是通过理性与情感这种政治学理论的周期性张力共筑的，而它利用了以现实和想象的城市作为中介的都市化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现实和想象共存的城市词汇与理性和感性并置的康德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同样也是多元文化问题需要将全球与地方更多地并置起来考虑的地方。它同样需要一种将多元文化主体和种族困境展现出来的地图学。霍尔的文章可以概括如下：城市生活是与多元文化问题相伴随的影子。

霍尔的文章展示了多元文化在全球的实现对身份与归属这一传统（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问题框架的挑战方式。同样地，他将全球与地方（the global-local）的关系视作是在封闭的国家领域中的一种断裂，而社会概念的地理断裂需要一种可供理解、阐释的描述性语言，并且它可以借助诸如忠诚、情感和归属的概念唤起人们的空间感，而这是身份、权利以及一个好城市的理性组织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需求。

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我们开始得出一个城市生活的概念，它将21世纪的城市多元文化主义视作是人口统计学的必然与政治学上的挑战。在伦理上，我们需要考虑居住在城市社区的意义，这种社区或许是不同的历史与差异的历史的共同产物，这种历史具有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暴力统治的烙印。我们同样也需要明白这种社区或许会借助情感和忠贞的全球网络来构筑。正如当代资本全球化的经济驱动力挑战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劳动力的流动与资本一起创造了文化和人口的跨国网络。也正如多元文化主义成为与全球化相伴随的影子，假如我们能理解全球化的城市与社区的动态性，那么我们不得不加强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因为它展现了这种叙述空间并且产生了一种具备伦理可能性的政治叙事。

纵观全球，城市提供了一个实现各种挑战的特殊领域。在涉及多元文化主义的文章当中，霍尔关注政治主权与文化政治学的交界面，这展现了新族性主体的道德困境以及政治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学科交叉。在一些文章中（这横跨了左右两派的政治光谱），有一种将国界外的世界进行浪漫化处理以及提升市民社会和社区动员的美德的趋势。一种对颂扬公民社会的“治理”派写作的普遍批评暗示，这种公民社会形式是在政府统治的框架内形成的，而生物政治学将这种合法主体描述成从权力缝隙之中浮现的。霍尔文章中的这种暗示需要我们细查权力政权和主体（包括主观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他们的视野以及“主观化”政权之内方能显现。另外，对自由的狭小空间的限制超过了国家视野或者浪漫化的新道德主体，这种主体是在全球多元文化的文化政治学中浮现的，而这或许会限制而非促进我们迈向国际大都市的步伐。

面对当下全球的城市世界主义的诱惑，多元与差异星光闪现。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种族清洗和外来恐惧重新成为城市的恶魔。实际上，围绕都市生活与种族、多元文化、偏狭形式规范的论辩所带来的挑战是主观的（城市）与客观的（多元文化）的辩论，这种在我们眼前不断消失的东西竟然会以其他的方式再次浮现。面对矛盾重重的现实与霍尔在多元文化主义文集中探究空间进化所展现的现象，我们可以利用上述资源解决“新族性”文集中明显展露的问题以及《监控危机》一书中所揭示出的矛盾。

如果不寻找其边界的话，城市看起来显得如此牢固。如果不是发现了鹅卵石下的海滨，我们会觉得街道似乎就是提供确定性的，这就是对私生活进行秘密叙事的隐秘空间与同意和反对意见交替进行的公共领域。当历史是权力的声音之时，地理则是探险家和制图师的特权。我们并不希望将这些声音与地图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与此相反，城市历史学告诉我们年表已经被用来理解城市了，并且历史一般是由胜者来书写，而失败者的声音则湮没无闻了。

特别地，多元文化问题展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能在当代城市中航行并通告社会政治论争的新探索罗盘的原因。从历史上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将城市研究及城市研究的交叉学科领域置于一个横跨东西的谱系上，而这或许可以称为一种传统的和批判的研究文献。传统城市研究方法常常将城市的社会经济秩序具体化（努力使得其功能实现最大化、工作形式实现最优化）。与此相反，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旨在逐渐破坏建筑和人群的自然化的秩序（揭示了不公正的铭文的图案诡计以及权力和资本不平等的具体化）。这种二维城市生活无法适应全球化的跨国挑战以及多元文化的伦理挑战。

这样做需要进入城市研究的学术论争以及一些社会大众之中，这些大众关心全球化城市的多元文化未来。正如霍尔的文章将空间感与自由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张力感在一个全球概念中综合起来一样，类似的城市阅读挑战了经济的和文化的城市阅读。它纵贯了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哲学，但是它是在我们东西谱系无法安置多元文化城市的激烈论争之中实现的。

有时候霍尔这里也有一种协调不可通约性的空间线索。在文集的后面，一种定义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张力的谱系显得意味深长，它制造了陌生与熟悉之间的敌对，并且详细叙述了我们如何了解城市以及我们如何限制其可能性或匿名性的。长期以来，城市是新事物来到世界的平台。从历史来看，城市之所以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改变的熔炉，正是因为旧价值和旧秩序在城市生活的骚动面前分崩离析。这展现了民粹主义狂热下的典型城市恐惧与大都市对于启蒙批判的潜力。因此城市在这些张力之间是矛盾的和模糊的，城市领域展现了最强烈的不宽容形式，通常也展现了其进行最亲密形式的文化对话的潜力。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缺乏一套逻辑进展的张力，在霍尔新近的作品当中精神分析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在种族问题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张力恰恰得以彰显，而矛盾因素或对抗力量是既不暗中调和也不辩证综合的，而是一种临时抑制的理论形式。

因此，比如“无家可归”（unheimlich的字面意思）这个诡异（uncanny）范畴就成了理解如今出现的空间、主体和城市隔离叙事方式的关键。正如李欧梵（Leo Oufan Lee）在其探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时的尖锐评论那般，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诡异范畴提供了一种殖民地现代性、都市以及浮现的主体的构图方式；“尽管其空间仍然是国内的，但是如今在心灵内部，人们已经区分不出投射或者内省的界限了。其症候包括空间畏惧，它导致对于运动的麻痹，以及时间畏惧，这导致一种历史健忘症”[10]（P178）。当代历史以及大都市的制图学重新定义了一种与多元文化的诡异关系感。

在多元文化主义文集当中，霍尔在这个方向上指出：“多元文化问题也表明‘差异（difference）是将民主定义为真正的多元空间的关键所在……它必须试着构筑一个多样性的公共领域，在此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必须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内进行协商并转化。空间的关键就是维持异质性与多元性，其基础就是在协商范围以内维持他们的差异。”[5]P236

本着这种精神，霍尔自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以来所倡导的这种学术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参与当代大都市的日常文化以及铺展这些问题的理论叙事的演练，这种理论叙事可以用来理解时空故事的欺骗性，解开其自我构筑中的道德的、政治的和实践中的矛盾。

因此，都市生活的词汇在讨论多元文化的作品当中俯拾即是。我们不能直接领会这些词语的意义，而是需要追踪本土的现代性与偏狭的接合性之间的构图，这在莱斯·巴克（Les Back）那里被称作“大都市悖论（metropolitan paradox）”[15]。我们需要明白罗盘可以用来确定北极和与其相关的东、西、南的方位，但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通往美好城市的公路地图。它们展现了在城市生活秩序里的一种与框架本身角力的本质性张力。霍尔在文章中将附加的的纵向维度（“北-南”）组织起来用于揭示全球与地方二者的现实关系，理性和情感被视作是道德哲学的基本张力，但它同样与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地图学产生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道德哲学与多元文化这两个主题上的论辩编排是一致的，即长期围绕着我们是如何认识城市空间的道德标记展开论辩的（Rorty）。[16]（P45-58）除非我们理解了城市是如何将这些张力汇聚、转移并分解的，不然我们将会继续误解多元文化主义对当代都市生活的挑战。最重要的是，我们既可以直接将所有这些张力说成是社会政策问题，这些政策指导我们如何建设一个多元文化城市，也可以将其视为学术问题，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一些如何理解它的方式。

极端点儿来说，城市通常欢迎陌生的及未知的事物。移民、难民、新客或者后来接触到后殖民大都市的本土文化者，他们眼里所观察到的城市往往是别样景观。新移民群体的到来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城市的旧有生活方式，他们会发现缝隙市场（niche market）或者创新空间，他们还会挑战金科玉律与强势权力阶层。转瞬即逝的漫谈或许突然成为象征意义的中心。殖民主义、帝国、奴隶制、镇压原住民的历史被掩藏起来，但它们或许会从城市细胞的潜意识里苏醒过来。但是，他们并不是直接这样做的。

相比之下，伦理上可知并熟识的事物的共产主义感与邻里关系的道德正义性直接说明了一些争论：混淆了我们或许通常称之为反动派（编码为政治右派）和革命派（编码为政治左派）的都市生活的东西方类型。给予少数群体一个平台来享有发言权的价值系统或许必须立即捍卫他们的呼声得以实现的根基。监控权在这种邻里关系（现实的或者隐喻的）中的出现挑战着这种言说权威。它直接以财产权利、两性关系、学校教育、明显性征、租房补贴控制（通过国家或者社会房东条款进行）以及雇佣法律和实践的市场中的文化认知权的术语言说都市政策。它间接地说明了一种围绕权利话语、国家形态、国际索求和强制执行之关系的论辩。自由主义者对身份标记的漠不关心也直接诉求一种避免歧视、种族骚扰以及现实的与符号的文化偏狭的权利。大致来说，我们的罗盘已经在这种新观念下严重迷失航向了。我们能在21世纪的多元文化领域中看见身兼左右两翼的共产主义者。邻里关系变成了在商业改善区域里进行自我监控的权利，地方社区采取自我管控行动来反对流浪汉、反社会者及行为恶劣者，而这对传统的右翼选民具有较高的吸引力。社区基层组织反对物业资本，反对道路扩建、修建绿地、关闭学校，而这些都是左派的传统议程。共产主义者既持守道德立场又拥抱都市生活。他们有同一种道德根基，但在城市愿景和政治路线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也不断呼吁一种全球城市的种族社群主义，这将自我边界提供一种有问题的文化生产的少数族群的认知权利得以具体化。

但是，摆脱国家限制的权利同样反对奇装异服或者行使个人的宗教偏好，而限制国家权力滥用暴力或者监控城市空间往往也是左派所称道的。李嘉图式的地租曲线构筑了一种市场空间，然而对抵制国家进行市场干预的责难，以及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劝诫或者政府对市场关系的干预正向自由主义说明一个事实：左派很难将其归为己有。一种对国家行为的强烈怀疑不时在左右两派政治谱系中形成共识。这就直接告诫我们在使用词汇时必须格外细心。自由主义也分为左派自由主义和右派自由主义。最好不要将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定义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因为它无法归入诸如当我们将进步的都市生活视作敌人而得到的“复仇之城（revanchist city）”这样的观念中来。这种横跨进步和反动界限的自由传统在反种族主义的呼声中得到重申，它寻求种族差异的非法性与种族商品化的市场逻辑特权。

这种道德罗盘的另一个维度在21世纪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城市的现实面前变得更加复杂了。对土著的和本地的居民与少数的移民的权利认知正好位于批判都市生活、城市功能建设、公有社会的稳定与耻辱、自由政府的问题这四维张力之间。它在其中常常四面楚歌。对移民可以为城市带来经济利益的认同与移民会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威胁的反调针锋相对。他们也涉及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论辩：作为少数派的移民群体的文化权利理应受到重视，而运转良好的城市政府结构则对其不断镇压。

结 论

斯图亚特·霍尔式的社会干预带有浓重的政治行动与理论争辩的双重色彩。但是，城市形象似乎逐渐展现出一个问题：它成了自由与隔离的潜在领域。霍尔后期的作品带有一种政治想象的窗口与政治行动的舞台的双重空间感，这种双重性则带来了丰富的张力。

同样，霍尔以地方、国家和全球感确定的政治范围则是通过权力几何学进行装配的，这彰显了在邻里、地方、国家和全球范围的市民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大致来看，霍尔的作品在空间方面的意义显得越来越重要。霍尔早期作品的空间与地域语言奠定了其理论构筑的基础。有时它只是文化政治学在领土上的实现，地理学几乎是经验主义的同类，城市则是后殖民主义在种族主义实践上的不断变动的有毒熔炉。我们或许能从霍尔作品的评论方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他对一种借助文化形式将统治性的种族政治伦理学置于都市生活中的主体和建筑的中心持批评态度。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大卫·斯科特已经重点强调过的：斯图亚特·霍尔的“行动伦理学（ethics of action）”参考了当下的“必然的偶然性（ineluctable contingency）”[2]（P210），或许霍尔的作品应当被视作是理解城市的抵抗地图学的政治诫命。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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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