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回望过去近200年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步步惊心。不过，历史地看，近200年过去了，尽管也有不尽如人意处，但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面貌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近200年之前那个遥远的中国，是世界各大文明体中体量最大，存在时间久远，由此也注定了这个文明体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像东邻日本那样简单，脱亚入欧。

四民社会有其合理性

漫长的中国主体历史，就是农耕文明的发展史。应该承认，中国的农耕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确实曾经拥有过自己的辉煌。与农耕文明相配合，中国很久以前就构建了自己的宗法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伦理价值。进入帝制时代，中国社会又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为官僚队伍准备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而社会也因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渐渐形成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四民社会”。

从今天的观点看，四民社会将人们的阶级几乎固化，龙生龙凤生凤，农工两个阶级要想获得改变，晋升为士大夫阶层，需要付出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在两千年帝制时代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阶级固化让社会达成一种超稳定形态，中国社会两千年之所以只有更姓易代的王朝更迭，而没有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四民社会的阶级固化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四民社会有其合理性。但严重的阶级固化也势必遏制了社会的活力，士大夫阶层前半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鲤鱼跳龙门，金榜题名，后半生即便有心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过是内圣外王、忠君爱国，将做官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极少士大夫想到科学创造和技术革新。工人农民两个阶级是社会最大群体，他们处于社会末端，无知无识，辛勤劳作，运气不错的或许能够获得社会阶级的稍微提升，更多的不过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至于商人阶级，因为至少从汉代盐铁会议开始，中国历代政府奉行重农抑商基本政策，关涉人民生存必须的最大量日用品诸如盐、铁、漕运、对外贸易等均由官营，灵活的商人即便积累了一些财富，但他们对于社会变革、技术进步也是无心无力。中国无法产生新教伦理、清教徒，“先富阶级”动辄盛行奢靡之风，不是他们不懂积累不懂投资，不懂将商业资本转型为产业资本，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几千年的历史就这样延续着，直至大航海时代，全球面貌发生变化，中国也因此而被拖入全球化轨道。

中国历史趋势被逆转

在全球化时代最初几百年，大约从明代中期至18世纪，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交往中，获得了许多有用的信息，也预示着必将发生巨大改变，与全球一致。我们今天回望明清之交的那两个世纪，可以清晰感觉到东西文明的对流，中国不仅接纳了西学东渐，让中国文明结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缓慢的调整，诸如徐光启、利玛窦等中西大儒对几何概念的引进。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主义也向西方传递了自己的思想，学术界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欧洲近代的启蒙思潮中就有一些中国因素。

在物质交往方面，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大黄等初级农产品更是借全球化的东风所向披靡占领世界市场，几乎成了全球别无分店的垄断商品，为中国赢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明代中晚期开始的白银资本，18世纪的中国繁华，其实都是全球化带给中国的效益。当然，也离不开中国人的节俭、聪明、勤奋和不辞劳苦。

假如不是那个蒸汽技术的出现，中国在那样的全球化背景下一定会继续赢者通吃，向全球输送中国的物品，换回更多白银。然而历史无法假设，英伦三岛蒸汽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让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中国如何应对这样的人类历史大变局，确实构成一个历史性难题。

马戛尔尼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根据描述绘制的英使觐见皇帝场面：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使团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

工业化形成巨大的产能，巨大的产能需要巨大的市场。但是中国在过往几百年的全球化过程中，主要是世界消费品的生产者、提供者，中国并没有很多的西方物品消费需求，更没有消费冲动、消费习惯。于是在18世纪，中国的富裕达到历史的高点;另一方面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英国的贸易失衡却越来越严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1787年派遣卡思卡特使团出访中国，希望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外交关系，更方便地处理双方贸易问题;希望中国更多购买英国的纺织工业品，让中英贸易趋于平衡，至少不能持续无限度扩大失衡。公平而言，对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乾隆大帝而言，英国的要求并非不可谈判。然而遗憾的是，卡思卡特竟然病逝于中途。

历史总是在偶然事件中发生剧烈变化。卡思卡特使團当年如果顺利抵达北京，总会谈出一个思路，即便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致于更坏。然而突发的卡思卡特中途病逝让中英官方谈判推迟了六年，1793年，英国政府才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马戛尔尼的使命与卡思卡特几乎完全一致。

可惜的是，历史又一次被偶然事件剧烈冲击。就在卡思卡特病逝途中两年后，马戛尔尼使团出发前四年，1789年，在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但在18世纪最后几年以及19世纪前半期，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法国陷入政治动荡。而历史所呈现的事实也是，整个欧洲因为法国的动荡而陷入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持续混乱，给欧洲和世界带来无限困扰。

中国人当时并不知道巴黎的事情，鼎盛期的中国尽管与世界生意照做，但并不关心那几十年世界发生的几件大事：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这几件大事不仅改变了西方世界，而且逆转了中国历史趋势。

在传统叙事中，一般将马戛尔尼使团的失败归结为文明冲突，或礼仪冲突。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并不是全部。我们现在可以补充的是，第一，根据马戛尔尼随员的记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国方面获悉巴黎的消息后有自己的评估，把原本有可能达成的中英妥协予以搁置，“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

第二，即便仅从商业角度而言，中国作为贸易失衡的获利一方，一方面具有扩大进口拉平失衡的责任，另一方面确实没有平衡贸易失衡的内在动力。期待通过谈判平衡贸易，这对于享有巨大贸易顺差的一方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更非情愿。

又过了23年，1816年，英国政府再派阿美士德使团出访中国。其使命与卡思卡特、马戛尔尼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阿美士德照样失败，说出来的理由依然是礼仪冲突。

其实从商业的原则想，英国人喜欢中国商品，中国人不需要英国工业品。中国人并没有强买强卖，逼着英国人买茶叶、丝绸、瓷器和大黄，而是中国商品质优价廉，赢得了市场。这是自然形成的，并不是中国政府刻意倾销，因而中国不可能通过谈判去解决中英之间严重失衡的贸易。

被迫走出农业文明

和平谈判无法解决问题，稍后又注入了鸦片这个因素。鸦片贸易让中英贸易失衡有所改善，但这种贸易实在属于罪恶。因而中英双方的敌意不断积聚，终于引发了1840年的军事冲突。之后就是“五口通商”，中国被动开放了五个口岸。所谓“近代”，也终于就此起步。

五口通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所谓“开国”，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这个事件与日本的黑船事件极为相似，都是允许自由贸易的开始。

自由贸易的部分实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积累几百年的大问题，困扰明清两代的倭寇走私贸易不剿而结束。尽管五口通商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空间，不论中方，还是与中国贸易的各国，都有需要调整的要求。后人，包括一些著名历史学家都指责清政府在五口通商之后不去积极改革，没有像日本那样见贤思齐，转身向西，脱亚入欧。这个指责从情理上可以理解，但从历史主义的立场看则意义不大。第一，五口通商所要解决的是经年积累的贸易失衡问题，是外国商品能否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五口通商予以解决了，因此当时朝野才有“万年和约”的评估。

1858年6月26日，中英两国在天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

第二，现在呈现的史料表明，五口通商前后，只有极少数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意识到西方人有些东西是可以学习的。这种看法其实就是中国知识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落实，即便按照魏源稍后《海国图志》的提示，也只是“师夷长技”，那么什么才是“夷之长技”，这也必须给予仔细分梳，而不是泛泛地去学西方，更不是去改革。一战之后并不高估对手，并不自轻自贱，可能也有值得注意处。

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心理的驱使，中国并没有在五口通商之后没完没了地懊悔、抱怨，日子该怎样过还怎样过，太阳照常升起。只是过了十几年之后，随着时间推移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中外都觉得五口通商及其相关协议有调整的必要。而这个调整，不是收回、收缩，或终结，而是在五口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通商口岸。这是西方的要求，其实也是中国非五口区域官民的普遍看法。从外国的立场看容易理解，五口通商让它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预感到中国可能将成为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中心，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它们真诚希望中国扩大市场的开放规模，并让开放更加便捷，更合乎全球经济一般规则。

从中国非五口区域官民立场看，他们可能并没有后来者想象的排外、拒绝外来商业机会的内在冲动。五口通商给这五个地区带来的机会、富裕，也让周边非开放区域的民众想尽办法涌进这些口岸寻找机会。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他们在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中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更多地开放并不是一个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1858年《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其实还是一种可管控的有序开放，但是稍微遗憾的是，清廷最高主政者的犹疑、反复，特别是处置失当，结果又像上一次一样再次诉诸战争。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中国与诸大国分别达成《北京条约》。《北京条约》不仅全盘照抄了《天津条约》的规定，而且更进了好几步。

1887年，北洋水师“致远号”官兵合影。中间双手交叉者是管带邓世昌。

不过也应该看到，《北京条约》让僵持近百年的许多问题得以化解，中国终于堂而皇之开始重塑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各大国迅速向中国派遣公使，中国的领导层开始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这对于理解变化中的世界秩序格外重要。

清帝国当时面临的最大压力并不是外部，在与各大国公使，甚至军方领导人的交往过程中，中方大员诸如恭亲王奕，逐渐对外国人建立了好感，或者说有了公平对待的印象。他也向外国公使表达了中方的苦恼，特别是如何平息持续十年之久的太平天国之乱，恭亲王很愿意听取各国的建议。俄国公使答应可以出兵协助，而英国公使私下劝说恭亲王不要接受，而应该按照西方各国的方式整饬军队，发展军事工业，用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权衡利弊，清廷接受了这样的建议，于是因为要平定太平天国，开始了自己的强军工程;因为要强军，于是有了第一批西方式的军事工业，有了最早的海军教育，有了造船业。又由于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垄断在政府手里，与这些强军事业相关联的任何辅助型事业，也都由政府一手垄断，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后来被称为洋务运动、自强新政的事业，带有浓厚的官僚体制色彩。

洋务运动开始不久，太平天国的势力很快也就结束了。之前创建的这些军事工业毕竟都是大清的财富，也不能随之收摊，于是以强军为诉求的自强新政继续存在和发展，并渐渐地演化成了一场工业化运动。中国终于因这些机缘巧合开始从原来的农业文明中走出，开始构建自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

“中体西用”

在这场工业化运动中，后世的检讨与抱怨都是认为中国没有与同时代的日本维新运动那样从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教育变革方面入手，而只是学习了西方的一些皮毛，忽略了西方富强的根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都集中精力批评这个时代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假如我们实事求是复原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发展，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的自强新政由于不学西方之本，只学西方之末，只在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上下功夫，因而中国的发展速度日本可能望尘莫及。

1871年和1885年，主持洋务的李鸿章与日本外交代表有过坦诚的谈话，他并不认为中国埋头发展经济，发展军事，淡化政治、社会、教育改革有什么问题。而且事实是，仅仅30年时间，清帝国就从根本上扭转了19世纪初年开始的下滑曲线，1890年前后，清帝国的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尤其是最现代的海军力量，被各国测评为亚洲第一、世界前列。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应该说那几十年确实获得了巨大发展。那时的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除极个别，大都认同于洋务新政的发展模式，张之洞甚至到了1898年仍然在他的《劝学篇》中重申应该坚持“中体西用”的既定原则，不要因为甲午之败而动摇。

问题在于，甲午之败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就是这个“中体西用”的方针，严复、梁启超等人将之描写为一钱不值，耽搁了中国几十年，于是在甲午之后，因战败而维新，而变法，新政、宪政而共和，而民国。甲午之后不到20年，中国走完了西方国家（比如英法）走了几百年而没有走完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是在悬崖上行走，命悬一线，一点也不为过。

其实，100多年之后重新思考中国走过的路，检讨后世史学家的看法，一方面我们这些后来者固然有资格指责那些历史人物的失误、见识与决断，但是另一方面必須看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切果必有其因，因果关联，是我们检讨历史的一个重要准则。

历史走到甲午，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近乎归零，特别是举30年国力精心营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令人痛心。痛定思痛，中国重新出发，维新、变法、新政、宪政、共和，这都是历史的逻辑展开，“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至此也才真正拉开了序幕。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