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拥民

行为经济学今天俨然成为一门显学。不知不觉间，2000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为经济学家，已经一掌难以尽数。丹尼尔·迈克法登、乔治·阿克洛夫、弗农·史密斯、丹尼尔·卡尼曼、托马斯·谢林、理查德·塞勒、阿比吉特·班纳吉、艾丝特·杜芙若和迈克尔·克雷默，或者以行为经济学家自许，或者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家（尽管其中有几位，也被称为“计量经济学家”或“实验经济学家”）。

在这些身为诺奖得主的“行为经济学家”中，丹尼尔·卡尼曼的社会影响力可能是最大的。这或许是因为他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最具大众传播效应（而且不要忘记，心理学本身也是显学，据称它能“统治世界”）;也可能是因为行为经济学通常被理解为心理学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产物，卡尼曼无疑最具优势。

因此，在卡尼曼广受欢迎的《思考，快与慢》出版十年之后，他的新著《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一经问世，立即引起普遍关注。

噪声很重要，但是《噪声》一书本身可能是行为经济学“软化”的标志。

《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似乎是与《思考，快与慢》无缝衔接的。不过，《思考，快与慢》一书的主题其实并没有充分反映在书名上，因为它所讨论的并不是一般的思考过程，而是判断过程中的思考模式。

判断肯定会出现误差。卡尼曼认为，误差可以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各种偏差（bias）所导致的，表现为一种有规律性（patterned）的系统性的偏移，《思考，快与慢》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类误差。第二类误差则为噪声（noise），表现为随机性的误判。因此，要想提高決策质量（判断的准确性），一方面必须减少偏差，另一方面必须减少噪声。

在强调了分析噪声的重要性之后，卡尼曼等人对噪声进行了分类。系统噪声分为层级噪声（“level noise”，中译本将其译为“水平噪声”）和模式噪声。而模式噪声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稳定模式噪声和情境噪声（不稳定模式噪声）。

层级噪声指的是多个不同判断者对同一事物做出的判断之间的变异性，稳定的模式噪声指的是同一个判断者对不同事物做出的判断之间的变异性，情境噪声是指同一个判断者对同一事物在不同场所/情境下做出的判断之间的变异性。如果用经济学中的“偏好”来类比的话，那么层级噪声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偏好，稳定的模式噪声反映的是一个人的稳定偏好，而情境噪声则反映了一个人的偏好的“情境依赖性”。不难想象，这三种噪声可能会同时出现，从而使得判断中的误差更加复杂。

接着，卡尼曼等人分析了噪声出现的原因。噪声的来源有三类，一是判断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如个性和认知风格;二是判断涉及的事物的特质;三是源于“量尺”的变异性，比如说对同一测量工具的不同使用方法。

以上内容，其实大多属于常识，学过心理学、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对“方差”分析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觉得陌生。而且，卡尼曼等人在《噪声》一书中，对于“偏差”和“噪声”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是颇有些混乱的。一方面，书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公式，说误差等于偏差加噪声;但是另一方面，书中又多次提到，心理偏差会导致系统噪声。例如，书中提到，“心境”是情境噪声的来源，随着心境的变化，认知机制也会改变——心境会影响你的思考，即便你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判断不会受影响且能说明你的理由。这难道不也是启发式和偏差起作用的机制吗？总之，偏差和噪声相互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两者似乎处于一种既相互生成又相互打断的循环当中。

在我看来，对于行为经济学来说，有更大意味的是卡尼曼等人接下来对导致噪声放大的机制和消除噪声的方法的讨论（包括对消除噪声的努力的障碍的讨论）。

卡尼曼等人认为，预测时必须面对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的客观无知——会放大误差，与量表的匹配过程或所用量尺的模糊性会放大误差，群体效应也会放大误差（在最后这一点上，书中强调的包括先入为主效应和群体极化效应等放大误差的机制，其实也可以归结为确认偏差或现状偏差，因此偏差和噪声的关系在这里也是不清晰的）。

然后，卡尼曼等人讨论了在人类决策的五个关键领域减少噪声、提高决策质量的方法——“决策清洗”（“Decision Hygiene”，中译本译为“决策卫生”）。这些方法大体上可以总结为：让一个由能做出独立判断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决策，让模型和算法来替代人做出决策，以排序代替匹配，让专家来决策，让“预测市场”利用大数据来做出决策，等等。这些方法对于领导者和管理者提高实际决策水平可能有很大的价值，但是从行为经济学知识扩展的角度来看，并没有特别大的新意，在技术的层面上，也比不上计量经济学中早就发展起来的各种滤波方法。

《噪声：人类判断的缺陷》（以色列）丹尼尔·卡尼曼著李纾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9月

在《噪声》一书中，卡尼曼等人将重点放在了以这种方式去减少噪声上面，以一个行为经济学家的标准来衡量，这可以说是一个有些令人意外的选择。

在反对行为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中，最主要的一个方法论立场就是，各种认知偏差所导致的噪声，在总量层面上都会相互抵消掉，因此经济学家为了论述方便，是可以忽略它们的。像法鲁克·居尔（Faruk Gul）和沃尔夫冈·佩森多费尔（Wolfgang Pesendorfer）在他们那篇非常著名的论文《无需心脑的经济学》（Mindless Economics）中就强调了这一立场。卡尼曼等人在本书中讨论减少噪声的方式，不是在向上述方法论立场靠拢吗？回顾一下卡尼曼以往的研究中对噪声的高度强调，实在有些感慨。

确实，在《噪声》一书中，卡尼曼等人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观点，如噪声是无法完全相互抵消的，而且在群体中还会放大;又如在预测性判断中噪声会因为客观无知的存在而进一步突显。这些问题对于行为经济学的知识进展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噪声天然与作为主流经济学核心的均衡概念难以相容：决策过程中倘若噪声无处不见，那么均衡也就不必讨论了。另外，在当代行为金融学领域，对于“厚尾噪声”的分析，业已成为最前沿、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但是在这本书中，却完全未曾触及。

《噪声》把重点放到了如何消除噪声上面，这种处理是很有意思的。如此先重重拿起、后轻轻放下，是不是标志着行为经济学在面对主流经济学时的立场软化呢？这个问题，需要放到更广泛一点的历史视角来分析。

“硬”的行为经济学与“软”的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并不是“新学”。在一定意义上，斯密在《国富论》讲的是经济学，在他的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论》中讲的就是行为经济学。有人可能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牵强，不过学界公认的是，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行为经济学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基本上一直沉寂到了90年代。

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框架，是一个高度内在一致的理论，为人类行为给出了严格的、自洽的、可证伪的模型。新古典经济学的特征包括且又不严格限制于：一致的自利偏好、主观期望效用、不受限制的认知能力、不受限制的关注力、不受限制的意志力，以及以均衡分析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但是从主流经济学出现第一天起，以批判它为己任的各种非主流的经济学就随之出现了。

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行为经济学家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链条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的：主流经济学将模型建立在了个体理性等假设的基础上，但是新出现的大量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证据表明，大多数人都是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这种描述层面上的落差，应该可以解释主流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经济危机的爆发等各种现象的原因。所以，整个主流经济学理论必须加以彻底的修正。这样一来，这个阶段的行为经济学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批评，主要落在了它的“假设不真实”上面，而且提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纲领也相当激进。

对于这种行为经济学，可以称之为“硬”的行为经济学。这种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意将行为经济学发展为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替代经济分析范式，即，不再假定理性行为主体致力于最大化给定的效用函数，而且是通过行为主体在经验上可描述的实际行为来导出效用函数，并重新界定理性的含义;二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提出系统性的质疑基础上，用以潜在的心理—神经过程为基础的更“硬”的证据支持的假设取而代之，使之具备更强的“实证”基础。也就是说，在方法论层面上，抛弃罗宾逊—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的越来越操作主义化的实证立场，回到更接近其本源意义的实证立场上，即要求假设不能仅仅是便于操作的，而且必须尽可能真实——决策者之所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甚至大脑内部出现了相应的表征，因此要将“似乎是如此”替换为“就是如此”。

丹尼尔·卡尼曼。图/视觉中国

理查德· 塞勒。图/法新

行为经济学领域最早出现的两个模型——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满意水平”模型、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模型，都有这种“硬”行为经济学的特点。而且这两个模型到今天为止，最有机会成为行为经济学的核心模型。

先以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论”为例。卡尼曼本人曾经声称，之所以要给自己的理论以“前景”命名，就是要给它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见之难忘的名字。从这种说法不难想见他们当年的理论雄心。在提出前景理论之后，卡尼曼等人一直致力于将各路研究者在行为经济学研究中提出的各种“偏差”“效应”“模型”整合进来，用“前景理论”重新加以解释，一度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

不过，行为经济学家很快就发现，“前景理论”也有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例如只能很好地拟合于“二选一”类型决策的实验数据、参照点等参数很难确定等等。由于前景理论在形式上看只是在期望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个参数，许多行为经济学家转而采取了另外一种更有可能出成果的研究方法，即在原有的主流经济学模型基础上增加一两个参数，当这些参数取特定值时，行为模型就简化为一般模型，行为模型有时比一般理性模型更加准确。

然而这样一来，行为经济学范式也就不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替代，而是试图通过放宽理性假设来增加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能力。换言之，行为经济学开始变“软”了。尽管引入了心理学洞见，但是给定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之所以要引入认知—心理特征，也是用来评估符合或偏离基准的程度。

塞勒的助推理论：行为经济学的进一步“软”化

行为经济学的变“软”，与心理学的方法论特点有关。心理学也是个体论原子主义导向的，这与主流经济学相通;同时，心理学也是静态的。心理学的主要概念，记忆、认知和情感等，都可以静态化研究，即便是现代心理学对脑神经的研究，也是静态化的（核磁共振成像就是把大脑活动静态化地加以分析）。因此，以心理学加经济学来定义的行为经济学，天然有向新古典经济学回归的倾向。在这里，再以另一位行为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理查德·塞勒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塞勒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颁奖理由是，塞勒在个体决策的经济学分析与心理学分析之间架设了一座橋梁，他将心理学上的现实假设用于对经济决策的分析，阐明了有限理性、社会偏好以及自我控制缺失等人类特性是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了个人决定以及市场结果的。他的经验发现和理论洞见推动了行为经济学的迅速发展，“给经济研究和政策的诸多领域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官方声明很是堂皇，却掩盖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行为经济学本来就是对主流经济学“造反”的产物，塞勒本人更是一向被视为“学术叛逆”。作为行为经济学的掌门人，塞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件事情，固然可以说是行为经济学俨然成为“主流”的标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也可以说是行为经济学被“招安”了。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塞勒在2001年的《行为经济学》一文中强调，人性有“三重有限性”（three bounds of human nature），即“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的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和“有限的自利”（bounded selfishness）。这三个有限性，构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有时候，行为经济学家还会将“有限的资源”（bounded resource）列为第四个基本假设，但是主流经济学也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因此这一点可以暂时不予考虑。

在这三个行为经济学基本假设当中，又以有限理性假设最为核心。这是因为：第一，有限的自利假设归根到底可以纳入有限理性假设当中：如果人拥有完备理性，那么就可以认识到，那些体现了社会偏好的利他行为、合作行为最终是对自己有利的;第二，有限的意志力假设也可以纳入有限理性假设当中：如果人拥有完备理性，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认知能力高到了足以克服任何情感影响，化解一切自我控制方面的困难的程度。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彻底贯彻有限理性假设，将使行为经济学从根本上不同于主流经济学。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说清楚一个幸福的家庭大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许不是太难;但是要说清楚所有不幸的家庭到底不幸在哪里，那就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同样的道理，要描述理性行为，在数学上不难实现;但是要将全部有限理性行为——从极端理性的（但仍然不是完备理性的），到极端不理性的——全都用一个模型描述清楚，现在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

既然有限理性这个核心假设无法在数学上描述清楚，因此行为经济学也就无法提出一个可以统领全部相关文献的系统性框架，也缺乏一组核心假说（类似于主流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那样的假说）。

事实上，一般的行为经济学著作，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只是各种各样的反例（或塞勒所说的“错误的行为”），以及针对各种特定决策情境提出的非常特别的模型的集合。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认为行为经济学研究其实只不过是应用心理学研究而已。

塞勒本人对这种情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在《错误的行为：行为经济学的诞生》一书中，他认为行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在经验层面继续寻找总结系统性地偏离理性假设的人类行为的模式，第二个是建立系统的、统合性的行为经济学理论，第三个是推动行为经济学的应用。塞勒在21世纪以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一个方向上，进入21世纪之后则开始将重点转移到了第三个方向，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第二个方向上的工作。

这有客观原因（因为行为经济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学科），也与塞勒本人的志趣有关。塞勒说自己很懒，只想研究他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显然，在旁观者而言，“不幸的家庭”的悲欢离合，要比“幸福的家庭”的恩恩爱爱更加有吸引力。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要展示给读者的，不就是一个不幸家庭吗？塞勒还说，他希望行为经济学更有趣味一些，不想它也像主流經济学那样“沉闷”（dismal）。这可能是他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各种异常现象的一个原因。

无论如何，行为经济学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框架，它虽然提供了人类行为系统地偏离了理性假说的证据，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关于非理性行为的统一假说。这应该是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会导致其他一些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一些行为经济学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塞勒自己）前门树起了反对完备理性的大旗，后门却又把完备理性重新请了进来。这可能正是主流经济学愿意招安（这种）行为经济学的原因。

因为没有办法对有限理性明确地建模，使得行为经济学时刻都必须引用完备理性模型（的预测结果），作为讨论的基准。这就是说，行为经济学家所说的一切非理性行为，都是与所谓的完全理性行为相比较的结果。行为经济学中讨论的所有“偏差”“效应”，莫不如是。但是，根据有限理性假设，完备理性行为是不存在的，这种比较也就失去了基础。

而且，既然这种比较是必需的，也就说明行为经济学目前这种状态的有限理性假设不彻底。

塞勒大力提倡的“助推”，就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在和卡斯·桑斯坦合著《助推》一书中，塞勒称，行为经济学家支持的“自由家长主义”的助推，其目的是，让政府帮助人们成为有远见的计划者，即政府利用行为经济学知识优化政策设计，引导人们在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抵押贷款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做出最优决策。理由是，人类拥有“系统1”和“系统2”，而且自动性的“系统1”通常都会获胜，因此可以利用这个与人性相吻合的自动系统来实现符合效用最大化原则的目标。

这种“助推”的倡议不能回避如下责难：根据假设，“被助推者”是非理性的，但是怎么保证同样非理性的“助推者”的助推就一定是可欲的呢？要求实现所谓的最优决策，不就又把完备理性请回来了吗？在一定意义上，这简直可以说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对理性的要求还要更高。

行为经济学变“软”大潮中，“硬”的行为经济学在潜行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塞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行为经济学家们纷纷开始采取了“助推主义”立场——即设计各种帮助人们做出更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助推”工具和机制——行为经济学变“软”蔚为大潮。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关，同时也与政府的需要有关。

新一代行为经济学家也普遍接受了这种“助推主义”立场，例如，2013年克拉克奖得主拉杰·切蒂（Raj Chetty）称，不必考虑行为经济学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替代范式的有效性这个问题，而应该遵循弗里德曼的操作主义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主张，考虑预测的准确性（而非模型假设的合理性），从而以更实用的、以政策为导向的视角来研究行为经济学。

他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行为经济学代表着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自然发展进程（而非挑战或替代），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为经济学提供了能够影响行为的新政策工具;行为经济学能够更好地预测当前政策效果;行为经济学产生了新的福利含义，因为偏差会导致行为人视角的决策效用（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与政策制定者视角的福利（根据行为人的体验效用，即实际福利水平）之间存在差异。

在这里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现在这种“软化”的行为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假设，天然隐含着干预市场的政策含义。如果假设参与市场的人拥有完全理性，那么他们参与市场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他们认为市场改善了他们的福利。另一方面，如果持这种有限理性假设，那么就意味着市场生活不可能是完美的，必须加以干预。这里的关键在于搞清楚不同的国家的“原假设”是什么，不然就可能会出现“误置具体性”的谬误。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原假设”也许是让个人自由选择、自由竞争，那么在个人面临过多选项时，政府的“助推”可能有益。

重要的是，被塞勒等人认定为“短视”“非理性的”各种快速做出判断的“经验法则”或“启发式”，虽然与理性选择行为有所“偏差”，却可能恰恰正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适应了环境的行为模式的结晶，它们虽然偏离了“助推”所追求的最优决策，但却是有演化效率的。更何况，犯错本身，也有重要意义;杜绝犯错可能，也许是危险的。

无论“助推”的短期福利效果如何，这种情况对行为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以及社会的长远目标，都不一定是幸事。

不过幸运的是，从一开始，行为经济学就不仅仅限于卡尼曼这个进路。其中一个方向是前面提到过西蒙所开创的方向。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是行为经济学中最早的模型，虽然跟进的研究者相对较少，但是草蛇灰线，从未断绝。

无论如何，如果行为经济学进一步“软”化，那么它将会主流化，或者说被主流经济学吸收

西蒙的模型不以最大化假设为基础。他认为，由于有限理性，决策者最多只能逐步逼近最优行为，而且决策者也无法判断每一步實现的结果是否是最优的，因此只能寻找一个“满意水平”（aspiration level）。

这种有限理性思路，不仅意味着要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而且提供了演化方法和人工智能方法发挥作用的空间。

例如，以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为代表的、以德国马普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就可以归入西蒙开创的这个方向上。吉仁泽也讲“启发式”，不过他所说的“启发式”的含义恰好与卡尼曼相对。吉仁泽认为，启发式是一种基于直觉的快速认知过程，它们可以帮助生物体在复杂甚至危险的环境中快速地做出正确决策，因此在演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因此，它们作为选择虽然是“有限理性”的，但是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是理性的。这种启发式不是偏差，而是对有限理性的“理性”反应，而且通常会做得比经过挑选的最优化方法还要更好，因此拒绝“助推主义”。

还有，近年来获得了弗农·史密斯大力支持的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另一个方向的例子，其代表人物保罗·格莱姆齐（Paul Glimcher）、伊莎贝尔·布洛卡（Isabelle Brocas）等人认为，“硬”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见解是，决策者之所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就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内部出现了相应的深层神经生物表征，因为神经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直接观察导致选择的潜在机制的途径。神经经济学利用大脑活动的证据建立模型，可以解释和预测观察到的行为，并用于对有限理性建模，例如，神经元细胞放电的特性将感觉知觉转化为自愿行为，这就对如何模拟个人处理信息的不完善能力构成了明确的约束。

无论如何，如果行为经济学进一步“软”化，那么它将会主流化，或者说被主流经济学吸收。但是，“硬”的行为经济学，即作为一个新的范式、具有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大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