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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在清末立宪派和社会稳健人士中比较有市场，立宪派大体上属于社会的中上层，多少有些产业与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秩序的彻底崩坏深怀戒惧，对于以暴力革命改变现存社会秩序，历来持反对态度。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又使他们担心秩序的破坏会为列强干预中国政治，乃至瓜分中国，提供机会，故对于根本破坏秩序的暴力革命，畏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渴望通过政治革新来挽救危亡，同时又深知，中国缺乏政治革新的一些基本条件，尤其是国民程度不够。他们认为，国民程度的提高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下逐步进行，暴力革命本身不能直接提高国民程度。因此，他们希望现有的政治权力能够实行开明的统治，逐步推动社会变革与政治革新。这就是开明专制论在中国产生的基本背景。

清末的革命派即曾对开明专制论提出批评，他们的批评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清王朝是个异族政权，不应当对于这样一个政权寄予希望。革命派认为，立宪则国民平等，必损害满人的特权地位，因此掌握清朝实权的贵族集团，不可能实行立宪，也不可能实行以立宪为前途的开明专制。同时，即便清王朝能开明专制，能立宪，也不能实现民族主义，即建立一个汉族主导的近代国家的目的。总之，无论清王朝能否立宪，能否开明专制，都要反对。

二是从开明专制的可能性进行批评，认为开明专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道德与知识，靠不住，专制就是专制，不可能开明，不可能通过开明专制提高国民程度。梁启超则以德国、日本通过开明专制而实现立宪为例，证明开明专制之可行，又指出，满汉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满人已经汉化，满人汉人共为大清臣民，在实现国家富强、国家近代化的目标上，有共同利益，囿于狭隘的排满主义立场而否定清王朝开明专制的可能性，是感情刺激所致，并非理性思考所得。應该说，双方各有理据，也各有局限。

忧惧暴民专制、推崇尚贤政治

梁启超在清末即提出开明专制论，以与革命党的革命论相抗衡。在清末，立宪派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民国建立后，他们又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与清末时担心暴力革命略有不同，民国建立后，他们最担心出现“暴民专制”。在民初宪法问题之争中，原立宪派反对极端之民权说（即国民的广泛参政与国会大权），担心这会导致暴民政治。他们担心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治，则社会中上层因为人数少，在选举中处于劣势，导致多数之社会下层在选举中占据优势，最终损害社会中上层的利益。梁启超认为，极端的多数政治极有可能损害少数社会精英的利益与幸福，极易为少数野心家操纵而成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康有为称，政治取决于多数，“在理为公理，在势为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其实行，必赖社会上少数有道德、有知识、有财力者以为维持，否则必流于暴民专制。中国不顾实际条件，强行共和政治，结果所谓共和、民权、平等、自由者，不过十数万之暴民得之耳。不过暴民之魁首得之耳。直斥中国的共和政治实为暴民政治。

开明专制论者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是担心暴力革命之后，社会下层乘革命之机，以暴力手段剥夺社会上层的地位与财富，更担心疾风暴雨式的社会财富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会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与社会上层的强烈反弹，从而引发内战。于是社会就会陷入革命与反动反复交替的局而。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暴民专制与专断政治辗转反复的情境，让他们不寒而栗。而德国、日本以现有政权的开明统治逐步推动社会变革的模式，让他们艳羡不已。

民国初建，革命党人以民国功臣自居，意态骄横，在一些地方也出现过火的打压原立宪派的暴力行为，这似乎印证了立宪派对于所谓暴民政治的忧惧。而同盟会一国民党在各地方的扩张，尤其是其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更使原立宪派担心政权会控制在原革命派手中。于是，他们即采取先联合袁世凯以打压同盟会一国民党，然后再试图在秩序稳定的情况下，改造袁世凯，引导政治上轨道。章士钊曾分析开明专制论的社会心理基础，他说，革命之后所以出现专制政治，除革命后混乱的局面需要借助专断手段进行统治之外，专制的出现，还需要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兰西革命之后的大乱，就与那里偏激的社会思潮有关。

近代中国的所谓温良纯正之士，多期望政治革新，以救危亡，但又恐惧暴民政治，故希望避免暴力革命。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缺乏组织，不能承担政治革新的重任，又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推动政治革新的力量，乃试图依靠现有政治权势，一面维持秩序，一面行开明统治，进行社会政治革新，以顺应世界潮流与国民要求政治革新的意愿，从而避免革命。这就是开明专制论的基本考虑。

立宪必经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论者强调，欲确立宪政必须经过开明专制，中国革命之后必然会经历开明专制一阶段。吴贯因认为，革命之后，必秩序大乱，而革命元勋以“有功民国”为攘夺权利之武器，于是所谓共和幸福只有少数“暴民”得享，暴民专制之祸甚于洪水猛兽，于是人们就渴望有强有力者出现，以武力铲除暴民而出民于水火。

除希望维持秩序，依傍现有政治权势，推动社会政治革新之外，开明专制论还与中国的尚贤政治传统有关。如《时报》上一篇鼓吹开明专制的文章所称，中国政治原理原以尚贤为原则，故欧美之平民政治非东洋所能梦想。

庚子以后，国家主义盛行于中国思想界，持国家主义立场的人们认为，政治之第一目的在求国家之富强，民主政治也好，专制也好，开明专制也好，都只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他们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能的政府来恢复秩序、应付内外危机，推动国家发展。而中国国民程度不足，行平民政治，则其所选出之代议士多难称优秀人物，难当参与国政之大任，难以承担以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推动国家发展的重任，平民政治在中国既难以立即实行，又不符合中国急需强有力的政府的现实需要。所以他们认为，若能选举出有为之大总统，则与其将积极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交予“发言盈廷，事权不一”的国会，不如交给有能力之大总统。

他们希望国人“不必汲汲博平民政治之美名”，而当“抱定一尚贤政治之目的”，假若选出的总统为大有为之人，“则一切均假之以大权，稗其有所展布”，以“造成一强国”。他们看中的所谓贤能之人就是袁世凯。开明专制论者对于民选的议员则嫌其德智不足，对于袁世凯则信其贤能，与他们担心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会引发所谓暴民专制有关。他们心存开明专制之念，希望行政的权力能对同盟会一国民党占多数的立法机关形成制约，防比“暴民专制”。

开明专制之梦幻灭

梁启超在清末即鼓吹开明专制，民国建立后亦心存此念。还在1912年2月，梁启超就曾致函袁世凯，为袁献策，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1913年初，他发表《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一文，论欧洲何以能够建立近代立宪政治，其中即说，欧洲各国的近代立宪无不经过一段开明专制时期，这是因为近代立宪政治需要国民有相应的智识、能力，需要养成国民尊重法律、严守秩序之风，而这些都要经过训练才能具备。同年6月，在二次革命即将发生时，他又发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阐述二次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呼唤强有力的统治秩序，隐晦地表达对于开明专制的期待。

提倡开明专制，是梁启超在政治策略上依傍袁世凯一派势力，在政治方案上主张强有力政府的重要原因。民初思想界都清楚梁启超的这种取向。因此，当袁世凯解散国会时，坊间曾传梁启超支持解散国会，倡导“军政五年”之说。梁启超遂不得不发表宣言，说报纸所说他主张五年不要国会或解散国会之说，“纯属断章取义”。但有人就不相信他的解释，就在他发表此番宣言之后不久，谷钟秀坚持说，当国会解散时，梁启超“曾倡行军政五年之说”。

袁世凯到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除梁啟超之外，在袁世凯解散国会，直接实施专断统治之前，吴贯因也数度鼓吹开明专制。1913年5月，他指责“今之醉心西风者，不问国民程度之如何，骤欲求多数政治之实现”，实际上以多数为治，只是“众愚政治”。其鼓吹开明专制之意图甚显。8月，他又说，“外稽他国之成例，内审本国之国情”，认定二次革命后，“中国必有若干年焉为专制政治中兴时代，经此时代乃能进于立宪”。同年10月、11月，他又称，共和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他说，中国数千年以君主国体为立国之精神，一旦改行共和国体，必有种种的不适应。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心存开明专制之念的人们，眼见袁世凯大权独揽之局已成，乃从鼓吹开明专制转为希望独裁者实行开明专制。然而，在所谓的“暴民”被清算之后，渴望开明专制的人们发现，事情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当局纯以力治，致使国家危机四伏，前景堪忧。于是，他们乃不断地呼吁袁世凯“急行开诚布公，明白宣示其专断政治之施行时间与实行立宪究以何时为开始”，以释群疑。然而袁世凯不但不从开明专制论者之请，且一意孤行，直往个人独裁与帝制复辟之路狂奔而去。于是，渴望开明专制的人们，乃怀疑袁世凯是否会行开明专制。

1914年5月，也就是在袁世凯颁布袁记约法之后，李其荃发表在《中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很典型地表现了他们这种心态。文章在论述由专制而立宪，必然经历开明专制之后，对于开明专制之前途表达了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说，“今日袁大总统之开明专制，既因第二次革命以激成之，则此后吾国人如能以强毅正大之对抗力与之相抗，岂惟不危及共和而己，又可利用之辅助之提携之，以渐进的方法，导之于改革之正轨。”又称，民国已经建立，各国已承认民国，断不至出现帝制复辟。似乎对开明专制有信心，以华盛顿望之袁世凯。另一方面又说，“吾国人处专制压力之下已久，民主之观念素薄，服从之根性甚深，被动者多易为握权据势者所愚弄操纵”，“权势常操纵于少数人之手，而又无强有力之政党以峙其前，而督其后，不幸此少数人连为一气，斯难抵抗是也。夫民气也，政党也，皆国民对抗政府最强毅最正大之势力也，而今俱无可恃矣，环顾现状，宁不惊惕”。似乎又对于开明专制之实行没有信心。不过，他又不愿意抛弃对开明专制的些许幻想，故又说，也许天佑中国，政局从此稳定，革命党不再革命，从而刺激当局之进一步独裁专断，那么进步党人或许可以因势乘便，养成强毅正大之对抗力，造成有团结力之民气与强有力之政党，从而可以积极与政府抗衡，并可以利用之、辅助之、提携之，以渐进于民主立宪之正轨。

因为恐惧秩序之破坏，因为幻想开明专制，对于袁世凯之专断政治无一能满意的原进步党一系的人们，就处在坚持革命的革命党人与坚持独裁政治的袁世凯之间，仿徨失措。他们一方面反复劝告袁世凯，不刷新政治，则无由消灭革命党，反会催生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一方面又反复劝告革命党人，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没有革命的资格，当前情况下，零星的军事冒险与空言革命的激烈言辞，只会为当局的专断统治提供借口，为其出卖矿产、铁路、大借外债提供借口，而无助于实际。他们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赦免革命党人，让他们有公开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希望革命党之稳健派与进步党人联手，对于袁世凯的专断统治构成某种制约。但革命党与袁世凯似乎都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一方坚持暴力革命，一方坚持专制独裁，开明专制论在现实中已经破产了，政治的趋向已然要么是野蛮专制，要么是暴力革命，似无中间道路可走。

开明专制论者强调秩序优先，强调国家政治之目的首先在求国家自身之富强，担心暴力革命造成反复的动荡，希望以和平方法循序渐进地为政治革新准备条件，逐步提高国民程度，希望政治革新的风险可控，自有其道理。然而他们的开明专制理论，他们依傍现有政治权势的政治品格，却为袁世凯利用，成为其专制独裁所凭借的社会基础之一。章士钊批评称，开明专制论，倡于前清，其始倡者确本无邪之思、至诚之意，但其流毒所至，则酿成前清伪立宪与民国伪共和两大恶剧，铁案如山，毫不可摇。从清末民初的政治实情看，这不算冤枉开明专制论者。

思想界对开明专制论的批评

对于此期的开明专制论，思想界多有批评者。批评者多从开明专制不可期，有之唯有专制;开明专制不可能提高国民程度的角度进行批评。

批评者指出，专制就是专制，不可能有开明专制。章士钊分析专制制度的根本特性，指出，专制制度之下，最高统治者一人独揽生杀刑赏之权，由其股肱心腹及一整套官僚系统去执行政令，而人民则无参政机会，无正常表达意见之渠道，对于当局之施政无表达喜怒之渠道。

他们认为，欲专制而开明，绝无可能。“开明者，本不可期，有之厥惟专制”。专制而开明有两个前提：第一，要有所谓至强至辨至明的圣人，对于国家政务、官僚系统以及民情民意等等有全知全能之能。然而，“人类生而不全者也，全者非彼能思义之物，则民之秉彝虽有等差，未能绝远，备德全美，信乎未能”。第二，最高统治者必须无任何好恶。要使自己的威权不被臣僚侵夺，而造成威权下移;要保障国家法纪不沦为虚文，使臣僚从国家之法纪，而无从刺探、逢迎人主之意;要使人主真正做到“至辨”“至明”，而不为臣僚所蒙蔽，人主必须“去好去恶”。但人主亦为有血有肉之人，就必有好恶。上述两个前提不成立，开明专制论从根本上就不能成立。

开明专制论有一基本假设，即认为统治者心智高于被统治者，是所谓的先知先觉者，而一般国民则有如儿童，心智发育尚不完全，需先知先觉者去训练、去保育;又假设统治者为稳固统治、实现国家富强，会顺应潮流，主动推进改革。张东荪从人类人格平等、心智同等的角度，否定开明专制论的这一假设。他说，近代政治是“唯民主义”，即人民以自身之能力运用其政治。唯民主义立基于“人格观念”，即认为个人皆有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能力，个人与个人平等，个人与国家平等，皆有同等之人格。由此，张东荪提出了判断政治良恶的标准。

晚清以来，国家主义在中国思想中占据相当的位置，持国家主义立场的人士，强调国家有自身之目的，政治之第一任务在实现国家自身之目的，即国家之繁荣发达。政治之良恶，首在其能否发达国家，一切政治制度的选择，一切政治行为的判断，均应以此为标准，而个人自由权利、个人能力之发达则被放在国家利益之后，也主要从其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角度论证其价值。开明专制论者即以此为标准，认为以尚贤为骨髓的开明专制就是适合中国的良政治。针对这种思想倾向，张东荪提出，所谓良政治，“不外乎能启发民志，使聪明才力皆得自用，情感利害咸足自安。……使全国聪明才力之最高量得以表现于上，全国情感利害之最低度得以相安于下”，“使人民有自然发展机会，自由运用之作用”。也就是说，政治良恶之标准，不在它能否实现国家富强，而在个人之聪明才智能否得到发挥，个人能否自我实现，社会之各种利益情感能否调和。此系对盛行于清末民初的国家主义政治理念痛下针贬。

开明专制论者坚持认为，国民程度不足以立宪，必经开明专制才能培育国民程度，才能和平有序地确立宪政。于此，朱执信指出，开明专制不可能训练国民，使之具备立宪国民资格。所谓国民程度，无非智识与道德而已。道德之进步在社会之自体，只要政府不奖励不道德而破坏社会之纲维即可，从来不见专制能促进社会之道德的。至于智识，则包括教育与经验。就教育而言，立宪国民所需要之教育，与专制制度相冲突，专制统治者必限制立宪观念的传输。

他又指出，专制所以会损害国民能力，就是因为它不承认国民个人能力的发挥为社会发展之基石。古代的专制政治，其能得治，在治主放任，少干涉闾阎细事，故其妨碍人民能力之发展尚不甚深，而今之鼓吹开明专制者，鼓吹干涉政策，欲事事干涉保护，这必然萎缩国民之能力，养成国民对于政府之依赖，不可能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应该说，他的批评颇尖锐，是开明专制论者难于回答的。

章士钊也指出，即便至明至辨的圣人，即便专制而能开明，专制制度也不可取。章士钊将民主政治看作一个可以随时起步、逐渐扩大、逐渐发展的制度，不认为民主政治必须具备何等国民程度才能实行。他说，凡一个国家能够存在，能够治理，必有其官僚系统，必有一定的社会精英，民主政治可以首先在官僚系统与社会精英的范围内实行，由他们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来运作政治。民主政治首先只能是精英的民主政治，然后在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训练民众，逐渐扩大民主的范围。而不是先由先知先觉的统治者来训练国民，然后再施行广泛的民主。与开明专制不同，有限的精英民主在其实施过程中，并不排斥一般民众对于政治发表见解，不限制思想言论自由，而思想言论自由本身就是训练民众理性看待问题的最好途径。

对于开明专制论所称，以革命求政治革新，必引发开明专制的说法，戴季陶的批评颇有意思。他说，专制统治既久，人民养成苟安目前之习惯，举国家之大权付之帝王一人，唯日望明君良相为国民谋幸福，使暴君污吏得肆意妄为，内生虐政，外召强敌侵凌，迫不得己，而后起而革命。革命之后，人民亦难改苟安之习惯，不谋自掌政权，而欲将政权交付给所谓贤明之政府，或期盼开明专制，欲政府代人民谋福利，遂使专制再现。要避免革命之后再出现专制与革命，确立共和立宪，则革命党人在革命后必须自掌权力，以革命党的政权，推动政治革新，而不能以为旧政权一推翻，革命的任务就已经完成，而将革命之后的建设委之于他人。他批评开明专制论者期望开明专制不过因袭国人“苟且偷安于虐政之下”的旧习。戴季陶此说是对辛亥革命没有按照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进行的批评。

开明专制论与训政论之比较

甲午战败之后，革新政治以拯救危亡成为时代思潮，思想界普遍认为，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在政治制度的腐败落后，非从速革新政治不足以拯救危亡。政治革新无非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两途。但政治革新思潮突起时，中国经济、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的变革还很不充分，政治革新无论取哪一种途径，都面临着社会条件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思想界主要有两种解决思路，即开明专制论与革命程序论。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即认识到中国缺乏建立近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不可能在暴力革命之后，直接建立民主政治，在革命军起之后，需经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才能进入宪法之治。这就是他的革命程序论。孙中山对中国经由革命逐步建立近代民主政治有系统的思考，这是他高出于一般革命党人的地方。但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革命党，革命程序论并没有为广大革命党人所接受，加上革命党势力有限，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并未能控制局势，因此，中国即在军法之治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就直接进入宪政试验。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认为辛亥革命未能确立共和政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革命党组织涣散，党的领袖缺乏权威，二是革命没有按照革命程序论进行。因此，他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必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党的领袖，又重新解释革命程序论，将革命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期，强调革命党人取得政权之后，并不能直接进入宪政时期，必须经历一个由革命党独揽国家大权，唯革命党人有公民权，由革命党训练国民的“训政时期”。

与辛亥革命前相比，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特别强调革命党的作用。孙中山的训政论与梁启超等人的开明专制论，在解决政治必须革新而社会条件尤其是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上，思路颇为相近，即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训练国民。两者的区别是，开明专制论者恐惧于秩序的破坏，又缺乏可资利用的实际政治力量，乃欲假借现有政治势力中之最强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革命党人则不认为现有政权有推动政治革新的意愿与能力，欲以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然后由新政权推动国家建设，提高国民程度，进而建立宪政。

历史的进程则是，欲因人成事的开明专制论者，往往为人利用，最终为有力者抛弃。李大钊评论称，民初的“缓进派”有一开明专制、贤人政治的梦想，“既欲实现其专制其质、共和其皮之玄想，遂恒寻势力之所在，以为倚附利用之资。追其既受结纳，谋尽开明之责，负贤人之任，则又为官僚所忌，格而不容”。李剑农批评梁启超，“梁先生生平有一根本毛病，主张不能持久，恒倚强力所造成之事实为转移，换言之，则惟依傍强力为政治上之生活，强力之正不正，不暇问也。因是，其政治上之主张，无往不为所依傍之强力所格。其终也，则其所主张徒以供窃据攘夺者之牺牲而已”。

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与各级地方议会，大力推动专制集权的时候，此派人物始反思其假借官僚腐败势力以排挤“乱暴势力”的政治策略，欲联合、吸纳革命党之稳健势力共同限制袁世凯的独断政治，但护国倒袁后，此派势力又故态复萌，重回利用官僚势力排斥革命势力的老路。而革命党在历经挫折后，夺取了政权，有机会进行训政。开明专制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开明而有威权的统治者，这可遇而不可求，同时当社会发展程度不够时，如何使统治者开明，也是开明专制论无法解决的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艰苦探索与英勇奋斗。民族复兴与国家社会现代化以及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对于政治制度现代化，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有过艰苦的探索，他们当中不少人都认识到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寻求实现政治现代化之路。革命程序论与开明专制论都属于此种探索，都各有其价值，各有其局限，也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开明专制论者依傍強者的政治品格，并非其个人品格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还很幼稚的社会条件造成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编辑：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