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玉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了污染环境罪，污染环境罪是在1997年《刑法》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刑法修正案(八)》将污染环境罪取代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将入罪条件拓宽为“严重污染环境”，这是一次对环境刑事立法最重要的修改。2013年和2016年两高分别颁布司法解释，对于办理环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予以具体规定，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污染环境犯罪作出了三点修改：一是增加了特别严重的情形，二是增加了更高的刑罚，三是补充了法条竞合及从一重处罚规则[1]。目前学界对于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有：一是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独立性问题[2]，二是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问题[3]。此外有学者认为：我国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存在诸多问题，如罪名设置不合理、罪状设置不科学、法定刑设置不合理等[4]。这些学者的研究对完善污染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些研究不足以概括污染环境罪的全貌，尤其无法对具体省市的司法运行效果进行评估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本文以“刑事案件”“污染环境罪”“基层法院”“A省”为关键字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搜索，时间跨度为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共筛选出56份基层法院刑事判决书，抽取其中有效的47件案件作为分析对象。对犯罪地点、被告人文化程度、犯罪形态、罪过形态、刑罚措施及量刑情节进行了数据分析和统计，以反映出A省污染环境犯罪在刑事裁判中的问题，以期实现以下两个目标：一是通过数据搜集，在宏观层面了解A省司法裁判的总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