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一辰

在“细读”和“理论”两极之间徘徊，构成了当代文学批评在方法论上“选择的难题”。纯粹的文本细读似乎缺乏对作品的穿透性，但理论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发生强制阐释的风险，近期学界就“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①关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讨论，可以参考孟繁华《如何面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局》（《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张江《理论中心论——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等论文。与此形成争鸣态势的则有金惠敏的专著《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朱国华的论文《渐行渐远？——论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离合》（《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也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反思。的讨论就是关于该问题的一个显性症候。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认为“作家型批评”应当得到关注。一方面，丰富的创作经历有助于这一批评群体进入作品内部；另一方面，当代中国作家接受的高等教育以及“学院化转向”的背景，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传统文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尽管“作家型批评”构成了“当代第四种批评”②周显波：《试论作家批评与当代文学批评版图》，《文艺评论》2018年第5期。范式，但是其内部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围绕每一批评家展开个案式考察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切入路径。本文试图对毕飞宇的文学批评展开一次系统性的研究，之所以选择毕飞宇，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较之于毕飞宇的小说创作，毕飞宇的文学批评至今学界关注的还不是很多，而毕飞宇的“同行”如王安忆、格非、阎连科、张炜等“作家型批评”已经得到了较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