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燕

文学理论家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之间的交谊是当代文化的一个传奇。二位前辈在性情、文学主张、审美趣味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是却能相重与相知长达60多载，堪称文人交谊的典范。本文通过一些细节的回顾和分析，展现出其彼此尊重、互相赏识和扶持的情景，并探寻他们何以能够保持如此长久深厚友谊的秘密所在，由此就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文人相轻、文人相斗现象展开思考，并尝试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一、文人相重：“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由于文人性情及其价值观的差异，关系有远近、亲疏之分是自然的，但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复杂与微妙，以及对于文化生态的深刻影响，在历史上也一直受到关注和重视，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说：“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①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78页。可见，文人间“逢其知音”很难，而文人相重更是中国文人交往中一种难得之境界。

徐中玉先生和钱谷融先生都出生于五四时期，共同经历了百年来社会变革的跌宕起伏。徐先生早年就参加了“五三济南惨案”“五卅惨案”和抗日等社会活动；而钱先生也参加过“一二·九”等学生运动。巧合的是，二位先生曾先后在中央国立大学读书，受到过老舍、曹禺、台静农、叶石荪等名家的教诲，各自都有感怀。徐先生就曾回忆，他最难以忘怀的是受到老舍的指导。正是在老舍推荐下，徐先生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还担任了中央大学校文学会主席职务。在这期间，徐先生与胡风等作家也有密切交往。②参见常楠：《说真话的人——从胡风与徐中玉的一段交往谈起》，《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5期。

而对钱先生影响最大的师长是伍叔傥先生。伍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继承了蔡先生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在与学生交流时，往往贯通“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真是海阔天空，鱼跃鸢飞”；伍先生也爱好魏晋六朝文学，“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尤其他的“洒脱”“懒散”，对钱先生影响颇深，甚至已经内化为钱先生“性格的一部分”。③参见《钱谷融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徐先生和钱先生虽是同乡，年少时曾同校读书，但一直未曾相识，直到1952年才彼此认识。钱先生说，自己与徐先生“真是缘分，不但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共事逾五十年”，而且“都住在华东师大二村，两家相距只有几步路，校内外的许多活动，我们往往都是共同参加的，因此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多”。①钱谷融：《我的祝贺——徐中玉先生九十大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在这期间，徐先生也将钱先生视为知己，这从徐先生的一封信中可了解，他感慨自己年龄渐长，愈来愈孤单，“钱谷融我们一直同住在一个村子里。我们都是极熟的老友，可以无话不说的老友。这样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了”。②徐中玉：《徐中玉书信一封》，《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可见二位先生彼此的珍惜。

从一些交往细节中可以看到，二位老先生都十分尊重并欣赏对方的个性。比如吴炫先生就说过，“徐先生与钱先生是多年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的朋友，他们的亲密关系不仅应该是文坛的一段佳话，还应该具有中国文化的整体象征意义。那就是：如果钱先生的‘散淡人生’更多的依托道家的超脱哲学的话，那么徐先生则以强烈的介入现实体现出儒家的‘忧患’意识”。③吴炫：《忧患人生——记导师徐中玉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第32页。钱先生的确具有“道家”风范，他多次说自己是“散淡”之人，有“不以世务经心”“无所作为”的心态；而徐先生重在实践儒家“入世”的人生价值，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他认为文人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且要有“实干”精神。徐先生曾给1983年中文系毕业生题字：“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实干，不尚空谈，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成就，都是有志之士实干出来，绝非空谈成功的。”④钱虹：《铮铮风骨，国士无双——怀念恩师徐中玉先生》，《上海采风》2019年第5期。他还说，如果每个文人都具有忧患意识，有使命感，众人合力，可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如果大家都只会发牢骚，叹失落，只顾个人，甚至以玩世不恭，皈依佛老为超脱、潇洒，那就于公于私，什么都会没有长进而更加落伍，沉沦永无翻身之日。”⑤徐中玉：《我的自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第6页。

二位先生的人生追求有所不同，但是没有影响彼此尊重和欣赏。徐先生曾这样评价钱先生：“在不少场合，他每以自己‘懒散’为辞，在我们不得不说几句的情况下，他常要我‘先说’，而当我‘说完几句’之后，他便表示我已说过，无什么不同，就可‘免说’了。”徐先生也特别点明钱先生的“‘懒散’，其实是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平和自足，是其独特精神风貌之表层现象。在崎岖曲折的历史道路上，他最能以实绩显示各自追求的毅力与品格”。⑥徐中玉：《淡泊宁静，精雕细刻——小记钱谷融教授》，曾利文、王林主编：《钱谷融研究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可以说，徐先生不仅理解钱先生的性格，还洞察其精神实质。而钱先生则这样谈论自己的老朋友：“中玉兄既能干，又勤奋，而且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干净利落，决不拖泥带水……中玉兄不但热心公益，勇于任事，而且敢作敢为，只要义之所在，他都挺身而出，决不瞻前顾后，首鼠两端。”⑦钱谷融：《我的祝贺——徐中玉先生九十大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钱先生还生动地讲述了几个有关徐先生果敢、坚持正义的事例。如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徐先生就为施蛰存先生辩护。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徐先生受到批判，“每当批判者的发言中，有不合事实，或乱戴帽子、大言吓人的情况”，徐先生都以“宁折不弯”的精神，“据理与之争辩，甚或反唇相讥，即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有时弄得批判者下不了台”。①钱谷融：《我的祝贺——徐中玉先生九十大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第1页。不但如此，钱先生还十分称赞徐先生在教学和科研领域中所取得的众多成绩。这种彼此相知与相惜，让他们在生活中能够彼此心照不宣。如徐先生所说：“我们确实是常在一起的。同行似乎应有许多问题可争论，可是我们可说从来没有争论过什么问题，因为实在大体相同。他想说讲的，或我想说讲的，彼此几乎都猜得出，所以就不需斤斤讨论了。”②徐中玉：《淡泊宁静，精雕细刻——小记钱谷融教授》，曾利文、王林主编：《钱谷融研究资料选》，第4页。

这种“相重”更表现在他们面临厄运时的守望相助。尤其在历次运动中，许多文人互相埋怨、互相背叛和互相批斗，二位先生不但没有如此，反而互相扶持，共同渡过了多次难关。

这在钱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酝酿和发表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1957年3月，在“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准备召开了一次大规模学术讨论会，校院系领导多次动员老师们积极参与。钱先生正是在学校多次“动员和督促下”，一气呵成地完成论文。他于1957年2月8日完成了《论“文学是人学”》，在1957年5月发表于《文艺月报》，系统地阐述了“文学是人学”的主张，立即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一挥而就，在于钱先生长期以来的思考和关注，并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他曾多次就此与同事、学生进行过交流和讨论。例如，在1955年10月所写的《关于〈林家铺子〉中的几个人物——一次课堂讨论的总结》一文中，钱先生就谈到了文学与人学的关系，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此文在“‘人学’思想探索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钱老由文学人物的阶级分析延伸到‘人学’的许多方面，并在学理上进行阐发，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直接开启了《论“文学是人学”》的先声”。③参见许见军：《论钱谷融先生“人学”思想的演进》，《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此文重点分析了钱先生的文章《关于〈林家铺子〉中的几个人物—— 一次课堂讨论的总结》。我们可从中了解到钱先生在课堂教学中，已论述了《论“文学是人学”》中多方面的思想，如文学创作的任务和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等（详见钱谷融：《关于〈林家铺子〉中的几个人物—— 一次课堂讨论的总结》，《钱谷融文集》第1卷，第367-376页）。

可以说，在《论“文学是人学”》还未写成之前，钱先生的“文学是人学”观点已经在当时师生中有所流传，当然有赞同的，也有质疑的。而徐先生则跟许杰先生一道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钱先生后来还多次谈到，他写好论文后就送请许杰先生指教，而《论“文学是人学”》的最后定题，也是在许先生的建议下完成的。④钱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提到：“我原来在题目上是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的，就叫做：文学是人学……那么，后来题目怎么会变成《论“文学是人学”》的呢？那是因为接受了许杰先生的意见而改的。许杰先生是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我的文章写成后第一个就是给他看的。他看后很鼓励了我一番，并建议我为了使标题更能吸引人，不如索性改为《论“文学是人学”》。我虽然并没有看到高尔基曾经明确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但认为他显然是有这样的意思的；而且我的文章主要就是为他的这一意见作一些阐释和发挥，把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不但更醒目，立论的根据也更明确了。因此就接受许先生的意见照改了。”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书林》1983年第3期。而徐先生则一直关注着这一问题，并在1956年6月发表了《文学描写的基本对象是人》一文。在这篇6000余字的文章中，第一部分约4000字，徐先生介绍了“文学就是‘人学’”的观点，并且在“人学”上加了引号，以提醒人们对这一学术理念的注意。在文中，徐先生指出：

因为文学描写的基本对象是人，所以巴尔扎克称文学是“人心史”，高尔基称文学是“人学”——即研究人描写人的科学，而斯大林则称文学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今天人民文学作家的光荣的严肃的任务就在于应当创造出我们同时代人的真实的和生动的典型人物。①徐中玉：《文学描写的基本对象是人》，《语文教学》1956年总第1期。

对于徐先生的说法，钱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中也有所论述，而且进行了更深入的延伸和阐释：

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就意味着：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标准。②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11、3-4页。至于徐先生在文章中所强调的文学应当反映真实的生活状况，不为某种固定的社会理念所束缚的观点，也是徐先生一贯的文学主张：

文学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性，但如脱离了具体的真实的人的生活本身，不重视创造典型人物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仅仅把一般的社会法则抽象地表达一番，或者只是把某些政治概念加以简单的图介，那就一定达不到文学的目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可能反映生活的真实，每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品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和产生巨大的社会作用，毫无例外地都是因为它们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人，并因此深刻揭露了现实社会生活的真相的缘故。③徐中玉：《文学描写的基本对象是人》，《语文教学》1956年总第1期。

对此，钱先生显然是赞同的，但是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写道，文学是能够，“而且也是必须反映现实的。但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做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做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的描写，是决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是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④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11、3-4页。

从以上的对照、对读中，可以看出二位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互动与相知。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更加体现了二位先生之间的相重与相敬。首先，连钱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后会受到如此激烈的批判，来势汹汹，一浪高过一浪，钱先生不得不遭受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而令人叹服的是，直到这篇文章重新得到肯定，钱先生从来没有为减轻自己压力，或推诿自己的责任，而提及徐先生曾给予这个观点的肯定与支持；相反，钱先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承担和忍受外界对他严厉而残酷的批判。而当钱先生得到平反后，“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徐先生也并没有由此提及自己曾经支持过钱先生，或说自己曾早于钱先生就在文章中提及“文学是人学”的某些观点，以掠人之美。这无疑显示了二位先生彼此信任、尊重的广博胸怀。

二、文人相重：包容与真诚的呈现

无疑，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文人相重几十年，实在难得，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首先在于他们有宽广的胸襟和包容心，正如有学者提到的：“‘文人相重’者，必承认与欣赏他人之优美点。这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扬人抑己’。在这里却显出个人胸襟之宽窄，器度之大小……”①简又文：《文人相重论：风雨谈》，《大风》1939年第35期。

徐先生一生坎坷，颠沛流离，遭遇过许多挫折与不公，但是在其著作中，我们却很少看到他谈及这些苦楚与私人恩怨。徐先生曾说：“不幸已成过去，重在切记教训，促进好转的现在，争取更好的未来。只要把好的经验留下来，严重的教训也传给后代，曲折过程中个人受点冤屈，算不了什么。”②《徐中玉文集》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徐先生以包容心将其个人苦难，转化为深切关注社会发展的忧患意识、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宽广胸怀，还体现在徐先生工作和生活中的诸多方面。童庆炳先生就特别提到徐先生的宽容之心。他说：“就‘为人’来说，根据我的接触，活到百岁的徐先生为人朴实、诚恳、友善、谦虚、谨慎、大度、包容。他是一位学者，但他是学者中的组织者、活动家，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徐先生为人的修养、境界总是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如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没有徐先生以他的为人亲和的、合作的、包容的精神，以及亲自的张罗，是坚持不下来的。”③童庆炳：《徐中玉先生的“三个高台”》，《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6期。此外，在与徐先生“素不相识”的学生楼伊菁的《难忘徐中玉先生那慈善的目光》、④楼伊菁：《难忘徐中玉先生那慈善的目光》，《慈善》2020年第1期。张建永的《吾师徐老 中正如玉》⑤张建永：《吾师徐老 中正如玉》，《文艺争鸣》2019年第8期。等文章中，都有生动记述，可见徐先生的温润如玉、海纳百川的个性和胸怀。

钱先生同样如此，这可从他对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学生的态度中看出。凌宇曾回忆，钱先生因其“资产阶级人性论”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全校师生的批判，而他也是批判钱先生的学生之一。凌宇说，“作为主要发言人之一，我在台上振振有词，钱先生在一旁则默默无语”。后来，受学校指示，钱先生被安排到凌宇班级，同去乡下劳动。其间，“钱先生始终表现出一种处变不惊的神态，口无怨尤之言，面无哀戚之色，见人依旧是一脸笑容”。到了80年代，凌宇怀着忐忑的心情去看望钱先生，为之前的“狂热”之举道歉。让其感到意外的是，钱先生竟释然地说：“你们很不错，当时没有打过我。”说这话时，钱先生一脸真诚。从钱先生身上，凌宇体悟到自己在“与沈从文、朱光潜先生接触时所感受到的为人的直率与对人的宽容”。而后来，钱先生因多年未见凌宇，还主动写信予他，不但像亲人般宽慰其要对往事释怀，而且对其日后为人处事的态度表示赞赏。凌宇收到此信非常感动，他说：

先生是那般谦虚，将自己等同我们同学中的一员；又是那般宽容与豁达……承受着难以言说的精神苦难，却宁愿从当时身陷狂热的年轻学生身上去发现他们尚存的良知。他对我的看法，是一种我难以承重的褒扬，而在这里，却鲜明地见出先生衡人论世的价值尺度。尤其是流淌在字里行间的视学生为亲人的殷殷之情，却非笔墨可以形容。①凌宇：《拂去烟尘 归真见瑜——钱谷融先生与我的师生缘》，《南方文坛》2017第6期。

在所有批判钱先生的学生中，戴厚英是其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在批判会上，戴厚英不但言辞激烈，且唯独“声色俱厉地直呼”钱先生的名字。此后，戴厚英在出版的小说后记中有所忏悔，也在一次会议上当众委婉地向钱先生表示歉意，她说，自己“曾做过不少傻事、错事，做过的事情总要受到报应……譬如对钱谷融先生的批判，尽管先生本人很宽容，自己却好的、坏的都受到过了”。②《钱谷融文集》第2卷，第69-70页。如戴厚英所说，钱先生不但宽厚地原谅了她，还在无人愿意为其晋升副教授写推荐信时，向她伸出援助之手。而后钱先生得知戴厚英悲惨遇害的消息，更是扼腕痛惜，多方打听、了解详情，并撰文纪念她。

此外，共同怀抱一颗真诚之心，也是二位先生能够成为至交的重要原因。霍松林先生就称赞过二位先生的真诚，他说：“徐先生襟怀坦荡，待人处事，俱出真诚。就我的切身感受而言，我的几位老学长待我都很好，但略无猜忌而始终以百分之百的真情厚谊待我者，确以徐先生和钱先生为最。”③霍松林：《我所了解的徐中玉先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文集》，第4页。从二位先生纪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中，我们也可窥见其共通心曲。徐先生说：“贾植芳教授是我相见很晚的朋友，同时我们也是相见恨晚的朋友。彼此都喜欢讲真话，不喜欢听套话、废话、大话。”④徐中玉：《老贾仍活在我们心里》，《现代中文学刊》2011第2期。钱先生说：“贾先生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真人，一点没有假……这很难，一个人，到了社会多少年了，还是完全一个真脸孔，没有一点假脸孔。我觉得，这个人是我所有认识的人里边，最真的一个人。贾师母也蛮真的。我欣赏他，自然的、真的，很自然。虚假的这一套，我又不喜欢，我也不会。他呢，就没有这一套。”⑤钱谷融：《回忆贾植芳》，《现代中文学刊》2011第2期。

其实，青年时期的徐先生就显示出坦荡的性情与不凡胆识，此后仍坚持这一秉性。抗战胜利后，在山东大学工作的徐先生参加了进步文艺工作，不久被教育部长朱家骅密令解聘。上海解放前夕，他与姚雪垠合编的周刊《报告》第1期出版即遭禁。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徐先生应领导和各报刊之约，写了多篇文章，但很快就被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缘由是其主张“教授治校”和“学术至上”。定案后，徐先生从中文系被降职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直到1961年才得以回系任职。徐先生和许杰、施蛰存先生曾被“监改”，从“右派”到“摘帽右派”，又到“老右派”，后来才得到彻底平反。①《徐中玉文集》第1卷，第5页。徐先生真诚的个性，给自己及其家人带来许多痛苦与磨难，但他将其当作为学和做人的基本准则，坚守如一。

钱先生同样推崇真诚，敢于对虚伪矫饰的文艺观念与现象进行质疑与批评。1957年钱先生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后，就不断受到批判；到了1959年，学校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钱先生提交了《〈雷雨〉人物谈》，此文后来被认定为是《论“文学是人学”》中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受到了严厉批判。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历时49天的“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讨论会”，并邀请钱先生参加。钱先生回忆，该会的主题是“从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转到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主要对象是我和蒋孔阳同志”。②《钱谷融文集》第2卷，第15页。钱先生虽然身心备受折磨，但仍旧特立独行，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由此招来更大规模的、更加严厉的批判。他最后终于不堪忍受，不久便十二指肠大出血，住进了医院。尽管境况如此糟糕，但钱先生于1961年末，学术气氛稍缓和之际，还继续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重申自己的学术观点。

由此可见，二位先生的文学价值观的相通之处，就是“吾手写我心”，创作出真诚的文学。如徐先生就认为优秀的文艺家“要发真的声音，说真的话，忘掉了个人的利害，推开了一切阻碍进步的因袭俗滥的规矩习惯老调，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表现，把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冲突真实地揭示出来”。③《徐中玉文集》第6卷，第1840页。

而钱先生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会用艺术来捍卫文学和个体的尊严，这点与徐先生坚持艺术应当对社会“有用”的主张和实干的精神是相契合的。钱先生在文章中多次强调，“作家、艺术家必须有强烈真实的感情”。钱先生喜欢散文，他指出，散文是最自由、最能体现人性情的文体。散文作者是个“散淡”之人，“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如此自然能写出好文章。但做散淡之人，并非易事。不过，人人可以“做一个‘真诚’的人。尽量说自己的话，既不要人云亦云地一味跟随别人，专拣别人爱听的话说；也不要为了与人争奇斗胜而故意标新异……无论如何决不要发违心之论，说一些自己本不想说而且内心也并不以为然的话”。④钱谷融：《散淡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6-168页。

这也是二位先生都喜欢鲁迅的原因。他们虽然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都有各自的理解，但都欣赏鲁迅真诚和敢于揭露社会弊病的个性和勇气。在鲁迅研究中，徐先生有《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关于鲁迅的小说、杂文及其他》《鲁迅遗产探索》等研究著作；钱先生则发表了《鲁迅的杂文艺术特色》《鲁迅的小说》《论〈祝福〉的思想锋芒——祥林嫂是怎样死的？》等研究论文。

二位先生虽然如吴炫先生所说的有“儒道”之不同，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有其相契合之处。徐先生虽重于积极进取，但也不乏对于真性情的追求；钱先生虽追求散淡人生，却不失揭露时弊、大义凛然之风。正如徐先生所说，“我们都无做官、从商的家庭背景与主观追求，都想研究些文学问题，个性不全一样，谈资却很多”。①徐中玉：《淡泊宁静，精雕细刻——小记钱谷融教授》，曾利文、王林主编：《钱谷融研究资料选》，第4页。

三、文人相重：走出文人相斗的阴影

显然，文人相重还是文人相轻，这是文学生态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古人早就有所认识，曹丕曾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②《曹丕集校注》，魏宏灿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刘勰也谈及“魏文帝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③刘勰：《文心雕龙》，第278页。现代作家曹聚仁在《论“文人相轻”》一文中曾说：“严格来说，‘文人相轻’只是一种‘批评’，决不含‘相骂’的意味在。”④《曹聚仁杂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48页。20世纪以来，文人相轻现象不仅没有减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文人相轻已经超出文学批评的范畴，进入了文人相斗的状态。正如鲁迅所说，“况且现在文坛上的纠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文笔的短长”。⑤《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7、308页。因为这里掺杂了更多学术之外的私人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文人为了获得名利、地位、权力或其他既得利益，对他者进行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压制、侮辱、诬蔑行径，其产生和生发，往往与社会深层的权力斗争有某种潜在的关联，有时甚至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

鲁迅对于这种恶习显然十分在意。在1935年，鲁迅就发表了七篇论“文人相轻”问题的文章，其中的《“文人相轻”》就指出，文人交往间存在着“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⑥《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7、308页。等现象，但这种现象不仅是文人相轻的问题，已演化为文人间的“恶斗”，对文学发展和文人的身心状态产生了恶劣影响。如鲁迅在给黎烈文的信中，也提到：“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性命。”⑦《鲁迅全集》第12卷，第415页。

文人相斗不仅给文人、文坛带来厄运——轻则文人丧失写作的权力，精神和心理遭受迫害，文学创作和批评得不到健康发展；重则让文人无辜丧失性命，影响社会正常发展。

文人相重不是没有底线地互相吹捧，不是毫无原则地沆瀣一气，不是单纯的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也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互相称兄道弟；更不是拉帮结派，形成同盟；当然也不是你好我好，一团和气等关系。文人相重是文人在心灵上的相通，在事业上的互助，是一种君子之交。但是，即便在当下文坛，做到文人相重依然很难。因为这首先需要具有广博的胸襟和真诚的人格，能够包容他人的局限，也能够看清自己的不足，不“向声背实”“谓己为贤”。⑧《曹丕集校注》，魏宏灿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3页。

钱先生与徐先生的交往正体现了这种风范。

当然，文人相重也并不是要杜绝文人间正当的批评与论争，恰恰相反，文人应保持独立思想，在尊重对方的前提下，表达自己不同的见解，形成学术争鸣，这才能促进思想交流和良性的学术互动。

总之，学术界应当走出文人相捧、文人相轻、文人相斗的阴影，提倡文人相惜、文人相亲、文人相重的风气，只有这样才能塑造一个良好的文学生态。让文人有一个良好的发挥自己才能、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空间，推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文化和文明的不断地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