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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城市化”背景下城乡创意产业的关系演变

2021-11-25

上海文化(文化研究) 2021年5期

张 昱

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提出,创意产业强调“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包容性”(tolerance)和“领土资产”(territory)的“4T”要素。由于城市在制度环境、生产要素聚集度和文化开放性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创意产业”自1998年首先在英国被提出后,始终与城市话语紧密相关。城市被视为创意产业的驱动力,而创意产业也能够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为城市整体革新路径带来文化赋能。相较之下,乡村地处偏远、交通连接不畅、互联网覆盖面不足,创意产业在城市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无法在乡村被复制,在一段时期内乡村创意产业的推进显得步履维艰。20世纪上半叶以来,“逆城市化”现象逐渐在欧美各国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后,不少大都市地区演变为由中小城镇和乡村地区组成的大功能城市地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许多人口从城市迁移到乡村,1976—1983年间英国44个2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人口减少的有34个。①汤长平、周倩:《西欧的“逆城市化”和农村开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一开始,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城市富有阶层,他们开始向城市近郊迁移。紧接着,大量中产阶级将生活重心移至郊区,甚至是更偏远的乡村。与过去由产品生命周期和廉价劳动力等经济因素促使的企业向乡村的转移不同,这种人口迁移更倾向于人们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和对产业潜能的发掘。在此过程中,乡村创意产业的价值逐渐显现。创意产业凭借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力和文化韧性等优势,能够改善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人口大量涌向城市而导致的乡村经济活力下降、地方感退化、文化特色式微等问题。同时,乡村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也盘活了乡村新移民的生活品质观念和创业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创意产业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延伸而在各国乡村有了越来越多的尝试。不过许多尝试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倚靠中心城市,将乡村作为城市创意产业效益溢出的承载地。中心城市不断向外拓展出功能城区,于是一些创意人士会选择在城市近郊开办创意工作室。与城市甚至全球范围的“距离网络”相比,近郊地区的地理位置网络可能对商业更为重要。②Winther, Hansen, The Economic Geographies of the Outer City: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Imaginary Spaces of Location in Copenhage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6, 14, pp.1387-1406.近郊紧贴中心城市,既拥有比城市更低的生活成本和独特的乡村景观,又能够相对便利地享有进入城市市场的机会,也降低了脱离行业机构网络的风险,便于产品营销。一种“城市干预”的乡村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由此形成。

在乡村创意产业的初创阶段,受乡村缺乏基础设施、工作场所和商业支持的限制,往往需要创意人士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填补”客观条件的不足。一方面,“城市干预”模式能够帮助创意人士利用近郊与中心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来获得源自城市行业网络的基础设施、经费、供销渠道和政策支持。例如,英国不少研究项目就关注苏格兰近郊创意产业的发展,包括由艺术和人文研究理事会资助的“支持创意商业”项目、由格拉斯哥大学资助的“支持乡村创意产业的模式”项目、由英国创意经济版权和新商业模式研究中心资助的“乡村创意企业家通信技术改进的效果”项目等。这些项目既从研究视角剖析了城市近郊创意产业发展的可行性与现存问题,同时也为相关创意人士建立了外部资源网。另一方面,“城市干预”模式也能够为城市创意产业主体找到新的创意点和作品落地平台。2021年,日本“大地艺术节”与瀚和文化合作,在景德镇市内的浮梁县打造了地域型艺术项目“艺术在浮梁”,联合村民们一起将艺术融入这片土地山川。城市创意产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在网络通信设施不断普及和优化的当下,在线培训、在线设计、在线营销等数字内容的出现,有力提升了除乡村新移民之外的本土居民对创意产业的认同和创意策划经营的能力,为乡村个性的复原重塑和有效表达开拓出了新的方式,并在小规模的乡村市场基础上,不断强化对外部市场的吸引力。

不过,“城市干预”模式也存在明显的问题。首先,来自于城市的支持和激励政策难以避免地沿袭了“城市逻辑”,机构网络也仍然以城市为中心。由于决策者与乡村的疏离,缺乏对乡村所面临的挑战的深入了解,导致政策并未反映出乡村创意产业发展的真正需求。不少资助项目的申请过程繁复,尚未实现与乡村创意产业的有效对接,这对寻求资金和其他支持的乡村创意人士构成了障碍,扶持和激励政策的实际效用屡遭质疑。其次,资助机构通常会偏好为高增长行业提供特权的创意产业分支,为其制定规范化和标准化定义。①Ealasaid Munro, Developing the Rural Creative Economy“from Below”: Exploring Practices of Market-Building amongst Creative Entrepreneurs in Rural and Remote Scotland, Media/Culture Journal, 2016, 3.这将削弱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等创意产业分支的资源获取率。但就创意人士而言,他们选择城市近郊作为工作场所,就是希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利益的驱使和束缚,通过创意工作为乡村带来社会和文化影响,也为自身创造更自由的创作环境。因此,“城市干预”模式可能很难真正与乡村多元、自由、灵活的生活结合起来。

随着“逆城市化”进入深化期,内陆乡村和偏远乡村的经济文化振兴与城市发展被同等对待,各国乡村大力建设基础设施,积蓄了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为破除“城市干预”的弊端,乡村创意产业开始探索自主发展模式。创意产业凭借创意、个性、强适应性和易扩张性等优势,可以根据产业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作出快速调整。创意产业助推了乡村传统农业和工业生产角色的分解,向文化中心功能转变。在复原或打造不同的乡村自然、人文特色的过程中,面向城市居民的消费功能也不断升级,生态产业、休闲娱乐产业、旅游产业得到显著发展。在并不占据明显区位优势的情况下,“人才”“技术”和“领导力”成为了决定乡村创意产业是否成功的关键要素。

就“人才”要素而言,城市中产阶级向偏远乡村迁移是乡村创意产业重要的支撑力量。城市创意人士认为乡村为他们提供了从中心城市的混乱和忙碌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感,弱化了在创作中冒险和创新的成本。因此,他们更有时间和能力创造新的作品,而不必刻意追随特定的城市艺术和社会趋势及流行风格。例如,澳大利亚凯恩斯和汤斯维尔距离州首府布里斯班都有1300多公里,但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在两地集聚,并直接对艺术创作产生了影响,使该地区成为了澳大利亚公认的艺术中心。在乡村赋予创意人士灵感的同时,创意人士也反过来为乡村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产阶级被视为潜在的“经济再生催化剂”,他们带有专业技术、专业知识和客户网络。①Lise Herslund, The Rural Creative Class: Counterurbanis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Danish Countryside, Sociologia Ruralis,2012, 2, p.236.从城市来到乡村,他们自主创业,或在其他乡村创意企业中就职,注重手工业、传统地方文化与新创意产业的结合(如文化遗产的商业化经营等),激发经济发展的潜能。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的斯特拉福德、圣雅各布斯、埃洛拉、费尔格斯等乡村中,“遗产购物村”(heritage shopping villages)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创意产业形态之一,为后现代消费者提供有形的历史纪念品。此外,创意人士也为乡村贡献了更多的社会效益优势。他们会策划、实施不同的社区项目,旨在增强和传播“地方感”,为不同的参与者创造良好的互动环境,赋予他们解决地方问题的权力。创意人士从某些角度来看充当了社会活动家的角色,他们需要有较强的能动性和自我效能,通过知识技能和资源网络来协调、动员和筹集资金,提供组织能量,以帮助乡村创意产业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运作。上述实践探索,在一些学者看来是乡村“创意阶层”(the creative class)出现的表征。“创意阶层”被定义为专门从事知识和想法的新颖组合以解决问题或创造价值的职业的集合。②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4, pp.1-10.这可能也意味着乡村创意产业的多样态、多从业者、多客户类型等基本结构的初步萌现。

就“技术”要素而言,信息和通信技术在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提高了乡村与外部环境的连通性。目前,各国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基本都存在行业疏离和市场规模小等问题。乡村创意产业有许多都依赖于家庭工作,需要充分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支持。这些技术既可以改变创意产品的性质,让创意人士购买到不同的材料和工具,培育所需的供应链,也可以为他们创造更直观便捷的产品展示和推广平台,开辟了新的替代市场和全球市场。在远距离沟通方面,信息和通信技术极大地降低了沟通成本,为创意人士争取到了新的协作关系网。除基本的互联网连接外,越来越多的新数字技术也被视为乡村创意实践中必不可少的关联手段。乡村创意人士中有不少是“数字创意者”,他们将数字技术作为其创作实践的一部分,例如电影制作、网络写作、艺术设计、展览策划、摄影、广告等。事实上,绝大部分来自城市的创意人士都具备基本的数字素养。他们在创意实践中成为乡村的重要资源,提供数字包容性策略,即拥有高数字资本的创意人士可以作为良好的数字中介,①Elisabeth Roberts, Leanne Townse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to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Exploring Cultural and Digital Capital, Sociologia Ruralis, 2015, 2, p.212.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参与到乡村社区的创造性或通用性数字技能的普及工作中。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在线信息、通信方式和工具、乡村人口的数字素养和技能不断丰实和提升的过程中,乡村创意产业的数字资本持续累加。尽管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乡村创意产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但“技术”要素有时却也成为加剧乡村孤立的原因之一。面对乡村信息与通信技术尚未全面覆盖或有待进一步优化升级的现状,许多乡村创意人士并不完全看好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前景,并承认由于连通性受阻而激化了产业发展的脆弱性,也降低了乡村本土居民利用“技术”发展创意产业的积极性。尤其在城市数字资本快速扩充、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地区会陷入一场永远在“追赶”的游戏。②Elisabeth Roberts, Leanne Townse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to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Exploring Cultural and Digital Capital, Sociologia Ruralis, 2015, 2, p.207.

就“领导力”要素而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乡村社区层面。从政府层面来看,相较于城市,乡村创意产业发展的客观条件有限,需要适当的制度环境予以支持。如上文提及的凯恩斯和汤斯维尔案例,两地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政府游说、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和有远见的领导者。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资源协调、政策支持、经费资助、组织管理等角色。通过政府的制度支撑可以有效帮助乡村创意人士改善经营和管理效用,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查塔姆县已有超过240名陶艺家、工艺艺术家、蓝调音乐家和作家集聚在此。在州和地方政府的资助下,一个以艺术为基础的小型企业孵化器得以创办,为当地创意人士提供了商业援助、廉价工作室空间和一个公共画廊,还推动成立了查塔姆县艺术委员会,以协调“在线艺术家名录”、匹兹伯勒画廊、艺术家商业技能研讨会、当地学校的艺术家驻留计划、夏季艺术节和艺术品慈善筹款活动等。③Rachel C.Fleming, Cre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and Exclusion in Rural Areas, The Geographical Review,2009, 1, p.69.从乡村社区层面来看,一些地方创意企业和创意人士也表现出有助于建立乡村社区韧性的领导力。作为社区成员,他们有意识地发展个人和集体能力以应对和影响外部环境和客观条件变化,如乡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缺失、经费限制和乡村青年人口外流等,维持和更新乡村社区,为社区资源开发出新的发展轨迹,鼓励乡村居民的参与,弥合了社会分歧,也强化了对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创意移民同本地社区一起致力于建立区域网络。在区域网络形成前,乡村微小创意企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向当地较为成熟的其他行业企业进行业务咨询。随着创意移民的到来,创意产业的区域网络能够向更多的乡村创意人士提供如何经营创意企业的专业指导和职业培训,以便让他们有能力自主创业或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工作。

乡村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理想化生活方式的地方,“逆城市化”导致了复杂的城乡迁移、阶层冲突和土地利用方面的变化。从城市在创意产业领域占绝对主导地位,到城市近郊发展出“城市干预”模式,再到更偏远乡村的自主探索阶段,城乡创意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乡村衍生于城市而后脱离城市的过程,而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迁移的过程中,持续激发了乡村创意产业发展的潜能,为乡村振兴创造了多元的社会资本,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所强调的文化资本,让他们有能力迎接行业疏离和市场规模有限的挑战,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来维持和提高乡村的经济、文化和环境福祉。城市依然在持续地向乡村创意产业的发展输送必要的资源,只不过在“城市干预”模式中,输送的资源多以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逻辑来实施。如今,乡村创意产业的内生动力开始建立,可以向资源供给方提出实际需求,切实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城市创意移民强化了乡村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本,也培育了一批乡村创意产业企业家,可以提升乡村创意产业发展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但是,乡村必须完善交通、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基础性的便利设施,以便对创意移民保持持续吸引力,将他们转变为有力的乡村社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