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重洲

学术界对于小勃律的关注多集中于史地研究和吐蕃的对外扩张。斯坦因和沙畹最早基于地理环境，探讨了唐军在帕米尔高原的行动，推测了唐书中记载的地理位置。白桂思《吐蕃帝国在中亚》探讨了吐蕃向外扩张的七个阶段，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中围绕军事地理论述了吐蕃在中亚的军事活动。国内学者主要以“吐蕃—勃律道”作为关注点，杨铭专门考察了勃律道，重点对一些地名、关隘，及商旅往来作了论述。田峰、董知珍等学者围绕“勃律道”的驿站和道里问题进行了考察。关于唐军在天宝六年行军的诸问题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大、小勃律之地理关系

“勃律”(Bolor)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无雷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汉]班固《汉书》卷96上《无雷国》，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884页)，这是关于勃律最早的记载。后秦僧人释智猛等十五人西行求法，“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梁]慧皎《高僧传》卷3《译经下》，《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其中波伦国即为勃律，勃律语对佛教和苯教的传播起到过重要作用(Berthold laufer，DieBru-zaSpracheunddiehistorischeStellungdesPadmasambhava，Toung Pao，Vol.Ⅸ，1908，pp.6-30)。北魏曾派董琬、高明等人出使西域诸国，对勃律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只说“波路国，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北齐]魏收《魏书》卷102《波路国》，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67页)。唐代不仅道里记载清楚，且国内的情况也很明晰，《释迦方志》记载“冰雪五百余里至波谜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