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重洲

学术界对于小勃律的关注多集中于史地研究和吐蕃的对外扩张。斯坦因和沙畹最早基于地理环境，探讨了唐军在帕米尔高原的行动，推测了唐书中记载的地理位置。白桂思《吐蕃帝国在中亚》探讨了吐蕃向外扩张的七个阶段，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中围绕军事地理论述了吐蕃在中亚的军事活动。国内学者主要以“吐蕃—勃律道”作为关注点，杨铭专门考察了勃律道，重点对一些地名、关隘，及商旅往来作了论述。田峰、董知珍等学者围绕“勃律道”的驿站和道里问题进行了考察。关于唐军在天宝六年行军的诸问题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大、小勃律之地理关系

“勃律”(Bolor)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书》中，“无雷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户千，口七千，胜兵三千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汉]班固《汉书》卷96上《无雷国》，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884页)，这是关于勃律最早的记载。后秦僧人释智猛等十五人西行求法，“猛与余伴进行千七百里。至波伦国”([梁]慧皎《高僧传》卷3《译经下》，《大正藏》，第50册，第337页)，其中波伦国即为勃律，勃律语对佛教和苯教的传播起到过重要作用(Berthold laufer，DieBru-zaSpracheunddiehistorischeStellungdesPadmasambhava，Toung Pao，Vol.Ⅸ，1908，pp.6-30)。北魏曾派董琬、高明等人出使西域诸国，对勃律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但只说“波路国，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北齐]魏收《魏书》卷102《波路国》，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67页)。唐代不仅道里记载清楚，且国内的情况也很明晰，《释迦方志》记载“冰雪五百余里至波谜罗川……川南越山有钵露罗国”([唐]道宣《释迦方志》,《大正藏》，第51册，第948页)，玄奘西行对其记述为“钵露罗国周四千余里，在大雪山间，东西长，南北狭”(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卷3《钵露罗国》，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5页)。其中的波谜罗川指帕米尔高原，南下便到达勃律国，即对今克什米尔北部的吉尔吉特和巴尔蒂斯坦的统称(Aurel Stein，AncientKhotan：DetailedReportofArchaeologicalExplorationsinChineseTurkestan，Oxford：Clarendon Press，1907，p.4)。此外，对勃律还有多种称谓(按：《魏书》中称“波路”、《旧唐书》中称“勃律”、《新唐书》中称“勃律”或“布露”、《高僧传》中称“波伦”、《大唐西域记》中称“钵露罗国”、《洛阳伽蓝记》中称“钵卢勒”)，文献中所记载的地理环境情况基本一致。

伊濑仙太郎认为大、小勃律在开元八年至十年间分裂([日]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严南堂书店，1968年，第179页)，正值双方围绕勃律间的第一次战争，即开元十年疏勒副使张思礼出兵取得大胜，很可能是由于这次胜利，“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处。为吐蕃来逼。走入小勃律国坐。首领百姓。在彼大勃律不来”([唐]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卷22《小勃律国》，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9页)，吐蕃逼迫勃律王出走，直接导致了大、小勃律的分裂。大勃律原是勃律国的统治中心，唐代对于两地间的道里有明确记载，即“东南三百里大勃律”([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1页)，气候、土质等自然条件都相对较好，由于其国“东西长，南北狭”的狭长地形，勃律才没有一次性被完全吞并。而小勃律则包括今亚辛及吉尔吉特地区，沙畹在《西突厥史料》中指出大勃律即今Baltistan，小勃律即今Gilgit(Edouard Chavannes，DocumentssurlesTou-Kiue(turcs)occidentaux，Chicoutim：JM Tremblay，2006，p.93.)地区。

吐蕃西进难以直接翻越高山，常选择拉达克山和扎斯加尔山之间的印度河上游河谷西进，由此可以北越葱岭或西进阿姆河与锡尔河流域(Karl Jettmar，Bolor：AContributiontothePoliticalandEthnicGeographyofNorthPakistan，Heidelberg：University of Heidelberg，1977，pp.15-31)。吐蕃以小勃律作为据点，有两个可以进攻的方向。一是经由小勃律、波谜罗川，向东至喝盤陀，海拔上由高至低，从高山直下进攻四镇中的疏勒镇、于阗镇，通过小勃律成为进攻四镇最近的道路，可见张孝嵩所提及“唐之西门”，更多担心吐蕃对四镇的威胁。反之，唐对于这条线路的经营也是逆向进行，先收复安西四镇，设置葱岭捉守，最后占据并巩固小勃律。二是通过小勃律后北进，由此方向进攻护密，阻断于阗、疏勒的唐军，向西进逼条支、写凤、月氏、大汗都督府，再向北上十姓可汗故地、拔汗那。一旦吐蕃控制昭武九姓之地，虽然未能直接对唐进行军事打击，却能够由此北上与突骑施联合对四镇和北庭进行合围，从战略上形成反包围，昭武九姓等国家都要为其所役属。此外，由其延伸的“勃律道”还是与中亚各国贸易往来的要道，日常交换商品外，还要输入铁制品和马匹。而小勃律正是扼守进出西域、中亚的咽喉之地，也同样是唐王朝边境的最西端。因此，从开元至天宝年间，双方围绕小勃律展开了一系列博弈，在西线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二、天宝六载行军考

唐与吐蕃围绕勃律国的攻伐共有六次，白桂思认为其属于吐蕃帝国扩张的第四个阶段，即征服帕米尔高原及其周围国家的时期(Christopher I. Beckwith，TheTibetanEmpireinCentralAs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42-145)。双方围绕小勃律间的博弈共有四次，均以吐蕃主动进攻并占据勃律后，唐军再进行救援或讨伐。汉文正史中记载开元十年疏勒副使张思礼出兵击败吐蕃，斩获数万而归，控制了整个勃律。二十二年起，吐蕃又相继攻破大、小勃律，占领勃律全境，藏文《大事记年》中记载“是年唐廷败盟”(Jacques Bacot et al.，DocumentsdeTouen-houangrelatifsal’histoireduTibet，Paris：Paul Geuthner，1940，p.51)，后唐军多次讨伐均无功而返。直至天宝六年，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册封并联姻，“夏，赞普行宫驻于擦尔布那之野鸭苑。公主赤没禄嫁小勃律王。冬，行宫驻扎玛尔。尚赤聂门松卒”(黄布凡、马德编译《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5页)，连同二十余国倒向吐蕃。高仙芝讨伐小勃律、朅师国得胜后，设置镇军与吐蕃对峙。

唐军对小勃律的战争中，以开元十年和天宝六载两次最行军为经典，特别是高仙芝在天宝六年以行营节度使的身份行军，规格高且人数多，故史官记载尤为详细。将行军所经路程汇集如下表：

天宝六年唐征小勃律行程表

据此计算，从安西到达小勃律前哨连云堡，需要近三个月的时间，军队每日行进十五公里左右，按照大军会于连云堡的时间计算，至少在四月上旬就已经进发。选择四月出师，唐军明知夏季河流涨水和道路难行。虽然不是最佳的出发季节，但是玄宗的诏令已送达，且冬天大雪封山，不仅不利于军队作战，后勤供应也会受到影响。此时西域诸国均已倒向吐蕃，推迟行军会使整个形势发生逆转，因此这也成为必须选择出兵的原因。

唐军行军过程中大量装备军马等牲畜，才能快速抵达小勃律，斯坦因也指出唐军装备的这种矮马使其大大提高了机动性(Aurel Stein，A Chinese Expedition across the Pamirs and Hindukush, A.D. 747，TheGeographicalJournal，Vol.59，No.2，1922，p.117)。唐统治西域时期，常与突厥、突骑施、粟特等民族的商人进行边境互市贸易，仅开元十四年杜暹就任安西都护后，突骑施的交河公主就主动“遣牙官以马千匹诣安西互市”([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3玄宗开元十四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75页)，通过频繁的互市，唐王朝换得了大量的军马来装备边军。征发小勃律的军队中虽然多有“蕃汉步骑”、“蕃汉马步”的表述，意为骑兵、步兵都有，但其中蕃军多以昭武九姓的国家为主，胡人多以骑兵见长。汉军虽有骑兵，但“时步军皆有私马”。咸亨四年的《买驼契》中记载西州前庭府队正杜某，向来自康国的粟特商人康乌破延购买了一头黄骆驼。开元二十一年的《石染典买马契》中，石染典官职为西州的游击将军，前往伊州市从粟特人康思礼手中买马。表明在唐前期的府兵、后期的健儿都有购买骆马的交易，这在西域诸军中已经是普遍存在和被认可的行为。同时数月行军，辎重、粮草都需要马匹来驮行，才能保证行军速度。

高仙芝行军前小勃律已被占领，唐军分三路隐蔽与分散行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4《高仙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204页)，约定会于连云堡下。分兵之地应在葱岭守捉处，“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第1150页)，葱岭守捉即今塔什库尔干石头城，无疑已经是唐人观念中的极边之地，由此有多条道路可供分兵。笔者推测分散行军不易引起注意，途径的国家可以分散补充粮草给养，并将吐蕃外围的据点、烽燧等拔除。从双方兵力对比看，高仙芝有兵万人，吐蕃在连云堡中驻仅有兵千人，但依托连云堡和婆勒川的有利地势，属于以逸待劳，据此高仙芝用兵选择偷袭而并未强攻。婆勒川正值七月高山融雪，但渡河之时却发现“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实际上军队“早集河次”，而瓦罕走廊海拔较高，日出时间晚，清晨气温较低不易涨水，加之渡河过程中也未被吐蕃军队发现。除了向连云堡发动攻势外，主要进攻城南的十五里的吐蕃主力，“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第3204页)。军事上虽然暂时取得胜利，却并未达到宣扬唐威的目的，同时还要阻挡吐蕃援军，因此继续深入至勃律王庭，到达大勃律需要通过两处关键之地，一是翻越坦驹岭，即今Darkot山口(Aurel Stein，InnermostAsia：DetailedReportofExplorationsinCentralAsia，Kan-suandEasternīrān，Vol. Ι Text.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p.8.)，海拔达到四千六百米以上，属于兴都库什山脉一系，翻越此山口后进入河谷，行三日后到达阿弩越城。二是抢占娑夷河上的藤桥，提前遣使安抚小勃律王并承诺：“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第3204页)，安抚百姓和贵族首领，但唐军进占都孽多城后斩杀了亲附吐蕃的贵族酋长，又生擒勃律王及吐蕃公主。

唐军能够取得大胜，除了装备精良和战略得当外，高仙芝也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前任“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察累讨之，不捷”([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4《高仙芝》，第3203页)，当时高仙芝正先后担任于阗使，焉耆镇守使，虽然没有亲临小勃律前线，但长期以来三任节度使讨伐小勃律不克(按：《酉阳杂俎》和《太平广记》中还记载天宝五年(746)王天运征小勃律败绩，但正史中未予以记载)，高仙芝担任的职位都需要提供后勤等支援活动，使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勃律虽然地远路险，但吐蕃政权早已对这一地区非常了解(Lajos Ligeti，“A 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Etudestibétaines，Paris：Collège de France，1971，pp.168-189.)，唐军的数次行军才不断的积累经验，计算所要到达的地点、行军路程和时间，特别是“坦驹岭”属于高海拔的险要山口，士兵畏难不肯前进，提前令人假作阿弩越城的胡人前往迎接，称“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第3204页)，才使得士兵打消顾虑。均源于提前对敌情的了解和对地理环境的熟悉，与其之前的仕官和行军经历是分不开的。

三、小结

小勃律作为中亚地区独立的地理区域，其地理位置具有其特殊的政治和军事价值。天宝六年平定小勃律，是唐军数次征伐小勃律中的关键一役，更多的具有政治意义，勃律王入朝后被授予“右武卫将军，赐紫袍、黄金带，使宿卫”([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5《大勃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265页)，目的均在于通过惩罚和褒奖的手段，达到宣扬唐威的效果。但是，讨伐吐蕃的军队中除了汉兵外，还需要调动周边国家军队共同击讨，加上后勤供应的问题，决定了唐人难以重兵控制小勃律。高仙芝设立归仁军，隔绝吐蕃于四镇、西域诸国之外，从“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1下《大勃律》，第6252页)来看，切断吐蕃与大食之间的联系也是战略目的之一，打破了吐蕃与其他诸政权联合的可能，保卫了安西四镇和各羁縻州的稳定，进而拱卫整个河陇、关中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