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鹏程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正式拉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此后，美国商界在对华贸易领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政府先前采取的对华禁运政策“很不明智”[1]，并开始游说政府积极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促使美国在尼克松访华前做出了三次放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但经贸关系受制于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势，决定了两国建交之前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几乎不可能实现。而“水门事件”后尼克松被弹劾及1975年福特派遣副总统洛克菲勒赴台参加蒋介石葬礼的行动，更使得原本就没有多大进展的经贸关系雪上加霜，双边贸易额由1974年的9.22亿美元、1975年的4.62亿美元下降到1976年的3.17亿美元[2]209。1977年1月，卡特宣誓就任总统后，两国经贸关系仍处于低迷状态，解决对华经贸疲软的问题成为美国政府推动正常化的重要动力。但直到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前夕，中美贸易额才又慢慢达到10亿美元的规模[2]207，而同期美国与中国台湾省的“双边贸易额”却已达48亿美元[2]209。当前，国内外学界对卡特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贸问题已有一定着墨，但受档案解密年限及研究侧重点不同所限，部分学者多运用决策者及幕僚的回忆录或访谈记录等来对正常化问题进行宏观层面上的探讨，其对两国经贸、商业关系正常化等相关问题难免阐述得不够充

分(1)孙哲、李巍的著作主要从国会的视角来分析美国的对华经贸决策过程，为学界理解卡特时期经贸关系从属政治关系发展的现象提供了详实的数据；郝雨凡、陶文钊、陈从阳和许刚雁等人在研究中美关系时略微涉及了正常化进程中的经贸因素，但受档案解密年限所限，他们均未使用新近解密档案，在论述经贸关系时难免会有细节方面的缺憾；罗伯特·S·罗斯具体分析了“文革”后中国领导权的变迁与中国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的内在动力，并剖析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因经济因素走向缓和、建交的内在联系。遗憾的是该文并未对卡特时期两国的经贸关系展开详细分析；荆小净、杨程等虽使用了美国新近解密档案，但其主要还是把经贸因素置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范畴下进行探讨，其关注点和研究视角也与笔者有所不同。综上，笔者认为该选题仍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可尝试以美国对华经济评估为视角来重构卡特时期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进程。参见孙哲、李巍《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210页；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398页；陈从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美建交中的经济因素》，载于《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许刚雁《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迟缓的美国因素》，载于《理论学刊》2010年第12期；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9页；Robert S. Ross ，“From Lin Biao to Deng Xiaoping: Elite Instability and China's U. S. Polic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8 (Jun.， 1989)， pp. 265-299.荆小净《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进程研究(1972-1978)》，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杨程《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1969—1980——基于美国外交档案的考察》，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本文试做一些新的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美国对华经济评估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推延

1974—1976年，美国政界与学界围绕是否同中国建交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其中也涉及正常化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反对派提出正常化会损害美国在台的巨大经济利益，如美国的公司将被没收，其私立银行在台十几亿美元贷款将受到威胁，外贸也会受限。而正常化的支持者则认为，正常化后美国在台利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美国会得到一个潜在的、具有7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承诺建交后会增加与美国的贸易，但其他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都得到了经济上的好处[3]305。

上述辩论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舆论很快将论题由经贸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4]。二月初，美国中央情报局经济报告研究办公室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名为《中国的经济形势面临新的领导》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华国锋目前的紧迫任务是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缓解一年来的国内经济混乱和因地震自然灾害带来的打击。而造成197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的主要经济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动荡和经济计划上的优柔寡断[5]17。因此，对于中国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该评估机构认为进行规划和管理方面的改革是中国实现成功的关键，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的局势依然脆弱，中国潜在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会长期存在，且较难克服”[6]2。其次，除了因屈服国内压力而提高国防预算带来的国防的现代化，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短期内不会取得重大进展。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并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至少还需要几年的时间[5]18。很明显，这份报告表明美国与中国建交带来的经济回报在短时间内几乎微乎其微，美国在对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远没有那么急迫。

1977年3月，中美两国出现了自1971年双方取消进出口管制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5]48。卡特总统十分关注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发展低迷及对华出口急剧下滑的现象，要求相关部门找出“扭转趋势”的应对措施。对此，美国商务部给出的解释是：目前影响到我国产品出口到中国而出现赤字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缺乏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中国的商业决策明显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承认北京将使得中国加大对美国的技术和设备采购”[5]51。而且之前的评估显示，中国领导集体在新的一年中将会更加关注经济建设和改善民生，并在“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旗号下大力引进外国资本与技术[6]1-2。而这带来的经济增长反过来无疑会使中国的政治环境趋于稳定，这样中国便因此获得了“推进现代化项目的能力”[7]。这两份报告评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政治倾向及其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显然鼓舞了卡特总统改善中美经贸关系的兴趣。出于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和对华政策评估的多重考虑，卡特派其子齐普·卡特随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以“显示其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还让他给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带来一封亲笔信，并在信中表示：“增强中美两国的交往和贸易符合中美两国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希望能遵循《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8]32。

尽管卡特派其子赴华向中国传递友好信号，并多次在公共场合表示其对华正常化及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充满兴趣，然而事实上，卡特上任之初就明显表现出对中国战略地位的轻视，对推进正常化缺乏足够的热情。早在1977年1月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们第一次开会并按照重要性列出美国亟待解决的16个问题中，居然没有提到中美关系[5]26。这是因为在卡特看来，此时缓和美苏关系以推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才是第一位的，毕竟“如果不考虑中苏关系，仅就经济和军事因素而言，中国并非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没有必要急于去实现正常化”[9]。

4月5日，卡特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要求顾问机构对接下来的美国对华政策进行评估，以寻求和强化同中国的关系。但前提条件却是美国能够与台湾保持全面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并能继续为台北提供安全保障[5]69-70。这样的要求显然必将受到中方的反对，也充分表明卡特总统虽然再次打算向中国靠近，但仍然畏首畏尾，不敢在正常化的问题上寻求重大突破。果然，卡特的延缓正常化政策很快在经贸领域产生不良反应，1976年中美贸易额从1975年的4.7亿美元下降到3.17亿美元，其占中国贸易总额的份额也由3.19%下降至2.36%，为1972年正常化启动以来的次低点[2]207。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因此受到影响而逐渐缓慢下来，卡特政府最终不得不为其主动延冗恢复经贸关系而自食苦果。

二、万斯访华与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倒退”

卡特决心暂缓正常化后，其对华政策评估其实远未结束，一项包含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参与研究的名为《第24号总统审阅备忘录》(以下简称“PRM-24”)的对华政策报告正在加紧出台。这项从4月就开始的无比详尽的跨部门评估本应该在4月底完成，但由于行政当局忽视中美关系，卡特政府直到6月才开始审议这份研究报告。

1977年6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力图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势头的备忘录。为了使国务卿万斯访华在促进正常化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这份备忘录无比详尽，涉及政治、战略、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在经贸领域，布热津斯基提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该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加快出售那些与国防无关的处于“灰色”地带的技术。为此，在万斯出发之前“向中国出售两台超级计算机、装备齐全的探测船和卫星接收站以便中国的石油勘探、海洋探测和自然资源信息的接收”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将给中国传递很好的改善关系的信号。其次，在非国防技术转让领域帮助中国克服一些关键的科学弱点，从而增强中国克服粮食问题和加速中国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5]98。可以看出，这份报告大大超出了万斯所要向中国试探的范围，卡特也只是同意了其中部分条款。针对万斯访华的目标，卡特政府内部将在接下来的PRM-24审议会议中展开激烈的争论。

6月27日，卡特召集国防部、财政部、国务院、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成员审议PRM-24：首先，大多数顾问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存在着“衰退”的倾向。霍尔布鲁克和奥克森伯格认为当前的美中关系由于美国的“观望”政策而受阻，并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损害，且进一步指出，中美关系实际上从1973—1974年就开始后退，这体现在贸易的衰减、文化交流减少和智力成果分享缺少活力等方面。因此，如果当前两国关系不继续向前推进，就会面临倒退。其次，国家安全委员会部分官员判断：1977年夏天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邓小平“再复出”意味着他将成为中国利益的重要决策者，“他有能力掌握政治主动权、审视国家的经济系统，并重新推行中国此前被搁置的经济建设项目”[10]8。往后的“邓小平时代”将会要求“毛泽东思想的与时俱进”，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施政理念也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10]6。最后，为了显示美方在实现正常化方面的“严肃性”，布热津斯基甚至建议在8月之前美方就应采取一些单边行动，如考虑扩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向中国出售先进技术、接受中方邀请布朗访问中国的要求，并与中方详细地探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政策等[5]106。遗憾的是，所有幕僚都拒绝了布热津斯基对华采取单边行动的建议，坚持对在万斯访华后再考虑采取单边行动才是比较有意义的[5]108。

8月18日，在万斯前往中国前，卡特交给万斯一封亲笔信，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来改善与北京的关系，这个(正常化)过程必须是可逆的。美国必须以同样的自尊和尊严来规范中国人的行为，美国不去北京当恳求者……应赋予(正常化)足够的耐心。”[5]134-135卡特还让万斯向中国表明，尽管两国未实现邦交正常化，美方也愿意与中方增探讨扩大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的方式，以便向世界表明美中关系仍在前进，从而增加中美的战略价值[5]135。这表明此次万斯之行的最重要的目标从“与中国实现完全建交”变成了“在与中国充分建立外交关系的基础上试探中国的‘灵活性’”。与中国探讨的主要内容也由“探索正常化及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变成了“谈论美国的全球外交政策”。最终，卡特主张“我们应缓慢行事……解决一个问题后再解决另一个”[11]，这样，万斯对中国的访问便从一次“实质性”行动重新降格为“试探性”访问[3]346。22-24日，万斯访问了中国，但其在华提出的“倒联络处”方案等 “三大反建议”遭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坚决反对。邓小平甚至提醒美方，在处理正常化问题时不能只考虑经济和文化因素，还应该考虑到美方的战略负担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5]204。万斯访华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也没能就经贸问题与中国展开具体磋商。但万斯在访华后却向卡特提交了一份极具乐观性质的评估报告，并造成了美国政府对正常化形势的误判。万斯在报告中指出：“访华期间与中国商讨了贸易和文化交流。虽然中国希望在正常化实现之前把各种交流维持在当前水平。虽然黄华认为没有必要发表公报，但他在把贸易与正常化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对美方寻求增加两国贸易的途径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5]214这让卡特觉得此次访华与中国人商谈了文化和经贸交流问题，美国对华出口出现贸易逆差的局面也可能得到缓解，这不失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进展。为此，卡特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归国的万斯，以向苏联及国内宣扬万斯访华取得重大成果。

随后，卡特便“放心地”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国内事务上，中美关系再次被置于次要地位。双方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停滞阶段，经贸正常化进程再度被推延。结果，万斯访华的“倒退”连同中美政治关系正常化的推延共同促使1977年中美贸易总额从1976年的3.17亿美元再次下降到2.94亿美元，其占中国贸易总额的百分比也再次由1976年的2.36%下降至1.99%，均创历史新低[2]209。并且，卡特上台后首次出现的中美贸易失衡的现象并未得到缓解，两年累计的对华贸易赤字达到了惊人的9.65亿美元[8]141。于是，加速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任务便落到了布热津斯基的身上。

三、布热津斯基访华、建交谈判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加速及实现

万斯访华的“倒退”及正常化停滞期内的经贸往来低迷，无疑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美国进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并做出了派遣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的决策，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也因此大大加速。而经过中美建交谈判，两国的经贸关系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

1977年9月23日，万斯向卡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当前美国在正常化问题上可能至少面临着4-6个月的停顿期。该评估报告认为，如果美国当前依旧采取一种维持现状的方法，可能会带来严重和有害的后果：中国可能会向“与苏联和美国等距离”的立场发展，中苏关系可能会改善，美国对华出口将保持在现在的低点[5]233-234。但由于此时美国已经打算把注意力和精力用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批准上，与中国实现正常化并推进两国安全、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方案被搁置下来。要不是中国首先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正常化进程可能被再次推延。

1977年底到1978年初，中国主动采取经济措施促进停滞期内的中美关系。首先，在停顿了两年之后，中国政府恢复了向美国购买小麦等农产品。其次，应美方能源部长施莱辛格邀请，中方决定派遣官方石油代表团访问美国，第一次改变了以往所有访美代表团都要表明“非官方”的立场。这样的转变使卡特颇受鼓舞，美国开始对停滞期内中国发出的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做出积极回应，甚至采取一些单边措施来维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势头。1977年11月，卡特政府在“放开管制可能会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一种补充手段的理由下”开始考虑放松对中国的外贸管制，并于1978年1月正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限制[5]264；另外，在卡特的大力支持下，总统的科学顾问弗兰克·布莱斯开始计划与中国建立广泛的科学技术交流[3]357。1978年2月，美方一个跨部门的专门处理对中国技术转让申请的机制被确定下来。为迎合中国购买计算机、电信设备、电子仪器、石油、矿物质开采设备和农业技术的新浪潮以增加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卡特总统甚至还批准了一项包括能源、空间应用、高能物理加速器、地震预测、自然资源勘探开发和农业等领域的贸易、培训和长期的科技交流等项目[5]284-285。这些项目为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加速与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78年3月，中国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工作中心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部分美国官员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今年可能将从美国购买大量的粮食和技术，从而向美国公众展示正常化所能带来的切实利益”[5]304。此外，一些政策分析家认为，中国是一个把经济和政治问题放在一起考虑的国家，“外交政策的新灵活性可能在贸易和技术转让领域最为明显”[5]276。而据美国报刊统计，仅1978年上半年，欧共体向中国出口就比美国多3倍[12]，如果卡特政府再不采取行动，便极有可能被排除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之外。这使卡特政府意识到改善中美关系将不仅有助于彻底解决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资产冻结悬案，还有利于帮助美国农民和公司分享中国极具潜力的巨大市场。5月17日，卡特便正式下达了关于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指示，希望能达到以下效果：“推动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寻求扩大两国在商业、文化和战略领域的交流”[5]385-386。结果布热津斯基访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宣告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开启。

1978年5月25日，为筹备中美建交谈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进行了评估，认为此次访华的成果基本达到甚至超出了美方的预期，为正常化创造了良好气氛[5]462-463。基于1977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文件，卡特政府认为“文革”过后的中国领导集体、社会生活基本稳定，并有对外改善关系、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以振兴经济的需求[13]。除此之外，美国依据“中方对1977年11月美国没能及时把双方的会谈记录传递给卡特政府的迟缓行动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耐心”得出了“中国比以前有能力且更热衷于推进正常化进程”。随后，中美建交谈判以秘密的方式在北京展开磋商，利用三个渠道保持沟通、及时消弭分歧与争论的谈判机制被双方确定下来，并于1978年7月5日至12月展开了前六次会谈。在后四次谈判中，邓小平亲自介入谈判，两国以“同意存有分歧”方案促使中美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

建交谈判结束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交。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由此进入了正式的实施阶段。它为两国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开辟了广泛前景，既利于推动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解决美国当时面临的经济疲软、出口萎缩和贸易赤字等问题。中国通过引进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社会管理经验等途径，日益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美国的农业、商业与科技公司则被进一步获准进入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进行投资和销售，资本获益回流美国后也极大改善了美国因“滞胀”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不景气的局面[14]。两国进出口总额由1977年的2.84亿美元增至1978年的9.9亿美元，并猛增至1979年的24.5亿美元[8]141-142。中美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百分比也由1.99%增至4.81%，并于1979年达到了惊人的8.36%[2]207。中美经贸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双方的贸易额逐年增长，为构建一个平等安全、互惠互利的世界贸易体系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卡特时期的经贸关系正常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其进程与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发展轨迹基本保持一致。执政初期，卡特政府的经济困境、与经贸相关的建交大辩论及随后的对华经济评估并没有引起美国的重视，经贸正常化进程因受制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而推延。随后，在评估PRM-24和万斯访华的过程中，美方针对中国建交三原则提出的“三大反建议”受到了中国领导人干脆而利落地拒绝。万斯建交方案及访华后卡特对访华成果的误判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并造成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倒退”。随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卡特政府及时调整了布热津斯基访华方案及对华建交策略，受到了中方的热烈欢迎。两国的经贸关系正常化也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得以加速。最后，建交谈判期间双方在政治领域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与共识，以及建交最后一刻邓小平“暂时搁置两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争议、先行建交”的决策，促成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15]。回想起近一段时间以来，因美方在经贸谈判中不讲诚信、出尔反尔的不良行径而受到损害的中美关系，我们依然可以从回顾卡特时期经贸正常化的进程中得到以下启示：经贸利益是促使1978年两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强大推动力，经贸发展同时也受制于当时两国尚未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应当说，如今两国围绕经贸问题展开的外交博弈无外乎“和则两益，斗则两伤”两种结果。但经贸关系作为当代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其健康稳固发展关系到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因此，在未来的日子中，美方应及时转变谈判思维，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方式参与到下一阶段的经贸磋商中。这不仅能“让中国的发展成为愿意与中国搞好关系的国家的共享机会”，还能促使中美两国共同缔造一个利于世界贸易和谐、稳健发展的美丽新环境[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