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晓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州 510420)

《庄子》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情”。五彩缤纷的“情”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物情”，它包含有人的情绪、感情与本真之情；其次是“气情”，它是情与理性相结合，人经过理性思考的情感；第三是“道情”，这是庄子的核心追求，指人的精神愉悦、精神自由之情。《庄子》的核心内容就是遵照、顺应人生命的本真实情[1]。本居宣长在《紫文要领》中提出的“物哀”论，强调写作要追求“真实”，不要道德、伦理的束缚，不要教训、教诲[2]37，其“物哀”论所主张的“人情”汲取了庄子的“物情”，放弃了更高层次的“气情”，更不及“道情”。庄子强调人应该摆脱对“物”的依赖与执著；而本居宣长“物哀”论之“情”则深陷偏执之中，不知自拔。

一、《庄子》的“物情”观与本居宣长“物哀”论的“通人情”

《庄子》关于“情”的表述有不同的指涉，也有高低之分，有取舍之别。陈鼓应认为：“《庄子》中的‘情’具有‘真’‘实’和‘感情’等多重意蕴，在生命的智慧哲学里，隐喻了人的伦理观，对于艺术境界而言，含藏着中国古代道德的意蕴，它开启了中国人性论历史绵延而波澜的抒情传统。”[3]庄子“情”观的内核是他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本居宣长“物哀”论中对于“情”的论述也有三个方面，分别是“通人情”“表现人情”以及追求“真实人情”，这三者均与“不伦之恋”息息相关。关于本居宣长“物哀”论，笔者在拙作《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学术价值探讨》一文中已经详述其成败利钝[4]。本文的重点在于细究庄子的“情”观与本居宣长“物哀”论之“人情”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