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伟

随着西方语境中“法国、英格兰、苏格兰启蒙”、中国语境中“五四与启蒙”等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处理“启蒙”视角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念转型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中西文明现代性转型的模式界定，也预示着以何种立场与视角来定位和评价我们的价值观念转型。在这种情况下，梳理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转型的性质、内在逻辑及其使命，定位其与“启蒙”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厘清我们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1)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求是》2019年第12期。的文化建设过程中与外来文明特别是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定位问题，而且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推进提供一种价值观模式演进的视角。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转型的性质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反思西方启蒙模式时，曾进行了内外两个层面的总结。从外在层面看，知识与蒙昧构成“二元对立”的框架——“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2)[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从内在层面看，启蒙始终存在着一个压迫性框架的历史演进——“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演变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3)同上，第34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启蒙非但没有实现自己的外在口号，反而在内在性层面上造成新的意识形态遮蔽。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转型的分析，虽然可以借鉴上述两个层面的视角，但不能在框架和内容上将之等同，双方在资本逻辑的问题上存在着交叉，但在价值立场的问题上有着本质差异。简言之，我们不仅面临着社会主义价值立场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关系探索问题，同时在社会文化领域面临着如何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与西方启蒙视野中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价值观念变迁史，是否内含着“启蒙”的维度？如果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启蒙”？

从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不仅符合一般认识论层面的“启蒙”路径，也贯穿着价值观层面“再评价”的维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研究的兴起，到90年代对评价问题的关注，再到本世纪初对价值关系与价值观问题的探讨，集中反映着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将认识判断作为价值判断前提”的“再度”确认。与“知识与蒙昧”二元对立框架不同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否定，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再思考”。这不仅是一种“再认识”，同时是一种“再评价”，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启蒙的“再深入”，是一种“再启蒙”(下文简称“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正是在这种“再启蒙”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在已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进行“再审视”，并重新设定具体路线。

从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重构了中国不同价值观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极大丰富，为社会主义“再启蒙”提供了必要的价值基础。从一般意义看，“启蒙”往往带有“革命”的意味，意味着用新世界代替旧世界。与西方启蒙不同，无论在任何阶段，中国都不存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基于全面私有制和宗教转型的“市民社会”。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并不是西方现代转型层面的社会制度更替，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再完善”，即用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客观上造就了社会公共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换言之，各种主体之间的传统依附性纽带逐步淡化，其独立性空前高涨。虽然个人、集体与社会、国家的价值关系结构及其交往规则发生重大变革，但支撑这些重大变革的国家和社会框架仍然坚持着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并与各种主体保持着整体层面的良性互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新增长点的出现，客观上都推动着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深入，并表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启蒙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文明成果的全民共享。

从主体自我定位的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主体开始以高度理性的姿态(特别是在工具理性层面)对待自身及其与其他主体的关系。这种状况虽然产生了一般意义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但总体上仍然受到社会主义立场的规训。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一次社会重大事件(尤其是负面事件)的出现，不仅考验着公众的价值观底线，造成了伦理道德的框架性调整和变迁，而且显现着社会公共价值观演进的线索。从表面上看，传统价值观念中获得肯定性回答的一些既有价值判断，虽然在市场体制中面临着主观恶意和社会风险陡增的可能，但每一次事后的公共价值反思和制度性弥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主义的制度性解答。在这种环境中，社会素养的每一点进步，实际上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再启蒙”的深化。与此同时，各种主体也在不断反思和审视自身的定位、与他者的关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相比较于西方启蒙表现出巨大差异：它不是坚持一种抽象的“人权设定”，而是坚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人民主体地位”(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页。的历史生成，反映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建设的不断进步。

从社会价值观转型的整体态势看，价值观冲突复杂化、尖锐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真正缓和，价值观领域始终是意识形态交锋的重要“战场”。这一领域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每一种价值观主体都植根于特定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虽然在整体层面上是统一的，但在改革进程中的具体分配层面上又产生着复杂的矛盾，同时还有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功利性价值判断极易助长极端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为西方价值观的国内传播提供便利。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思想宣传的方式与各种主体的微观价值观语境开始在不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距离，在很多领域中产生“理论上说得通，情感上很认同，操作中难认可”的现实挑战。正是由于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各种原本正面的价值观词汇在社会公共话语体系中纷纷陨落，一定程度上造成既有话语体系和相关术语的重大变化。这一问题尤其值得警惕，因为“术语出现转向，象征着智识取向的改变”(5)[英]安东尼·吉登斯：《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经典理论与当代思潮的碰撞》，何雪松、赵方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页。。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价值观启蒙的挑战性。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价值观变迁与转型，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已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启蒙的延续和深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再启蒙”。面对这一历史过程，有学者试图通过研究西方启蒙的逻辑进路，以期为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提供借鉴。这种思路虽然能够开拓视野，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有其独特的逻辑主线，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判断及其实践展开。如果无视这一主线，我们就极易陷入用西方启蒙模式的外在层面“匡正”中国思想进程并否定社会主义内在层面的理论误区，其结果是用西方抽象人权概念粗暴对标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最终陷入文化浪漫主义或价值观精英主义的泥淖。

二、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核心问题

西方启蒙的框架之所以无法被直接用来 “匡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是因为两者之间关于人的权利和地位的设定模式存在着根本差异。这种根本差异来源于两者核心问题的不同：西方启蒙的核心问题是“资本自由”的权力设定，表现在为保障个体劳动力市场流通而进行的一系列权利设置；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是在全面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的关于人的“实质权利”的实践探索。在实践探索的开放性视野中，西方启蒙语境中的抽象“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价值理念，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中就必然要求现实化为“实质自由”“实质民主”和“实质人权”，从而表现为一个基于群众实践的历史扬弃过程。

在开端的层面上，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起点是人民大众的“生存权”。这种生存权在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上，表现为集体主义视野中的“共同富裕”。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当下共识充分肯定了生产力视野中物质财富的基础地位，开启了中国价值观启蒙高度重视财富创造的历程。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相比，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否定性回答(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极大凸显了生产力层面的价值取向。整个国家开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采用市场经济作为生产力发展手段的情况下，为了激活各要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途径就成了必然选择。相较之下，西方启蒙显然绕过了这一环节。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情况下，将“贫富差距”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财富差距，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并成为“自由劳动力”。对此，恩格斯指出，“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7)[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在过程的层面上，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坚持的是“公共生存权”基础上的“公共发展权”，两者都表现为一个在实践中展开的历史过程。西方启蒙基于资产阶级所有权建构起来了一个静态的、抽象的“理性的王国”，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了各种主体之间对抗性关系。这种对抗性关系虽然能够抽象化为“自由”“平等”或“人权”的抽象口号，但一直无法解决社会整体层面上的“博爱”。相较之下，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框架一开始就是群众性的，它在发展的层面上表现为一个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历史展开的过程，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基于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种“历史的展开”首先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实践探索，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文化领域的思想大解放和生产领域中的实践创新热潮。它不是在法律层面上试图“一劳永逸”地简单规定“人的权利”的相关内容，而是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视野中，不断丰富全体人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相关内容，表现为从追求“小康”到追求“美好生活”、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8)《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5页。的历史演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稳步发展，并表现出与资本主义法律精神的本质差异，即以“抽象的个人”为主体和以“人民”为主体的立场区别。

在这样的视野中，所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都是一种阶段性的历史成果。即使是已有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2页。，简言之，它必然会在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和深化。这就形成了关于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呈现出“实践之中”而不是“实践之先”的特征。正是由于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领域中也会带有“实践之后”的“亡羊补牢”的色彩，即它需要针对实践中的各种突发事件进行理论表态和制度完善。这种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时代状况，造成中国价值观启蒙总体状态的“不稳定性”。此外，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关系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关系问题，进一步增加了这种“不稳定”状态的复杂性。从这个层面看，中国价值观“再启蒙”质的飞跃，从根本上依赖于对实践层面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度解答。

正是基于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和集体主义视野下的“共同富裕”和“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才能在逻辑上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的有机统一，并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群众后果”并不是西方式的对抗性的“市民社会”，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环境下执政党、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有机统一——“和谐社会”。这就决定了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不仅在开端和发展逻辑上不同于西方启蒙，而且在逻辑归宿上也没有导向对抗性的主体关系，而是朝向集体主义视野中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这样的目标定位下，如何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种带有扬弃意蕴的超越性价值理想，就需要在实践中长期探索并逐步上升为制度导向。纵观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任何国家的财富创造和积累过程背后都贯穿着特定超越性价值观的支撑，如新教伦理之于近代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本质实践展开过程的长期性，我们很好地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在“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个环节中，我们发现在功利性的市场环境中，还必须依靠制度设计才能实现。正是在这种制度设计尝试中，“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表现出与西方启蒙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的天壤之别。只有立足于中西价值观启蒙的核心差异，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非但没有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反而能够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时代。对这一问题的解读，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由于其核心问题的独特性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

三、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实践展开”

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的时代转型，必然以相应的价值关系变迁为前提。社会主义本质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关系设定——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逐步展开，从根本上推动着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深入。这种状况在客观上造成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也具有实践展开的特征。由之而来的问题是，社会实践中的重大事件(包括负面现象)的出现，在对中国价值观“再启蒙”起到激励作用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倒逼”的态势——实践层面上的新状况急切呼唤制度层面的价值观表态，不断推动主流价值观、公共价值规则和微观价值交往的互动，并形成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倒逼”式的互动中，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才表现为实践问题逐步展开、递次解决，社会价值观共识不断达成，核心价值观逐步清晰，价值观和制度建设关系日益密切的特征。具体来看，这种“实践展开”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价值观“再启蒙”首先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实践展开。西方近代启蒙与市民社会的成熟是总体同步的，并形成“中间突破”的逻辑进路——资产阶级革命对上层建筑的改造和资本主义大工业对社会价值交往关系的改造。与之不同，改革开放是一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改革，它首先是一场“自上而下”打破传统思想禁锢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社会运动。它并不存在一个政治权力层面的“革命对象”，而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等社会建设的思路均来自于执政党。正是在执政党的试点、领导和推动下，中国才实现了由点到面的全面开放，新的社会主义价值关系才全面展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同时体现在价值关系和价值观建设两个层面，始终是无可辩驳的领导核心。

第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价值观“再启蒙”逐渐演变成一种实践层面的“上下互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是与人民群众创造力的不断提升、社会价值关系的不断丰富同步的。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价值关系体系中，整个社会价值观“上下互动”的新局面立足于“非对抗性权利”的建设模式：面对不断产生的新价值关系，执政党和整个社会公众面对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相关冲突，不断达成新的价值共识，并上升到制度层面来指导和规训接下来的实践活动，从而表现为源源不断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一方面，这种创新模式使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丰厚回报，整个社会对改革开放表现出高度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在急剧转型的同时，也急切呼唤符合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立场的公共价值交往规则，从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完善，非但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反而带来全民层面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第三，基于社会主义价值立场，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始终面临着“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西方启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内生性的抽象价值观”，它在扬弃封建价值关系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压迫性社会价值结构的历史传承。在对抗性的社会价值建构中，欧洲“18世纪政治思想的基础是契约论，这种契约论的基本假设是从古代和中世纪思想中得来的，但它发展、改造了这些假设，使之带上了由于受到近代科学世界观的影响而来的特征”(10)[德]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页。。相较之下，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使命要艰巨得多。即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的价值框架下仍然需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在价值立场的层面上需要与社会主义进行对接。这一转化和发展的过程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微观领域被不断大规模突破，一度引起文化滑坡论、道德危机论等悲观论调，传统价值观的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无序性乃至混乱性。这无疑增加了文化转型与发展的复杂性。

第四，“实践展开”的特征，使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仍然面临着外部价值观特别是西方启蒙价值观的“压力”。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自信”，客观上需要建立在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批判性反思之上，需要在“中西互鉴”的视角中批判性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市场经济中功利性价值维度的兴起，导致在公共价值观领域对以往历史观的批判性反思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停滞态势。在求新猎奇的消费文化氛围中，众多历史题材的文化产品并没有充分发挥批判性反思的功能，而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基本前提恰恰在于这种批判性反思，否则现代中国价值观自信的认识论前提就不可能全面建立起来，更无法形成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不仅如此，如果这种批判性反思停滞下来，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某些领域就有可能被歪曲为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自信和传统价值观固执，或者形成对外来价值观的盲目尊崇，最终会威胁到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社会主义立场。

如果说西方近代启蒙总体上可以归结为由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那么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更多地是立足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共识，通过社会价值观和价值关系的调整，主动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价值关系的丰富。当下，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仍然处于一种“实践展开”的状态，这也与改革开放发展的阶段性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必须在制度层面上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从而为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启蒙提供方向性的指引和示范。

四、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使命及反思

与西方启蒙相比较，中国价值观“再启蒙”面临的不仅是如何维护价值观共识的“静态”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价值关系全面转型的时代，不断形成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共识的“动态”问题。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与人类历史上以往所有思想启蒙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在“终极图景”的问题上不去许诺一个静态的、描绘性画面，而是在实践展开中不断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在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中，推动整个社会主义文明的整体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内涵的不断丰富。这一实践的过程性也造成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态势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主体构成的复杂性，还在于新的价值观影响要素的不断生成以及所导致的结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实现逻辑框架上的清晰性。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价值观“再启蒙”的价值导向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最终使其上升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灵魂。为此，有必要建立起以知、信、情、意为主干的完整的逻辑框架，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在认识论和价值观领域体现出“人类文明制高点”的真理性，为微观领域内健全人格的培养和宏观领域内社会主义价值交往规则的全面落地奠定坚实基础。

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不能单纯满足于对12个关键概念的“机械认知”，必须从真善美有机统一的层面来引导中国价值观启蒙的终极方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一是要确保认知对象的正确性，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仅仅停留在“24个字”的量化形容方面，而是深刻挖掘其在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中的主导内容，在社会科学的层面系统呈现其时代先进性，彰显社会主义价值立场的基础作用和重要意义，实现认知内容的正确性和深刻性。二是要确保认知方式的正确性，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动态地看待培育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使之成为一项长期的历史运动。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关系不仅仅是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也涉及社会转型中不同的维度——知识、审美、伦理和功利层面的各种关系，在社会工具理性思维能力空前高涨的同时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夯实认识论上的公共性平台，实现正确认知。

第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不能简单满足于相关内容的直接呈现，更不能急于在传统文化和其他文化形态中寻找价值观典型和文本依据，而是必须上升到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层面，使社会主义理想、时代责任和个人幸福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呈现“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面貌，也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环境下实现知识呈现与理想信念建设的同步。只有在这种层面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深入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架构之中，才能在“内化于心”的同时真正激发和树立起当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责任意识和敬业精神，为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塑造出价值观上的“主心骨”，从而真正发挥集体主义层面对功利性要素的指导和规训作用。同时，只有上升到这个层面，中国价值观“再启蒙”才能真正应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极端功利主义和货币拜物教价值思维方式。

第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价值观“再启蒙”，必须重视公众情感宣泄背后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实现了“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1页。的效果，才能从根本上引领中国价值观“再启蒙”。这就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成为公众情感生活的价值底蕴和情感宣泄的价值观基础。为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建设不仅需要与公众的情感结构相协调，在逻辑上清晰地定位和处理好执政党、政府、各种市场主体、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更要充分考虑到当下时代环境中有可能对公众情感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相关因素，做到契合实际、有的放矢。

第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价值观“再启蒙”，要谨防社会整体层面的动机偏离，确保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与社会经济发展动机的内在一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是由上到下、由点到面、上下互动的逻辑延伸。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机不能被直接等同于制度改革和设计的动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处理好价值创造、价值评价与价值认同之间的关系，始终导向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融入中国的制度建设，成为中国制度改革的价值指引，从价值观启蒙的角度实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之间的逻辑衔接。

综上所述，中国价值观启蒙的复杂性在于，在批判性借鉴整个世界文明成果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本质表现为一个实践展开的过程，需要被一步步细化为社会公共价值交往准则。这一过程性导致我们自身的价值观系统出现各种各样的冲突乃至斗争。这就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中国价值观“再启蒙”，使之上升到价值观真理的高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践行作为一种时代自觉和责任觉醒来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