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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之出场?何种历史?
——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一个困惑

2021-11-25李婷婷

现代哲学 2021年4期
关键词:马克思现实历史

李婷婷

“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这一问题一直是许多哲人思考的问题,这或者是出于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反思,或者是出于对时人在同一社会甚至同一历史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处境和命运的思考。这些思考引导人们认识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沉浮,帮助个人探寻安身立命的方式,追求幸福。马克思也探究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命运,强调和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但是,将“人”具体化到独立的、实存的个体时,个人是否在马克思的视域内,也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人十分关注自身的命运与幸福,而不仅仅是整体历史的进步,即在此有一个个体“当事人”的视角,这也是从个体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原因。

一、个人的伪出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是历史的前提,即对宏观历史的研究要建立在对“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的微观分析和理解上,因此,“现实的个人”在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实际上,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论述中也没有偏离由“现实的个人”所引导的思路,即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进一步阐明历史在物质生产力作用下的发展。具体说来,马克思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青年时期接受的浪漫思想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形成马克思关注人的命运的理论背景。随着进一步深入社会、遇到具体的社会难题,马克思的视域转向现实,也开始从现实层面来理解人。

“现实的个人”是在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人”、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以及施蒂纳的“唯一者”之后出场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将自我意识的人作为主词、将现实的人作为谓词,应该将两者颠倒过来,使人用脚站立在地上,也就是要使现实的人占据主体的王位,使自我意识的人依附于现实的人(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5页。。费尔巴哈将人理解为“爱本质”“类本质”的抽象物,马克思则主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用与人相关联的一切社会关系来规定人,使人成为处于现实关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普遍性(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施蒂纳将本质的批判推到极致,将人理解为一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我”,并且批评马克思同样在类本质的层面理解人(3)参见[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89页。,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极大的挑战。因此,马克思不仅要坚持对观念的颠倒,还要回应施蒂纳的挑战。这些思想上的批评和遭遇为“现实的个人”的出场作了充足准备,像是奏起了悠长的开场乐曲,曲毕则“现实的个人”就出场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的个人”作了详细的说明: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6页。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5)同上,第146页。

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6)同上,第152—153页。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解释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7)同上,第151页。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实的个人”不仅是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还是从事一系列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是被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所约束的个人。在此,马克思采取的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从观念、意识方面来理解人的相反的视角,现实的、物质的人占据了主体人的王位,马克思也以此为基础做进一步的社会历史研究和革命实践。这不仅是对人的理解的一个新补充,更是从与观念论相反的视角进行的补充。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的这一理解似乎更能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毕竟从一出生就处于社会之中的成长的人们,无不感受到物质生产条件和生产活动的限制和约束以及人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目前处于资本社会中的人们似乎也更能深谙马克思的高明。

许多人忽视的一点是,“现实的个人”出场的背后是主体个人的伪出场。因为马克思强调的“现实的个人”无法作为一个主体“出场”,也就是说,“现实的个人”并不代表哪一个人。这同样是施蒂纳对“人”的批评,即当你将汉斯看作人时,你就已经忽略了他是汉斯。尽管面对施蒂纳的批评,马克思另辟蹊径,指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但他始终无法避开施蒂纳批评的思路。尽管马克思在其文章中提到“有血有肉的个人”“有肉体组织的个人”,如果马克思再进一步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那么“现实的个人”就是实存的独立的个人,但马克思在提到这些观点的同时又忽略了这些观点,他匆匆忙忙要回到自己的逻辑里,即用物质生产活动来理解人,进一步地进行他的历史叙事,也为他下一步所倡导的革命实践活动做铺垫。

一方面,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揭露思辨结构的秘密时,使用“果实”“苹果”“梨”“扁桃”等例子,说明思辨哲学家们将“果实”作为“苹果”“梨”“扁桃”等的实体,但他指出,实际上思辨哲学家们只是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一般果实”(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2页。。马克思认为,各种真实的果实和抽象“果实”应该被颠倒过来,即“果实”不是实体,只有“苹果”“梨”“扁桃”才是实体。但是,马克思的这种颠倒并不彻底,如果真正贯彻到底,只有“这个苹果”“那个梨”才能被实际确认为实体,因为它有真实性、可直观性(9)参见徐长福:《主词与谓词的辩证法——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探察》,《哲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16—17页。。类比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马克思将“自我意识的人”“类本质”等颠倒为“现实的个人”,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用现实的条件和活动来诉诸人的现实性,因此使人有了物质上的现实性。但是,马克思也没有贯彻到底,他说明的这种“现实的个人”无法拥有专名,落实不到具体的、实存个人之中,也就不能确定“现实的个人”的真实性,即“现实的个人”没有作为一个像现实中的“张三”“李四”这样的个人“出场”,因而无法直观,依然是概念(10)参见徐长福:《论马克思人论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内在冲突》(下),《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第37页。。如同施蒂纳所说:“你是汉斯,你就是与他不同的,因为他是孔茨,即并非是汉斯;作为人你与他就是相同的了。只要他是那么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并非是没有意识到的利己主义者,那么对于他来说,作为汉斯的你就等于完全不存在。”(11)[德]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189页。施蒂纳强调个体“我”的独特性,马克思虽然批评施蒂纳的“我”依然拘泥于观念的词句中,但他的“现实的个人”的思想依然回避不了施蒂纳的批评——对实存个人的忽略。

此外,马克思指出,要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去观察和确认“现实的个人”,但观察“现实的个人”的生活并没有落实到单个的人身上,这种观察的方法以及真实性就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思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关注和对资本家的批评等不是从个体的视角入手的,而是对阶级群体的说明,虽然文中的引用有涉及一些个人生活状况的描述,但不是马克思自己的观察和考证,而是引用他人的文字材料(12)参见《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771页。。这说明马克思依据的一些微观材料不是自己的观察和考证,而是借助他人的观察,这对强调使用“纯粹经验的方法”的马克思也形成一种挑战。

另一方面,当马克思指出用思辨的方法“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2页。时,他在寻求有丰富内容的规定。他也指出,德国的批判对黑格尔体系所作的批评,没有对黑格尔的整个体系进行全面批评,只是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进行批评(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3—144页。。换言之,马克思意识到不能只抓住某一思想体系的某一方面作批评,而应对整个思想体系进行全面批评。对一思想的批评如此,对一理论的建构也应如此,只抓住这一理论的某一方面深层建构首先就要意识到这一研究进路的局限性。而马克思将“现实的个人”理解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不仅成为解释历史的出发点的内容,而且为后来的革命理论做铺垫,这就要对其做谨慎的思考和研究,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进一步思考指导的科学性问题。从一般的主谓结构看,“现实的个人”是主词,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是谓词,在此,谓词修饰主词“现实的个人”,只是对“现实的个人”的一种解释说明。“现实的个人”除了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之外,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但马克思没有关注和强调其他的内容,如人的社会-心理、观念、价值、意识等要素,而这些要素同样是规定“现实的个人”不可缺少的内容。“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独立的个体,他的身上有诸多属性,远不是一个属性就能涵盖的。因此,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说明是单一的。而且,如果对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条件强调过度,有可能使人没有主体的实际内容,可能导致的后果之一是人被现实的物质所约束和支配,人反而淹没在一系列物质之中(15)参见徐长福:《论马克思人论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内在冲突》(下),《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第37页。。“而重要的并不在于人和物质生产究竟哪一个更应充当实体兼主体,而在于究竟是人的某种本质充当实体兼主体,还是杂有无数异质性属性的个人充当实体兼主体。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与重视异质性属性以及如何理解和对待异质性属性。如果不能在理论上给人的异质性属性一个合理的安排,即使把人奉若神明也不意味着对人的地位的尊崇。”(16)参见徐长福:《论马克思人论中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内在冲突》(下),《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第37页。所以,只指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是对个人的其他丰富性内容的忽略,这种说明是单一的。

总之,从实存的主体个人和人的全面性角度看,马克思提出的“现实的个人”依然有许多建构空间,个人在他的理论中是可以说是缺场的。

二、历史的强逻辑

“现实的个人”的背后是个人的伪出场,实存的个人不在马克思的视域里。要说明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浮沉,先对马克思的历史论述作一番研究是题中之义。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力推动着社会的更替,每个社会的形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程度而呈现,旧的社会里的生产力孕育着新的社会,新的社会又创造着新的对抗形式。社会在物质生产力的作用下否定性地向前发展,历史发展必须经历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个阶段才会创造更丰富更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 家长制的, 古代的 (以及封建的) 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 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马克思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说明了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和总体趋势,指出历史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进程,并且为人类的解放预示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目标。支撑马克思做出这种解释和预示的一个很强的基础,是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和继承。

在辩证的阶段,这些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并且过渡到它们的反面。

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19)[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6、181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辩证法是他研究社会所使用的方法,当德国知识界将黑格尔当作“死狗”时,他却要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并且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绝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0)《资本论》第1卷,第22页。

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合理之处是运动的、辩证的、否定性的发展。这种辩证的、否定性的发展逻辑影响了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又包含否定理解地不断向前发展,物质生产力是推动力,在此过程中,社会中的冲突、暴力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因素,最终的目的是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在说明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时,理性地指出社会暴力孕育着新社会,暴力成了一种经济力。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政府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历史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21)《资本论》第1卷,第861页。

除了否定性的辩证逻辑外,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也预设了一种未来的目的,即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未来目的的深层根源是对进步观念的追求,即对人类理性的能力、人类的至善以及事物循序渐近地向前向上地运动的确信。“现代的进步理念成为有教养者的宗教。”(22)[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73页。“19世纪的重大理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假定了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上升发展。”(23)[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这种进步观念不仅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下产生,而且有其更深的基督教渊源。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指出,

现代这个革命时代的进步,并不简单地就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中的新知识的直接结果,而是以超越了古典异教的基督教为中介的,正是基督教才能把进步——即从旧约到新约的进步——的理念引入了西方的历史……从伏尔泰和卢梭到马克思和索列尔,进步的和衰亡史的历史体系都是《圣经》的救赎学说和衰落学说的晚近的、但始终依然有影响力的结果。(24)[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第73—74页。

与基督教世界相比,现代世界是世俗的,但现代世界又依赖于它已经从中解放出来的信仰,有一种要成为“创造者”的野心和对未来实现的追求(25)同上,第240页。,这就是进步观念所昭示的发展。马克思对未来的展望受到进步观念的影响,接受了由“《新约》的末世论观点启迪的对未来实现——最初是在历史生活的彼岸,后来是在历史生活的内部——的展望”(26)同上,第235页。。这种源自基督教又对基督教的思想有一定反叛的现代进步观念贯穿在马克思对历史的说明中——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被赋予的革命使命,未来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因此,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贯穿了一条强有力的解释逻辑:物质生产力推动世代更替,人类社会辩证地、否定性地朝向人类进步和解放的发展逻辑。之所以称为逻辑,是就其说服力而言的,而不是就其普遍真理性而言。

三、被忽略的个人命运

从个体的角度看,马克思强调的“现实的个人”没有落实到独立的、具体的个人之中,还消解了人身上的其他丰富属性和内容。从人所处的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对历史的说明强调了物质生产力决定社会发展、人类社会辩证地否定地进入人类解放状态的运动。那么,个人的命运在历史中处于什么位置呢?

一方面,马克思的普遍历史理论缺乏对个人命运的说明,由此引申出一系列个人命运的任意、空洞和虚无。以赛亚·伯林指出,各种科学的、人道主义的、天启的等形式的历史理论,都认为世界具有某种方向并且受规律的支配,这种整体的模式强调了一种更强大的、非人的力量,人们在这种整体历史的解释模式之下往往有了“对个人责任观念的消除”(27)[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也就是说,这种历史解释模式在塑造一种非人力量的同时掩盖了个人命运的沉浮,而且导致了实际生活中个人责任感、自尊感的消解。马克思用一套物质生产力的模式解释了亚细亚、古代、封建、资本主义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演进,用辩证的方法重构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用未来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和自由展示了一个进步的终极目的。这正是他所叙述的普遍历史,但个人的生存和命运在这种历史解释中是空洞的,因此,马克思的历史阐释也在以赛亚·伯林所批评的范围内。

人类社会的演进、人的解放、否定性的发展逻辑,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无序、苦难在一定意义上合理化,无序、苦难最终将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中促进新的力量的生成。个人的生存命运在历史阐释中没有位置。克尔凯郭尔就对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做过一定的批评:“(思辨哲学家)作为旁观者以世界历史的轻蔑瞥着世世代代的剧目,就像大海中的鲱鱼群:单个的一条鲱鱼是不值一提的。旁观者麻木地盯着森林中的树木,然而他看到的只有森林,而不是一颗一颗的树。在世界历史体系的上演中,只有人类和民族扮演着角色,单个的个体却微不足道。”(28)S. Kierkegaard,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to the Philosophical Crumbs, ed. and tran. by Alastair Hann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3.这种批评也是马克思所避免不了的。汉娜·阿伦特在她的《历史概念》一文中,也对马克思的这种历史概念做过直接的批评: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扩展了对历史概念的现代理解,把历史混淆于政治,把政治等同于“历史的创造”,从而遮蔽了对个体自由和行动概念的理解(29)参见[美]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3—74页。。换言之,这种历史意识使所谓的“客观性”主宰一切,任何事件、行动、个体本身都没有意义,只有放在整体中才有意义。当然,从马克思的思想生平来看,马克思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思想和寻求改革,逐渐深谙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敏锐地指出阶级之间的矛盾,倡导阶级革命,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提供的最佳方案,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但是,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些考虑不能掩盖其历史理论对个人问题的忽略,这种历史解释忽略了实存的、具体的个人的生存和差异。

更进一步,这种解释可能会导致实践上的后果,即实际生活中个人的责任感和自尊感被消解,人在历史中彻底被决定,因而不再自由。从个人道德感来说,个人不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较多的良心责任,事情的责任从个人的肩膀转移到整体的发展、生产力的逻辑等因素中。这种历史解释可能产生对个人的误导,即一些个人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自由做任何事,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事,最后对他们所做事情的责任追溯还是以历史必然性的方式来解释和辩护,这不仅是对其他个人的危害,也会助长社会中一些个人的任意行为。此外,“我的尊严感就在于,我知道至少我的生活的方向和结果的某些方面是由我自己来支配和决定的,如果我并不具有那种尊严感,那么生活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30)徐向东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而马克思所诉诸的历史是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下、在否定辩证的运动模式下形成的,因此,个体行动者的行动也是在这种模式之下被决定的。这样的个人无法从整体上确认自己的努力和自由,从而消解了个人的尊严感。

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作为活动主体的无产阶级主体是对现实的不可化约的差异个体的同一性抽象,因此,个体的命运在历史中被淹没。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401页。

马克思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的主体是阶级而非个人,还指出了无产阶级的被压迫状况和其历史革命任务。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页。

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412页。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不幸的人,无产阶级自身的异化程度已经到了极端;他们在资本的逻辑下出卖自己,从属于机器,变得愚笨、无力;他们在工厂里生产的越多,自身丧失的就越多;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与他们处于敌对的状态中,他们成了被压抑、被统治和支配的对象。

它(无产阶级——引者)以最高的、人的方式表现和集中了所有社会领域的对抗,所以,无产阶级是解开整个人类社会问题的钥匙。不同时解放作为整体的社会,无产阶级就不能把自己从资本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34)[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第45页。

马克思批判资本家,倡导无产阶级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他指出,无产阶级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承担着普遍的拯救的使命。他所关注的对象是无产阶级这一群体及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而较少关注这一革命过程中具体的个人命运的差异性、多样性。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用大篇幅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状况下工人的被压迫、被剥削状况,但这始终是在群体阶级的层面上来关注人的命运,很少关注个体在资本的逻辑下的具体状况。因此,我们需要再次思考无产阶级能否代替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康德也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表达了类似的困惑:“这种情形永远都是令人惊异的:以往的世代仿佛只是为了后来世代的缘故而进行着他们那艰辛的事业……并且唯有到了最后一代才能享有住进这所建筑里面去的幸福。”(35)[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页。

正如克尔凯郭尔从个体的角度指出的,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只是用抽象的范畴和概念凝固化存在,黑格尔在体系的建构中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存在的个体,因此忽视了每一个生存着的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都不一样。同理,从个人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也是为了进一步关注人的生存命运,因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只有具体为个人的幸福才是现实的(36)参见马天俊:《从生存的观点看》,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27页。。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起点,但还需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他受黑格尔的影响,将历史解释为否定性的向前推进的过程,无产阶级担任实现人类解放的任务,具体的个人并没有出场。尽管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进程,抱有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但是个人的命运还需在此引导下进行细致考察和关怀。此外,从个体的角度指出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可能存在的张力问题,不是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为下一步的思考作准备,即个体生存和历史解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比一般所理解的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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