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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的三重历史意蕴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视角

2021-11-25刘卓红杨煌辉

现代哲学 2021年4期
关键词:恩格斯资本主义马克思

刘卓红 杨煌辉

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本质、实现及转化形式的多个角度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批判揭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剥削的本性,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社会化使资本主义生产在走向繁荣的同时,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日趋激化。正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批判和考察,为更好地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今天,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重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时,清晰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人本尺度、生产尺度及社会尺度的三重意蕴,全面揭示了人类社会本质、发展与异化、异化扬弃及本质回归的历史演进过程。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展现出的深刻历史内涵包括:剩余价值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历史起点,剩余价值的积累是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历史杠杆,剩余价值的社会化创造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归宿。

一、人本尺度:剩余价值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历史起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由此揭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唯物史观是剩余价值论的立论方法,剩余价值论是唯物史观的科学证明,是马克思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及路径。马克思试图通过剩余价值的研究解析资本主义,而建立在人类历史视域中的剩余价值论是科学的,它正确地从人的发展本质考察了社会结构的历史嬗变。

(一)剩余价值论缘于马克思对人类发展的审思

早期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马克思对理性国家抱有幻想,跟随费尔巴哈从人本视角批判宗教与政治国家,但逐渐意识到青年黑格尔派热情赞颂的宗教解放及政治解放无力完成人类解放的使命。《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相继发表,表明马克思开始重审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转向。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以及以哲学家的身份研究经济问题,从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到向异化本质的纵深推演,是以往传统哲学所无法企及的。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认同斯密“社会财富来源于劳动”的主体本质观点,把财富视作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展现,表现出他的精神现象学实现了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融通。不否认的是,在经济学问题上,恩格斯走在马克思前面。恩格斯在《德法年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同时对制度问题作了政治哲学讨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由此引发经济危机评述的基础上,恩格斯探讨了私有制的历史性,尤其他富有远见地将商品关系中的价值本质与价格现象作了初步区分,因而被马克思称为“天才大纲”。受恩格斯经济学的影响,加之面对一系列经济利益问题与实际异化现象,马克思深感自己仅有的哲学背景已无法作出合理解释,这推动他开始关注和研究古典经济学。初涉政治经济学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隐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根源的揭示,虽然他此时对异化问题的看法还停留于抽象人本主义的阐述,但已与资本主义生产实际联系起来,并在对价值问题考察时初步得出关于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联动的看法。这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考察开始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

从马克思后来转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以发现,从批判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到接受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再到建构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理论探索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这有赖于他早年在对青年黑格尔派批判中确立起的哲学新世界观。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再到把辩证法改造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说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中不断走向成熟。剩余价值的发现,正是马克思在大量研读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正确运用辩证法所得出的发展性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唯物史观的确立,实现了抽象异化劳动论与实证劳动价值论的联姻,诞生了科学的剩余价值论,表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素养远远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柯尔施指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完全贯彻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体系同批判地超越它的一切阶段与形式结合起来”(1)[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资本论》重要方法论是辩证法,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3)《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6页。,剩余价值的历史观只有通过辩证法才得以科学揭示。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剩余价值”是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新的对象”而必然建立“新的概念术语”(4)[法]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64页。。早在18世纪晚期,重农学派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劳动论证中已析出“剩余价值”概念,只是他把剩余价值错当成经济学的利润来考察。马克思指出,“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他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页。。之后,在斯密的基础上,李嘉图进一步认识到劳动与资本交换的不平等性。马克思高度赞扬李嘉图经济学是“科学上的诚实”,认为他的最大功绩是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劳动的价值小于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25、461页。的事实,表明李嘉图“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页。。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经济学具有无偏性与科学性,如果理论足够彻底,阶级对立及剥削根源的发现——剩余价值,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柯尔施也认为,李嘉图对古典经济学体系的贡献“已历史地处于资产阶级发展的革命进攻阶段与辩护性的防卫阶段之间的分界线上”(8)[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第63页。。虽然李嘉图经济学已十分接近祭出“剩余价值”术语,但马克思认为他并不清楚“这个事实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只是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降低来说明这样的事实(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462页。,这说明李嘉图经济学缺乏历史感与革命性。

正是运用辩证法对剩余价值的审视,马克思一方面在一般生产上肯定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所揭示的资产阶级利润动机具有历史进步性,“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10)同上,第124页。;另一方面进一步发现剩余价值资本式生产的剥削性,把剩余价值批判推进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视界,从历史总体性中得出资本主义只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的重要结论,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上混同剩余价值与利润,极力在一般生产上掩盖劳资对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自然形式的看法,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论科学阐明了剩余价值是由劳动者创造、且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从而揭开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实际是为剩余价值而生产的神秘面纱。马克思澄清了一个事实,即劳动者是剩余价值的唯一生产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无论从劳动所有权的角度,还是站在人类发展的立场,广大劳动者理应占有发展个人及社会生产力的剩余价值。

(二)剩余价值的生产:人类发展史的共相与殊相

依照马克思的说法,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分化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变得明显:必要劳动指再生产劳动力及物化劳动所耗费的劳动,剩余劳动是指超过必要劳动而延长了的劳动。剩余价值是对剩余劳动的凝结,体现为再生产与再创造的积累。剩余价值既是历史概念也是社会范畴,在一定社会平均劳动水平下,剩余价值越大表明人类生产效率越高、人类对社会财富的创造能力越强。相比之下,必要劳动是对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而剩余劳动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终确证。正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更大程度是以人类剩余劳动作为观察尺度,“所谓‘自由自觉的劳动’的现实形式是‘剩余劳动’。正是剩余劳动,才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的第一个重要的发现”(12)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8页。。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观点,即财富是人类自由的最初定在,在劳动发展的历史意境中,剩余价值就是人的需要及能力的对象化展现,亦是“人本身的自然力”中“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6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2页。。在他看来,“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3—994页。。可见,剩余价值在一般生产中是人类发展史的共相。人类社会只要还存在私有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或者价值规律还在社会生产与交换中起调节作用,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的对抗性矛盾就会以不同方式展开。然而也只有在剩余价值对社会财富高度积累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私有制与阶级的消灭才成为可能。

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剩余价值资本式生产是人类发展史的殊相。剩余劳动以不可阻挡之势从必要劳动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生产力更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以资本的发展作为历史条件的,资本为剩余价值的生产提供了更科学的方式。“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2页。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势必推动社会化大生产,这也是“需要的体系”得以形成的必然前提,交换关系只有在生产出现剩余时才有可能发生,而生产剩余又必须通过交换才得以解决,这种“物的依赖性”使每个人的需要都成为他人的需要以及各种需要对象之间的“牵线者”(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2页。。

资本使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财富的杠杆和成为资本剥削劳动的双重方式,资本通过剩余价值,稳定形成对活劳动及劳动产品的支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体现在劳动对象化(劳动产品与剩余价值)对人自身的异化,“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18)同上,第157页。。可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与异化劳动理论相关联,一方面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剥削成就了资本家的财富与能力,另一方面则制造了劳动者的贫困与愚昧。但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衷不是为了消灭剩余价值,而是批判剩余价值资本式生产,消解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特权,让剩余价值重归劳动支配。

(三)剩余价值是人类发展的尺度

价值的生产是人有目的的对象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作为生命的存在,有获取生存性价值的自然需要;人又在更大的意义上作为社会的存在,有获得发展性价值的历史需要。生存性价值主要是指满足人类生命延续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发展性价值则是在生存性价值基础上,满足人的能力及交往发展的各种物质的、精神的价值。随着人类实践的历史推移,发展性价值愈发成为推动人类不断取得新进步的生产诉求。

发展性价值是剩余价值发展的结果,亦是对生存性价值的超越。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这是人“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19)同上,第531页。。物质生产作为共同劳动形式的展开,决定了“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0)同上,第519页。。在马克思看来,生存性价值的生产虽是人类生命存续的条件,但又不同于动物生命的生产,在生产中,人已显示出对对象进行有目的改造、发展与超越的意图,是以“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6页。为目的的发展性生产。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人的发展实质不在于单纯维持肉体生命,也不在于被动接受“自然必然性”的规定,人在应对外部复杂环境中对异己力量的积极扬弃,亦是人在价值创造与再创造中对人的本质的历史性确证。当价值达到一定的积累和盈余才能在客观和主观上推动人积极认识和把握规律,人的主体性才能在更大范围和更远未来发挥作用,以不断获得的新认知消解“自然必然性”对人性的预设。马克思从不抽掉人的能动性对社会规律进行考察,认为人的存在意味着人在自觉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否定“自然必然性”对自身命运的强加,完成自身及外部世界的双重改造,这正是人创造价值的意义所在,“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8页。。相对于动物在它的世界中只有生存与死亡的自然现象,人对价值生产有两方面的主体规定:一是人可以不受肉体需要的制约也能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二是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163页。,按照美的规律和内在尺度来构造“人本学的自然界”。可见,人的真正尺度在于创造发展性价值,这种创造能力的发挥以剩余价值为条件。

只有剩余价值能够促成人类的普遍交往,推动社会的进步。剩余价值生产是人类为了满足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价值扩大再生产,它由一系列复杂劳动所承担,促进社会的分工与协作,成为推动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剩余价值生产还“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它超出个别生产力的范围,更有效地创造出社会价值,因此,凝结了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劳动。人类正因为有生产剩余价值的需要,从而推动社会交往,人类的生存及发展空间才得以不断扩展。正如马克思所言,“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9—560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推动社会交往的客观诉求,是保护与发展生产力的价值需要,也是保持人类发展稳定的因素。

二、生产尺度:剩余价值的积累是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历史杠杆

资本主义经济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社会财富的积累及物质文明的创造要远优越于以往社会,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文明所作的历史结论。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只有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时代一切成就的掌握及批判基础上,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向。剩余价值是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历史杠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与目的,同时又成为资本增殖自身的悖论及界限。这一历史过程标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扬弃,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创造了历史前提。

(一)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与目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6)同上,第185页。。虽然此时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还带有人本主义哲学的色彩,但他认为以往“粗陋的”“民主的或专制的”“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与真正共产主义的实质区别,在于没能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27)同上,第185页。,不懂得私有财产如何异化人的本性、又怎样扬弃人的本性。尽管此时的马克思还未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私有制,把私有财产(异化劳动)认作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源,但他在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建构中已清楚意识到,简单废除私有财产的批判“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而且这样“贫穷的、需求不高的”平均主义证明其“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28)同上,第184页。。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中已从资本主义既有的前提出发考察人类社会走向,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说明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只有“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才能“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29)同上,第186页。。时隔一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深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30)同上,第539页。

资本之所以能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在增殖自身中不断再生产出资本雇佣劳动关系,扩大再生产是资本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资本是一种所有权,表现为对劳动所有权的否定,资本只有支配他人劳动及劳动产品,社会才会生产出(交换)价值,否则社会生产就只能是使用价值的简单生产。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就是一个矛盾体,既以私有制为前提,又以否定私有制为发展条件。资本只有发挥它的社会性才能在更大意义上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在更高程度上增殖自身。资本作为历史的、特定的经济关系,是以劳动“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8页。;资本只有把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以自己的方式占有生产资料,才能在商品市场中购买到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在生产消费中不仅完成自身价值的再生产及商品价值的再创造,而且无偿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价值积累又不断赋予资本“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1页。,实现商品的扩大再生产。由此,马克思揭露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这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的目的。这一过程螺旋式的循环推动剩余价值不断转换为资本积累并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作为资本人格化——资本家,他在执行资本职能过程中占据社会生产及交换的绝对控制权,把一切有利于财富创造的因素都结构化在资本生产中。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33)《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在“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传统生产中,人们纵使有物品交换的行为也仅限于为满足劳动者自身消费需要而进行的使用价值交换,并不能有效推动扩大财富生产,而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消灭以直接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条件的私有制为基础”(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3页。的扩大再生产。

(二)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悖论及界限

价值拜物教是资本的意识形态。价值的最大外部特征是“等价交换”,作为商品交换的形式规定,似乎“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77页。。古典经济学家描绘的交换领域更像是一幅“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情境: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交易是和谐的契约关系,“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49页。。然而,马克思指出,价值的实质无非是人与人关系采取物与物关系的虚幻表现,在商品关系中,物的交换之所以被认为是等价自由,仅仅是因为等价自由是人们观念里的等价自由。物的所有权能顺利让渡,物的所有者必须把自己的意志体现在物上才能发生交换关系,“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37)同上,第103页。。物的所有者并不关心物是怎样生产的,也不关心物背后人的社会地位,只要价格(价值的货币表现)达成一致,就能实现物的所有权转让。在这一过程中,只是发生了人们观念想象出的平等与自由的交换关系,而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经价值遮蔽,被抽象化为物与物的平等关系。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的实质是价值拜物教,是资本的意识形态表现,这种直观幻象在流通领域,尤其是在生产领域掩盖了资本家无偿剥夺剩余劳动的事实,剩余价值就像人间蒸发,消失在人们的意识之中。

价值规律是资本发展的方式。在价值交换中,“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物的所有者“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联系,社会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431页。,通过物的关系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在物的交换中,资本家的社会权力越大,表明他建立的社会关系越广、拥有的社会资源越多、创造的社会价值越高。“物的依赖性”是对“人的依赖性”的第一个否定,社会交往的进行不依据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是依据商品价值的优劣。价值的科学性是它内在的竞争机制,“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7页。,资本家唯有把价值优势体现出来,才能在社会竞争中赢得剩余价值优势。正是因为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与奴隶制、农奴制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高级社会各种要素的创造(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同时,雇佣劳动制比以往各种劳动制度更复杂,“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3页。,借助价值规律,资本具有了“独立性和个性”,精确地从物质生产与交换中获得各种增殖手段。

正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剩余价值是资本发展的悖论。为尽可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在维持劳动力最低补偿的前提下,在个别生产中努力缩减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减少生产成本,而缩减必要劳动的后果是使资本在劳资交换体系中不断获得谈判的筹码。一方面,劳动力对资本增殖来说成为相对过剩,“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43)《资本论》第1卷,第743页。。另一方面,资本又试图从较少的必要劳动中置换出更多的剩余劳动来创造出更大的剩余价值。正是这种悖论,使马克思看到了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当游离于社会的劳动力无法寻觅价值的实现,社会消费力就会萎缩。那么,过剩劳动增长的同时,过剩产品也在增加,生产过剩势必打乱资本主义生产,中断剩余价值的积累。因此,马克思说资本增加对必要劳动压缩,必然会激化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矛盾,“资本就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1页。。可见,资本的自反性悖论可以从剩余价值中得到说明,既因剩余价值而存在,也因剩余价值而毁灭。

(三)剩余价值的积累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条件

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势必造成对自身悖论进行扬弃。“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5)《资本论》第1卷,第874页。马克思对“重建个人所有制”作了如下思考:

首先,“个人”的范畴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实际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随着私有制被消灭,剥削阶级也退出历史舞台,每个人都以劳动者身份参加社会劳动,只有每个人充分占有社会生产资料,才会产生联合劳动的积极性,劳动者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6页。。剩余价值不仅为劳动者个人所占用,而且人们的劳动是作为自由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是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发展和占有。

其次,重建个人所有制不是简单再现传统“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而是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支配基础上的社会所有制。劳动私有制经“否定之否定”,最终实现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即劳动的联合对社会财富的普遍支配,个人创造以社会发展为条件,个人发展亦是“社会个人发展”(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结合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可以发现,“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6页。。由此,“个人所有制”一方面肯定劳动者个人的发展有从社会获得生产资料及剩余价值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作为社会机制性存在,内在强化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发展社会财富及社会生产力的自觉性,二者之间互为条件。因而,马克思说,在这种社会劳动中,“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4页。,这隐含着马克思对“重建个人所有制”历史条件的提及,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个人所有制”的非对抗性才具备历史的可能,因为在物质财富匮乏的情况下,个人“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的发展,资本的“自然性”正创造着消灭自身的历史趋势,这意味着劳动者只有自觉支配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才能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个人所有制”。

三、社会尺度:剩余价值社会化创造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归宿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剩余价值的历史发展始终受自身社会性的在场引导。剩余价值的实质又是人类自由时间(自由劳动)的客体化,人类只有充分占有和运用自由时间,剩余价值才能得以社会普遍财富和发达生产力的方式来展开。

(一)剩余价值的发展具有社会化倾向

“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页。,资本历史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的社会性,在客观与主观上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在以往社会中,由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没有形成明显分化,劳动的社会性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价值的生产也未能真正确证人的本质的再塑造,在这种状态下,人往往会在满足于生产自身消费的使用价值中养成涣散懒惰与不思进取。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把剩余劳动的重要性从必要劳动中凸显出来,真正确立起剩余劳动的社会发展尺度。资本规定下的剩余劳动,既是推动个人需要变成社会需要的“多余劳动”,把个人日益增长的需要建立在社会财富普遍增长的基础上;又在严格纪律和效率规束下培养劳动积极性,把人的社会性建立在创造剩余价值的“勤劳”之上。剩余劳动“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87页。。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发展了生产与需求的普遍性,使人类社会告别了落后的生产体系和同质化的需求结构。

可见,资本逻辑下财富的竞相追逐会出现助长人性贪欲,出现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的商品社会常态,但由于这种超自然需要的物质欲是建立在满足人更高需求的基础上,从而发展了人的社会性,使蕴藏于人身上的潜能不断得到激发。这种社会性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消费方面都表现为全面的、高级的,在社会财富普遍发展的条件下,劳动“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才会“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53)同上,第287页。。因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出发,奢侈品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在其余情况下,奢侈品对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来说是绝对必要的”(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107页。。马克思毫不掩饰对这种“奢侈”的积极评价:“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0页。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指出,仅仅企图依靠少数资本家推动这种“奢侈”来增进社会文明是不够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的剩余价值仍然表现为是压抑性、对抗性。可见,生产力越发展,剩余价值的社会性倾向越明显。

(二)剩余价值的财富本质:自由时间(自由劳动)的客体化

“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2页。作为时间限度,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或长或短的生命时间里对个人价值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塑造;作为发展空间,在同等条件下,谁拥有自由时间越多,谁就越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其中,时间的节约“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20页。,在一定条件下,个别必要劳动时间越是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能在社会生产中赢得竞争优势。

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客体化,剩余劳动时间只有转换成为自由时间并为社会所支配时,自由时间才能以人类真正财富的形式而展开。这种财富包含发展人的能力及关系在内的一切方式和手段,因而自由时间对人而言,其财富本质更是一种发展性价值及权利,人在自由时间中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创造力,真正从事发展性价值创造。“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82页。自由时间中的劳动,一是自由自觉性,劳动是人的体力与智力锻炼,人的个性化、多样性需要得到满足;二是创造性,表现为价值生产的全面性与丰富性。可见,社会自由时间(劳动时间的节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真正尺度,自由时间越多,意味着人类“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越多(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87页。,人就越能从物的“自然必然性”中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来储备预期性发展能力,在更大空间中获得发展的多种选择。

(三)剩余价值的生产指向:社会充分占有和运用自由时间

资本家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只能说明资本家的发展机会增多;劳动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大,则表明资本家剥削权力增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6页。。社会本来应该普遍通过占有自由时间来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在现实中却被少数资本家据为己有,“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139页。。剩余价值积累已历史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62)同上,第221页。,随着生产的扩大,资本家对社会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占有和瓜分,就越来越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不容。只有当人类充分占有和运用社会自由时间,依主体意志对价值进行富有个性的创造,社会剩余价值才彰显为人类发达生产力。

如马克思所言,人的自由以人充分享有与运用社会自由时间为前提,人的发展“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6页。。自由时间不是资本家的特权,而是人类发展的权利。马克思设想,当资本的历史使命终结,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再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页。,生产力发展所缩减的必要劳动“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5)同上,第197页。。换言之,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乃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人类才从必要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的发展没有特殊限制,达至能自愿在社会“任何部门内发展”,“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6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页。的状态。总之,当社会价值的创造不以物质生产为目的,而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8页。。以劳动时间作为尺度,社会财富仍表现为生产的不足,主要为劳动力价值再生产,即人的发展仍是在社会“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只有当社会剩余劳动时间同时也是社会自由时间成为人们“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6页。,财富本质才一方面表现为生产力的极大丰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人的发展极大丰富。

四、小 结

剩余价值概念是马克思一生的伟大发现,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大发现。这一理论之所以能够对资本主义作深刻批判,关键是论证的方法始终透射着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关怀,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马克思在经验异化之际深入到历史的一个本质性维度中”(70)[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01页。。正是因为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具有深刻的历史“尺度”的意蕴,对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性的揭示亦包含着对人类社会进行科学考察的内涵,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具有更深层次的思想内容。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进行分析,剩余价值还是人的劳动对象化客观存在,其发展性体现了人类对落后生产及狭隘需求的历史超越,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观察尺度。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剩余价值的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保证,并不会造成人与人利益之间的根本对抗,即这种“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8页。。

我国社会主义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依然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关键。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经济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全面发展就是我国新时代的基本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掌握与运用,而剩余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科学性依然显示强大的时代穿透力,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时代阐释,无疑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新的视角。只要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剩余价值概念,就能为在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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