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 丽

艾兰（Sarah Allan）主要从事早期中国历史及文化思想研究，她的《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The Identities of Taigong Wang in Zhou and Han Literature”）是1969年6月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交的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1)本论文依据的《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版本出自艾兰著，杨民译：《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附录1》，艾兰著，余佳译《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The Heir and the Sage: Dynastic Legend in Early China），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43—186页。以下引文不特别注明者，均出自此书。，在汉学家中属于较早的专门研究太公望的文章(2)艾兰研究太公望，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位老师，即汉学家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1909—1989）和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1903—1972）的建议。见许可：《我们正处于古代中国研究的“非凡时期”——访艾兰教授》，《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5期，第69页。，具有开拓性意义，对中国学者的太公望研究也有借鉴价值(3)国内研究者还没有特别关注《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的研究；艾兰教授对自己的太公望研究有评价，见《我们正处于古代中国研究的“非凡时期”——访艾兰教授》，第69—70页。。《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是艾兰研究汉学的奠基之作，对她的学术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根据现有文献，国内研究者对《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关注不足，这是本文写作的价值所在。

艾兰教授研究太公望的原因，是因为她发现在先秦两汉文献记载中，太公望的生平既包括历史记录，又有口头传说，是混合多种性格特征的人物。周汉文献记载太公望的文字中，哪些是历史材料，哪些是传说，尚待梳理。艾兰通过严密的思考、严格的定义，以先秦两汉文献为基础，对太公望的身份进行了多重剖析。

一、历史的太公望

明代《封神演义》把太公望写入小说，太公因此成为半人半神的人物。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学者一般认为，太公望在历史上实有其人(4)蒋波说：“姜太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乃齐国的始封之君，对于齐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毫无异议的。”他的观点代表了多数学者的观点。见蒋波：《三十年来的姜太公研究》，《管子学刊》2012年第4期，第109—112页。。西方学者因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存在不同看法。顾立雅（Herrlee G.Creel，1905—1994）认为太公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而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则断言吕尚的传记由传说事件编成(5)《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见《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第145页。。

为准确探讨太公望身份，艾兰首先对历史性材料作出定义：“能准确地置放到历史的前后序列之中的信息材料，也就是说，任何可以接受检查的，以及各种文献（其中有一些是同时代的）所确定的历史模式不相矛盾的信息材料。”根据上述定义，著者认为《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盟津之战、武王就职、太公望受封于采邑是历史性材料。著者赞同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结论，认为太公封齐之后，与周公、召公一样，仍在周辅政，由其子吕伋治理齐国，或有可商之处(1)笔者对此有不同观点。虽然周公、召公留在周朝，他们的儿子接管了父亲的封国，但太公不一定如此。《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到齐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太公封齐，因地制宜，保存齐地原有的习俗，简化宗周礼乐文明制度，齐国因此大治。《说苑·政理》则有太公封齐、伯禽治鲁的记载；又言三年后太公到京城报政，周公问太公齐国政治的事情：“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问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先疏后亲，先义后仁也。’”参见（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9页。。

根据《尚书》《史记》及其他周汉文献，著者推断太公姓吕，属于姜部落的统治家族，祖先是为尧帝服务的四岳。周从陕西北部迁徙之后，周、姜共同占有许多地区，互惠互利，关系亲密。周更强大，人数更多，但要依靠其他部落才能扩张领土，战胜商朝；姜与周联盟，能更好地巩固原有领土，同时分享周的赏赐。姜与周的合作关系，乃通过姜姓女子嫁给周姓继位者完成；而姜部落在牧野之战中贡献尤大，后来因此获得了许多封地。

二、传说的太公

艾兰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可能想说明太公与东部齐国的密切关系。太公是齐国的开创者、德高望重的祖先，齐国则是太公及其后代的居住地。《史记》实际叙述了太公的三个起源：一为渔夫，文王在狩猎中发现了他；一为隐士，文王摆脱羑里之禁时，他去协助文王；一为游说之士，但无所遇。周汉文献中还有屠夫、船夫的传说，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现。

著者发现，屠夫传说最早，《天问》《离骚》《战国策》已有记载，早于《史记》的其他传说。汉代载有太公是屠夫传说的文献，主要出自《淮南子》《韩诗外传》《说苑》《汉书》。上述典籍中，《楚辞》《淮南子》记载简略，《韩诗外传》《说苑》则把钓鱼的故事包括进去，“作为整个屠夫故事的最后插曲，预示着屠夫传说的最终散失和钓鱼传说的普遍接受”。屠夫望的传说最早出现在《楚辞》中，应起源于南方公元前4世纪之前；《淮南子》因袭了《楚辞》的传统。太公生活穷困潦倒之事，最早记录在《战国策》，言太公是被妻子赶出家门的“屠夫”。屠夫的传说常提到河南北部的朝歌、棘津两地，暗示太公与此地区密切相关。游说之士的传说相对晚一些，但这种说法流传不广，现存文献只有《鬼谷子》提到一次。隐士传说在主题上与游说之士的传说相关。太公离开商朝到东海岸，后又帮助有德之诸侯，很像到处奔走的游说之土。太公望的隐居，不是反映西周初期的状况，而是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思想和社会风尚。《孟子》载有太公望的隐士传说，暗示这种传说的东部起源，与孟子是邹人、在齐国生活过有关。

钓鱼者的传说应最后出现。根据时代心理，艾兰发现，汉代以后，人们比较接受、同时也需要精心解构有极强象征性的故事，太公以无饵直钩钓鱼是其中之一。钓鱼的传说似乎起源于渭水流域，与周文化一起传播到其他地区；司马迁倾向于接受太公望是钓鱼者的传说，而这种传说最早出自《吕氏春秋》。根据《吕氏春秋》《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钓鱼是为吸引西伯；这一传说承认太公有较高社会地位，似乎在各种传说中占有主导地位。还有太公是船夫的传说，《荀子》《韩诗外传》有相似记载，但流传不广。

三、传说出现的原因

艾兰认为，太公出身的各种传说似乎独立发展起来，共同题旨是：“太公从一个无名之人，被周西伯拔擢到了具有权力的位置。”传说重点各不相同，有的侧重于太公的贫穷、西伯的洞察力，有的侧重于太公的正直、西伯吸引人才的贤德方面，均应源于地位低下之人被未来的君主拔擢任用的故事。

艾兰发现，开国功臣的主题，可以解释太公的诸多传说。根据朝代循环说，开国君主寄厚望于太公这样富有才华、出身微贱的大臣，而周公、召公是君主的兄弟，不适合出身微贱模式。太公姓氏与周不同，虽然通过婚姻与王室建立关系，但他家系不为人深知，是开国功臣角色的最佳人选。著者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周汉文献的作者对于太公早期生活背景的细节并不特别感兴趣，对不同传说的矛盾处之泰然，只是轻松自如、毫不犹豫地把这些传说合并起来，使这些传说发挥强调而不是解释说明的作用(1)艾兰的这一研究成果非常有价值。现今的太公研究，很多学者仍然没有对相关文献作出剖析，而是混同起来进行论说。。周汉文献常常引用太公的名字，去展示主题或证明论点，又使用其他人的名字去展示同样的主题。这些人物组成了开国功臣的群体，表达的主题是：要取得政权，就必须拥有这样的大臣。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地位低下的士人更有兴趣证明太公传说的可信性，勉励自己，成就功名。太公辅佐文王、武王，开创一个新朝代；贤哲拔擢于微贱之中，又是开国功臣，这很吸引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建功立业的想法。

根据材料排比，著者发现太公的名字与伊尹、管仲、百里奚、孙叔敖、皋陶、舜、许由、咎犯（舅犯）、宁戚常常同时出现；他们都服务于开国君主或春秋霸主，但汉代很少提及这类人物，表明汉代之前已经形成开国功臣之说。对战国诸侯来说，如何建立国家，比汉代的人更有迫切需求。开国功臣主题的核心，是他们在遇见君主之前，生活穷困，地位低下，而明君能够发现这些无名的贤德之人；其主题样式是，开国君主或霸主，为建立其统治，必须有一位拔擢于微贱之中的、具有美德的大臣，著者用这样的公式表现：“X（统治者）得A（开国功臣）则王（或霸）。”

太公屠夫的传说突出了文王的感知力和美德，展现了太公不凡的才能；隐士的传说着重于太公的正直、文王的美德；游说的传说表现了太公的正直，展示出文王的洞察力和美德；太公很适合做文王的大臣，这在钓鱼的传说中得到强调。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国功臣的角色是具有相当才能的人，虽然能够帮助未来的君主取得权力，但需要开国君主慧眼发现；而他在遇到辅佐的君主前地位低下的原因，是无人发现其才能，或者他没有发现什么人值得去辅佐。

四、材料来源

写作《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时，著者采用了诸多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献，重视青铜器铭文与传世典籍的结合进行论证，吸收了东西方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历史文献

著者运用的历史文献，先秦典籍较多，包括：《尚书》、《诗经》、《左传》、《战国策》、《晏子春秋》、《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庄子》、《楚辞》（主要是《天问》《离骚》）、《鬼谷子》、《吕氏春秋》。亦有汉代成书的文献，包括：《礼记》《韩诗外传》《淮南子》《盐铁论》《说苑》《新序》《史记》《汉书》《论衡》，另征引了南北朝时期范晔的《后汉书》、郦道元的《水经注》。上述文献中，《左传》作为真实材料运用；《史记》引用较多的是《周本纪》《齐太公世家》。在引用《史记》《汉书》《后汉书》时，采用的是中华书局排印本，表明著者重视新的、权威版本的使用。

著者重视注疏本。涉及《诗经》时，参考了毛亨传、郑玄笺的《毛诗注疏》、朱熹的《诗经集注》；考察周代礼仪制度时，使用了郑玄注、陆德明注释音义的《纂图互注礼记》；考察《左传》记载的太公望事迹时，参考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涉及《淮南子》的文献，参考高诱的《淮南子注》。当代学者注释周汉典籍的优秀成果，也为艾兰所运用，包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著者注意使用字书，包括《说文解字》《尔雅》《广韵》；重视使用善本。《尔雅》用的是1922年上海出版的《宋本尔雅疏》，采纳了邢昺《尔雅疏》的研究成果；《广韵》用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覆宋本重修广韵》。（二）现当代优秀学者的研究成果

艾兰重视采用现当代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中国学者、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

艾兰注重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历史类、青铜器类的研究成果。历史类研究成果中，以傅斯年的《姜原》为基础，考察姜姓部族女性与周人祖先的关系；以杨筠如《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为基础，考察姜姓部族和姜太公的身份；以钱穆《周初地理考》、齐思和《西周地理考》为基础，论证周初的地理形势及与姜姓地域之间的关系。在青铜器类研究成果中，以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为基础，考察太公望的命名方式。以吴其昌《金文世系谱》中提及的召公和穆公妻子姜氏的铭文，结合《史记》，论证姜姓与周的婚姻传统在周朝早期保持不断。根据陈梦家在《考古学报》1955年第9—10期发表的《西周铜器断代》，结合传世文献，推断太公望的儿子接管了太公的封国，而太公则可能留在周朝。

艾兰借鉴了西方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诗经》中对“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解释，又根据道布森（W. A. C. H.Dobson，1913—1982）的研究，确定《诗经》材料来源的时间，同时吸收顾立雅（Herrlee G.Creel）对太公望身份地位、姜周部族的姻亲关系的研究成果，并采纳了古斯塔夫·哈隆（Guslav Haloun，1898—1951）对太公望钓鱼的传说研究，对营丘、莱夷的研究，对吕姓起源和原住地研究成果等。

五、价值与意义

艾兰根据中国古代传世文献，结合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当代优秀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其他国家汉学家的相关研究，对太公望的探讨具有开拓价值与意义。

首先，艾兰全面考察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太公望。著者梳理传世典籍中的太公望文献，发现太公望首先是一位历史人物，是部族首领，是帮助有周建立天下政权的功臣。姜、周部族的联合，乃是通过姜姓女子嫁到周族男子的婚姻模式完成，姜、周彼此有益，婚姻则巩固了这种联盟。

其次，剖析太公作为历史人物基础上的各种传说。这些传说，具有地域特点。屠夫的传说在南方出现的较早；隐士的传说在东方与孟子的记载、太公封齐有关；钓鱼说占据主导地位，此说兼顾太公的高贵身份和太公追求贤者、辅助贤者之心，展示其高洁品德。

最后，将太公望的传说与春秋、战国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考察，发现这些传说的文化价值、中国文化特点和思维模式；用开国功臣模式，对太公望传说做出探求。太公望与其他开国功臣、春秋时期帮助君主取得霸业的大臣名字联系到一起，成为一种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只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于是，时运之说应运而生，以此解释有些才华之士没有被发现、被拔擢的原因，能够很好地在心理上安慰那些没有被提拔的士人。开国功臣说的价值，倾向于使统治合法化，统治者本身也会有意识地使用这种学说。著者发现，从汉朝开始，就没有新的开国功臣传说，说明这种传说的文化背景消失了。

艾兰重视对中国固有观念的研究，同时运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国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现象做出剖析，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朝代循环说”，归纳大量历史文献，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提出“开国功臣”说，探讨这种学说存在的时代背景、心理内涵。艾兰在1974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中，充分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将太公望纳入“开国大臣”序列(1)《周汉文献中所见的太公望》，见《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第98—106页。。这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我们也具有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