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贤波

历史学者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剖析，无不从文献资料的层层剥剪入手，一方面要小心处理文献本身的生产过程，又需时时注意超越文字的表层体会作者记录的原委、意图和指向，达到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脉络，重现历史现场。如何把握此一研究过程的“张力”，分寸拿捏得当，每每显现研究者自身的立场和识见。能否“见人所不见处”(钱穆语)，适在于此。

在绝大部分有关明代倭寇的先行研究主要把焦点放在倭寇身份、社会经济背景、官府剿抚过程等，吴大昕先生近著《海商、海盗、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以下简称吴著)一书的研究，尽管可以追溯到作者十多年前在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求学时的思考和写作，至今看来仍显得饶有新意。该书试图追问的是：“明人为何创造出各种倭寇的文本，其内在有特殊的用意或目的吗？其重点仅仅是记述倭寇这一历史事件吗？”(第4页)在此基础上，作者旨在引导读者“观察我们记忆中的倭寇是如何形成的”(第4页)，即明代嘉靖大倭寇形象之塑造过程和机制。

吴著的篇幅不大。通过回顾近百年倭寇问题的研究史(第一章)，吴著批评既往的研究者把精力过多置于解释嘉靖大倭寇的起因和明朝对嘉靖大倭寇的处理以及倭寇的性质上，无法突破认识局限，争讼太多，各说各话，认为“如要对嘉靖大倭寇做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将嘉靖大倭寇问题视为16世纪东亚秩序变化下的华南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第23页)，如此“以社会史的角度”“才能从一个新的方向讨论嘉靖大倭寇，也才能在多源而多样的史料中讨论史料的形成与记忆的创造，更好地观察‘倭寇’是怎样被‘形成’的”(第24页)。

在探讨倭寇记忆形成之前，吴著首先交代的是明代嘉靖大倭寇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第二章)。作者指出，明初海禁和海防体制严密，沿海的倭寇活动虽然时有发生，却长期未被视为国家秩序的威胁。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来华贸易，中日朝贡贸易停滞，沿海私人贸易日益壮大起来。与过去一般认为倭寇起因于“海禁”不同，吴著强调，“嘉靖大倭寇只是大大小小不同集团的混称，根本从无统一的领导与相同的目标，从不存在‘反海禁’这样伟大的企图。而倭寇活动的平息，最主要的原因也不是海禁的解除，而是明军的战斗力加强，寇掠活动被消灭的可能性增加，使投机者无利可图”(第67页)。面对日渐棘手的寇掠形势，明政府一度在江南地区着力整顿海防，调整将官设置，募兵应变。其中牵扯的官场人事关系颇为复杂。但正如作者所总结，“明朝对御倭的优柔寡断，对海洋贸易复开复禁的态度，也使浙江海面上的活动日益发展，最后给嘉靖大倭寇的发生创造了机会”(第69页)。

对于嘉靖大倭寇的发生，吴著花了较多笔墨追溯嘉靖三十二年(1553)萧显率倭寇掠松江府的行动，认为这次引发历时数年的江南大倭寇活动实际上只是一次成功冒险，“当嘉靖三十二年三月萧显入寇获得成功后，吸引了更多希望能一寇得利的投机客”(第65—66页)。作者进一步指出，“可观的获利与低风险，会吸引日本海盗的计入，当然也会吸引活动在整个东亚海域上的各种群体与中国沿海居民的加入，使讯息传播的更快，也就会招徕更多的参与者，也就是倭寇问题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萧显入寇后的倭寇活动，转变为“沿海投机者的‘集体活动’”(第66页)，其实质不过是“突发的盗贼活动”而已(第69页)。

吴著接着“希望从受灾的江南人的记载中，重新审视嘉靖大倭寇的的原貌”(第71页)，探讨“嘉靖大倭寇”形象的建立(第三章)。作者指出，现存林林总总的嘉靖大倭寇史料，实际上是由各种不同性质和目的的记载构成的，它们包括“有记载一地倭寇的著作、士绅文集中偶见的书信与奏议、《明实录》上的记载，以及为数不多的兵部奏议与几部由胡宗宪挂名主编的作品”(第86页)。其中自相矛盾和语焉不详之处比比皆是，与其像过去的研究者一样，据以探讨倭寇在各地活动过程的“真实”，毋宁首先了解这些“记忆”究竟如何生成，即文献资料本身的性质究竟为何。吴著强调，“史料的编著者多为士绅，他们是大倭寇发生时最早逃入城中寻求庇护者，他们在编著时，能够选用的题材大多也就源于在城内所能听到的传言”“实际上并未亲身经历倭寇”。因此这类史料或可称之为“城墙性史料”(第87页)，其真实性具有明显的局限，更多表达的是遭受寇祸的江南地区“猝闻倭至”的恐慌心理。回到彼时彼境，可以发现在此一情况下，有关倭寇的传言四起，谣言纷飞，初期官军失利、倭寇无敌的形象正是在这样混乱的讯息传播中逐渐形成。紧接着，江南持续不断的寇报又迫使朝廷不得不适时调整御倭政策。问题在于倭情上达混乱缓慢，中央与地方的情报交流存在明显落差，影响了朝廷对地方形势的判断，“在地方和中央的共同作用下，嘉靖大倭寇变为嘉靖一朝最大的兵灾”(第100页)。

吴著最后展开探讨的是嘉靖大倭寇事件发生之后，在万历援朝御倭战争的刺激下倭寇形象如何藉由信息传播与社会想象被固化下来。作者指出，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引发明日战争之际，距离嘉靖大倭寇发生的时间已有数十年之久，实际上“一度为人所恐惧的倭寇形象，早已被遗忘了”(第101页)。然而新的战争直接促成嘉靖大倭寇的各种信息重现于各式各样的江南信息媒体，“唤醒了江南对倭寇尘封已久的记忆”(第106页)。作者发现，现存有关明代嘉靖大倭寇的文献、书籍，几乎都在万历二十年间出版，并迅速流传开来。这些书籍读物之被编写出版，主要迎合了当时“希望借嘉靖大倭寇的经验，来面对现今的日本侵略”(第107页)，具有鲜明的出版动机。其贩卖流传，直接“促成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再一次地被重新定义，或者应该说，嘉靖年间入侵江南的倭寇被大多数明代人正式认知为日本人”(第117页)。吴著进一步考察读者群更为广泛的小说在日本入侵朝鲜后的出版风潮，指出他们对倭寇形象的塑造能力，从而在更大范围的社会想象中合理化了日本倭寇的记忆。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再次点明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回答“什么是嘉靖大倭寇”“以江南地域的记录中的社会反应，来看嘉靖大倭寇对此一地域的意义是什么”(第131页)，指出倭寇形象实际上是“有明一代对日本的认识”“是江南文化传播下的产物”，研究嘉靖大倭寇的重点，应是“明代面临世界体系的侵入时，是如何去反应的”“在明代的世界秩序观下，又是如何来认识世界体系的入侵”(第131页)。由此，吴著最后还意味深长地试图引导读者关注明代对日本的认识是如何建立的学术话题，强调“日本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与中日两国间的相互认识的基础都是翻译，通过翻译，知识体系才能建立”(第132页)。这方面的相关议题广泛，近年来有关亚洲海域的信息流通和相互认识的研究，特别是有关通事、使节、商民往来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已经打开了相当广阔复杂的历史图景，或可互鉴补充。

纵观吴著全书对明代嘉靖大倭寇形象的探讨，其明确的问题意识、对中日倭寇研究现状的把握、利落完整的谋篇布局，均给读者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就研究方式而言，该书带有明显的柯文(Paul A. Cohen)痕迹，如作者开篇所言，全书借用的正是柯文有关义和团研究的范式，特别注意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记忆“掺杂许许多多不同的立场与目的”(第4页)，由此展现历史事件作为“事件”“神话”“经历”的多重面相。至于研究文献，无论是对倭寇问题学术史的梳理，还是对明代各类倭寇史料的征引，亦当可为有志于此一议题的读者提供入门的梯阶。

吴著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为已有的倭寇问题研究增添了一个历史记忆的维度，提醒我们从倭寇文献资料的生产过程去思考倭寇记忆的生成机制。而这也完全契合近年来社会记忆研究者的研究实践，即基于不同历史时期文本的分析来解释记忆的发生和延续，普遍关心的中心问题是记忆的机制和作用。不过，虽然作者对文本的性质和史料真实性提出充分的质疑，难免也有矫枉过正之嫌。作者认为嘉靖大倭寇的史料“一大部分呈现出局限城墙之中，实际上并未亲身经历倭寇”，因此称之为“‘城墙性’史料”，进而质疑“这些史料的目的真的是在记忆‘经历’吗？”(第87页)姑且不说“亲身经历倭寇”是否非与倭寇遭遇、厮杀不可，实际上记忆本身既然是再建构、再表现的过程，必然存在不同的记忆模式。问题不在于是否记忆“经历”，而是选择什么成为记忆的内容，从而呈现过去不同的意义。该书对这批倭寇文献资料缺乏从版本到内容的细致比对以呈现历史记录的累叠和差异，殊为遗憾。

也许对本书更大的苛求是，吴著全书对倭寇形象形成过程中知识信息的传播和层累，未见足够坚实和深入的个案研究，过多概括性的综论势必削弱读者对其结论的信心。若能对江南沿海社会和人群有更深入的观察，或可在不久的将来修正书中相互抵牾的地方。比如该书第二章论述嘉靖大倭寇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认为“富裕的江南人”较少从事海事活动，对他们而言“海洋却是相当陌生的环境”(第64—65页)；另一方面却紧接着认为“浙江沿海存在已久的海上活动所构筑的讯息网，吸引了更多沿海居民的加入”(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