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莉

引言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展出了当时中国16个口岸城市的171艘舟船模型。在来自上海口岸的13艘船模中，有一艘名为“西式船屋”(Foreign House-boat)的内河客船，因之，“无锡快”的俗称被人们熟知，它是近代寓沪外国人“从上海到太湖流域的郊野进行狩猎休闲所租用”(1)National Maritime Museum，Shaky Ships：the Formal Richness of Chinese Shipbuilding，Antwerp,1993, p.60，原文为Such house boats, known by the name of wusihkui ,were hired, including crew, to rich foreigners from Shanghai to bring them to the hunting grounds around lake Taihu.的船型。该船模引发了笔者的思考：西式船屋和俗称为“无锡快”江南内河座船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类船模有什么特点？如何承载了近代上海外侨的休闲生活？又具有怎样的文化内蕴？笔者不揣浅陋，撰文对上述问题做初探。

一、“无锡快”：江南内河座船的源流与发展

“无锡快”，又名管庄船。管庄为今无锡宜兴，是建造该类船只的起源地。传统舟船由于航行速度较慢，人们喜好称之为快船，以寄托快速航行的愿望。19世纪后期，“无锡快”广泛行驶于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为太湖流域常见的内河客船。作为一种活跃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水上交通工具，“无锡快”在《沪裨类钞》、1909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以及1930年出版的《增订上海指南》中均有记载。

据旧海关巡江副事务长夏士德研究，“无锡快”船型源自江南地区的官员座船。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上，上海口岸也展出了这种官员座船(House Boat Used by Officials，见图1)，同时还展出了有“水上旅馆”之称的小型船屋(House Boat Used Small，见图2)，该类船舶为晚清江南地区上层人士广泛使用的内河航船。从图中可见，小船屋的外观、船型与官员座船非常相似：两者均为平底，船头船尾都较平，且伸出船体之外，船尾形成“虚梢”。舱室位于船体中央位置，沿船体两侧而建，船体前部有一小廊台可进入舱室内。尾翼向后延伸，在甲板后形成平台，尾翼中间有舵井，舵为圆形的升降舵。两者的差别在于小船屋的舱室顶部增加了天窗，船体装饰元素更为丰富。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两艘船的舱门都呈倾斜状。夏士德在其著作《长江流域的帆船与舢板》“苏州河”一节中提到，“这些船屋最醒目的一个特征是：不论船体大小，舱室前部的舱门均呈倾斜状”(2)G.R.G.Worcester, The Junks and Sampans of the Yangtz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47, p.206.。另据《沪裨类钞》“舟船类”记载：“‘无锡快’船舱之门为斜面，略如满江红。”(3)熊月之：《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629页，参照《沪裨类钞》之“舟船类”。“舱门倾斜”在官员座船、小型船屋两艘船模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这也是“无锡快”座船的重要特征之一。鉴于此，图2中的小船屋，显然比较接近从江南官员座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无锡快”内河座船。这类船屋兼具船的交通功能与屋的居住功能，船舱内设有桌椅、铺位等设施，为船客过夜借宿而备。船行方式一般通过划、推、撑篙、纤绳拖拽等方式行驶于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4)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Shaky Ships：the Formal Richness of Chinese Shipbuilding，p.60.这类船屋装饰华丽，客舱舒适，早年载人不载货，船只大小素以“档”为计。所谓“档”，是指乘船人数，而乘坐“无锡快”的人群多为江南地区富裕人家及其眷属。

图1 官员座船 图2 小船屋

二、西式船屋“无锡快”的发展

(一)西式船屋出现的时代背景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外侨纷至沓来。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上海城市中心的北移，上海沟通太湖流域的内河航路也发生了变化。开埠前，“上海的商业活动主要聚集于县城，来自苏杭地区的内河船多走南线，经松江府城、七宝或闵行抵沪；开埠后，黄浦江支流苏州河取代了原来的南线内河航道，成为连接上海与江浙茶丝产地的航运干道”(5)周武：《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域中的江南与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3页。。苏州河上货运往来兴盛，客运交通亦频繁。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以无锡快、蒲鞋头、南湾子、乌山船等为代表的江南内河船只承担了大量内河支流的客运与货运，活跃在上海到苏州、杭州的航线上。根据1896-1901年的杭州海关报告，“这个时期，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无锡快是附近最主要和最有用的船，几乎都被轮船公司用来运载乘客和货物到上海和苏州”(6)陈梅龙等编译：《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233-235页。。

沪上外侨借助苏州河与太湖流域水网紧密相连的航运条件，租赁或购买船只游历于上海周边地区，“无锡快”自然为爱好旅行的外侨们所青睐。西式船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之所以盛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以英侨为代表的西方人骨子里对于旅行的癖好，其次是当时中国陆路交通条件比较落后，相对发达的内河航运便取而代之。(7)笔者译自J.O.P Bland, Houseboat Days in China, Hong Kong:Earnshaw Books, 2008, P.2.

(二)西式船屋的“洋泾浜”风格缘起

开埠初期，外侨们乘坐的船屋“与从事鸦片走私者使用的座船非常相似，无异于本地的‘无锡快’”(8)J.O.P Bland, Houseboat Days in China, P.2.。在外侨们的眼中，本地船屋“无锡快”船体笨拙，结构比较简陋，船上仅安装了可以驱赶蚊虫的露营床和挡风用的窗帘。他们对本土船屋舱室的空间设置尤为无法认同。在西人们看来，中国人建造的船屋更重视群体空间，忽视个体空间，比如“船上的人们往往很随意，在舵手的床铺上做饭，蹲在舱室的地上吃饭”(9)笔者译自J.O.P Bland, Houseboat Days in China, Hong Kong:Earnshaw Books, 2008, P.3.。当时本土船屋舱内空间划分相对粗略模糊，看不出食宿空间的标识，这从夏士德绘制的上海地区内河航船的结构平面图中可见(见图3)。这对于视“秩序”为要义的英国人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在使用过程中，外侨们逐渐对本土船屋产生了改装的迫切需求。改装的过程大约自1860年代起直至20世纪初，前后跨越了近40年，期间西式船屋一直处于发展演进状态。简言之，整体上是以江南船屋“无锡快”的结构为基础，依照对船只的航行速度、舱内的舒适程度两方面的需求，对船屋进行改装，从而产生了被称为“洋泾浜式”的中西结合船屋。

(三)“洋泾浜”船屋西式特征

这种“洋泾浜”式的船屋具体是什么样子？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的模型直观地呈现出这类船屋的样态(见图4)。

图3 苏河湾内河航船内部结构平面图图5 西式船屋(无锡快)内部结构平面图

图4 西式船屋“无锡快”

从这艘船模可见，经过改装后的西式船屋在船型上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江南船屋特征：平底，船首船尾略翘且伸出船体之外，客舱位于船体中部，配有帆、橹、舵及披水板等在内的中式属具。船舷两侧各有狭长木板，设舷伸甲板作走廊之用。该船与江南船屋最大的区别体现在舱室上：舱室面积较大，舱门平直不复倾斜(这是不同于本土“无锡快”的标志性特点)，舱室窗户为西式风格的百叶窗，舱顶气窗面积也较大，约占顶棚面积1/2，且为玻璃材质。另外，舱室被涂成了白色，白色鲜见于本土舟船，船首栏杆雕饰也具有西式风格。对照船模，综合19世纪中后期沪上外侨的记录以及研究资料，这类船屋的西式特征主要体现在舱室空间、装饰性元素以及动力设备等方面。

1、舱室空间划分

瑞士人阿道夫·克莱夫(Adolf Krayer)是19世纪60年代驻沪英国丝绸贸易公司(伯沃·汉贝瑞公司，Bowe Hanburg &Co.)的丝绸监察员和采购员。在他的记忆中，其朋友勃兰特(Brand)有一艘名为“慕斯米”的房船(“慕斯米”在日语中是少女的意思)，是一种外观小巧、非常舒适的船屋。“船屋的结构虽然十分精简，但行船必备的器具一样不少，航行时需要帆、桨轮，还需要索具。桨轮就是装在船尾的大船桨，开动时像鱼的尾巴一样左右摆动，推动着房船向前行进，同时还可以控制方向”“船上有着足够的空间，船中央的船舱可以容纳三到四人；船舱有一个前厅，可以装下猎枪和狗；船头是佣人的房间；船尾也有一个类似的房间，供船夫使用。”(10)[瑞士]阿道夫·克莱尔：《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李欣照片参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

比克莱夫晚20多年来到上海的英国人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曾先后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录事司、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兼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在他出版于1909年的纪实作品《中国船屋时光》(HouseboatDaysinChina)中，对“洋泾浜”式船屋的舱室空间有十分详细的记录与描述：当时外侨乘船旅行狩猎，往往带狗出行，为此舱室的空间需分为三个部分，即西人空间、华人空间以及狗的空间。由于旅行一般长达数十天，众人聚集在一艘船上，考虑到私密性因素，会多预留些空间。通常在西人船屋中，华人大约有10人，包括佣仆、厨师、船员等。他们地位低下，多居于船尾，每个人在船上的空间都非常有限，“有的佣仆睡在一个面积仅为1.39平方米大小的柜子里，而厨师则蜷缩在火炉和水缸中间休息。”(11)笔者译自J.O.P Bland, Houseboat Days in China, Hong Kong:Earnshaw Books, 2008, P.7.另外，这类船屋的前桅杆比中桅杆高约3英尺，这是因为前桅所对的位置是犬舍，所以尽可能保证宽敞。同时还要留出锁链的位置和一些“暗舱”。当时，船老大们在外侨船屋的掩饰下，常常偷运走私盐及其他货物，这些货舱即用于存放走私货物。

西人旅行笔记中关于舱室空间的描述，在夏士德的研究中得到印证。夏氏《长江流域舢板与帆船》一书中写到，“这类船屋船体通常有3个隔舱壁。客舱较大，有一个议事厅，可围坐8人。舱内有5人铺位。租船的主人住在上层，佣仆们住在通向前甲板的阶梯两边，船员们住在船尾遮雨棚处，厨房位于船尾甲板下方。”(12)G.R.G.Worcester, The Junks and Sampans of the Yangtze, p.206.较之苏州河的本土内河座船，改装后的西式船屋的舱室面积比较大(见图5)，舱内空间划分比较清晰，趋于个性化，会客厅、船主、佣仆、船员的生活区域一目了然，实现了外侨对船舱空间的基本需求。

2、装饰与窗户

江南船屋“无锡快”素以装饰华丽而著称。当船主换为外侨，船屋装饰风格便体现出鲜明的西式风格，这从图5船模可见一斑，如果说该船模外观色彩、船头栏杆纹饰是从“船”的层面体现，那么在濮兰德的记叙中，西式船屋则是以“家”的标准进行装饰。这类船屋行驶于太湖流域山水之间，颇似水上客栈。一般的舱室内都配有标准尺寸的折叠床，六人或八人座餐桌或牌桌等，此外还配有台灯、书架、装饰画以及地毯等。有的船屋还装配浴室，能供应冷热水，浴室以大理石、金色油漆为装饰，堪称豪奢。有的船屋俨然富人豪宅，不仅有豪华家具、镶着花边的窗帘、明镜，有的甚至还把钢琴、留声机、遮阳伞蓬等搬到了船屋上。外侨们在旅行中不时举办野餐、宴会、舞会等。这些装饰豪华、热闹非凡的船屋打破了黄浦江的宁静，一时成为上海苏州河畔独特的景致。

舱室窗户是另一重要特征。船屋舱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而外侨乘船旅行时间一般较长，船上人畜共处少则十天，多则数周。从健康的角度，西人认为船屋光线与空气流通非常重要，因此窗户都比较宽敞，铺位临窗，舱室顶部的气窗也比较大，一是为了避免疾病传染，二是为了避免由于窗户小而导致的光线明暗过于刺激，并防止冷热交替气温骤变对身体的影响。可见，西人追求舱室舒适、豪华享乐的前提是确保舱室空气流通、利于身体健康。

3、船屋动力设备

早期外侨乘坐的船屋，多以传统动力方式驾驶帆船，借助风力，并伴以橹或纤绳推进，以舵掌控方向，在慢船摇晃的节奏中开启江南旅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内河港口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船只被准许进入中国内河，专营内河航线的外资轮船公司相继成立。面对内河航运权丧失，民族内河轮船航运开始兴起，包括招商局、上海大达轮步公司等在内的华商轮船公司相继开辟了内河轮运航线。民族航运公司与外资航运公司就内河航运的动力拖船展开了激烈竞争，上海也成为最大的内河轮运中心。

在近代汽船发展的冲击下，“无锡快”的传统驾船方式丧失其优势。为提升行船速度，人们常以小汽船拖拽行驶，将铁揽系在汽船尾部，自如行驶。因常被拖带于小轮舟之后，“无锡快”也被称为“拖船”。拖船上的船员，只需在船只转向时操作船舵掌控方向即可(13)参见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第一册)，第629页，“拖船之舟子，安坐无事，惟于转折之时，偶以司舵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外侨间也兴起了改用动力拖船的趋势。有些外侨甚至拆掉了船上的桅杆，装上了马达动力，“拖着他们几乎被肢解的船体，从一个狩猎地赶往另一个狩猎地。”船速能达到每小时6英里，如濮兰德所描述“在弯弯曲曲的拖船队伍中，终有一艘会在你熟睡时把你带到数百里外的陌生地方。”装备马达动力的“无锡快”从上海到苏州，日夜兼程，第一天下午4点出发，第二天上午8点到达，大概需要16个小时。返程则需要计划好时间，以便周一准时返回不耽误上班。当然，改装了动力设备的船屋在行驶途中常常发出巨大的轰鸣噪音声，且排放出污浊气体，致使一些热爱慢船航行的外侨失去了往日船屋中领略太湖沿岸山水风景的雅兴。

总之，改装后的“无锡快”堪称既保持了中国传统舟船的风格，又提升了座船舱室的舒适度，实现了外侨对水上交通、旅途住宿的个性化需求(14)John Otway Percy Bland, Houseboat Days in China，p.38.英里，英制计量单位。，体现了中国传统造船技艺与西人船屋理念的融合。

四、西人的“中国船屋”岁月

被外侨视为“洋泾浜”(pidgin)的西式船屋，晚清时期一度风行于近代上海外侨间。沪上英、法、美等外国洋行的职员以及热衷体育活动的外侨，几乎人人都拥有一座船屋，如前文提及的瑞士商人克莱夫和他的朋友们就都拥有各自的船屋。他们甚至组织了船屋协会(Houseboat Guild)，以船屋为纽带，常常三五成群，结伴而行，进行江南旅行活动。

1868年4月，克莱夫在即将离开上海之前，就和朋友们乘坐一艘名为“慕斯米”的船屋开启了一趟系统的江南旅行。这趟旅行前后共计24天，从上海苏州河出发，途径新闸区，此后沿着吴淞江顺流而下，分别游历了包括极司非儿别墅(今万航渡路附近)、法华镇、黄渡镇、昆山、苏州、无锡、南浔、湖州、菱湖镇、东湖镇、杭州、海宁、嘉善镇、松江等太湖流域的主要市镇，于1868年5月16日回到上海。大体上，克莱夫的江南之行是愉悦而难忘的，外侨们亲眼目睹了“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久负盛名的美丽风景和肥沃土地，包括被外侨们视为“狩猎者天堂”的黄渡镇杂草灌木丛生，大量的野鸡、野鸭、野兔躲藏在豆田、稻田、棉花地里，野生动物数量之多令外侨们流连忘返。克莱夫作为一个外来者，以客观的笔调叙述了江南地区战乱之后的重建样态，留下了一份关于近代史上的江南记录。

同样，在英国人濮兰德旅居上海的记忆中，乘坐船屋游历长江下游也是令他难忘的记忆。在他那部被誉为“对往昔中国最为精妙传神记录”的《中国船屋岁月》一书中，濮兰德以记者的敏锐观察和作家文采斐然的语言方式，详细叙述19世纪后期外侨们乘坐船屋的旅行生活。较之克莱夫，濮兰德与朋友们的船屋岁月虽然与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相隔年代更远，但兵变对江南地区的破坏痕迹仍然存在。同时，他们的行迹范围也更远，除了太湖流域城市，还到达长江下游的其他地方(比如常州、镇江等)，甚至远至芜湖。在他的书中，描述到那些热衷在太湖流域打猎竞技的西人乘坐“无锡快”出游，往往三五朋友相约而行，形成船队。船队一般由6艘船组成，每艘船有3—6位船员。船队浩浩荡荡，从上海出发，沿着外滩苏州河顺流而下，颇为壮观。如果赶上节假日，则需要提前预订租赁船只。船屋能消除都市工作生活的种种不和谐之声，只有在舟船上外侨们才有闲暇去思考身处何方与人生现世，才拥有了真正的生活，“在日落的余晖中，在树下的烟斗中，在妇人们美丽的脸庞中，我们每个人不时都听到这种尘世间的永恒之音。”(15)John Otway Percy Bland, Houseboat Days in China，Earnshaw Books, Hong Kong , 2008, p.38.于濮兰德普等外侨而言，船屋不仅是所谓异域风情的浮光掠影，更是东方生活的重要构成，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亲历经验。从文化层面上，船屋已经超越了交通实用功能，更像是一处浮动的住宅，赋予西人休闲的处所，交织着太湖流域的山水风景、人烟场景，充满了感性色彩与人文气息，是与上海都会环境相对的自然象征，也是他们独特的中国记忆载体。

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上海舟船，西式船屋“无锡快”被征集至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向世人展示了近代寓沪外侨的生活侧面，反映了20世纪初上海的都市形态与西化生活风尚对中国舟船文化的影响。伴随着时代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西式座船“无锡快”渐行渐远，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船型构件甚至濒临消逝。但作为一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独特船型，“无锡快”被定格在《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中国船屋时光》等游记中，为后人研究近代中西舟船技术与文化的交融提供了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