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平，杜成辉，，马志强

（1.四川文理学院图书馆，四川 达州 635000；2.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应县木塔秘藏中共发现有刻经47卷，其中12卷有千字文帙号，多数研究者认为这12卷全部属于《辽藏》（也称《契丹藏》）。这12卷带千字文帙号的经卷均为卷子本，款式为硬黄纸卷轴装，完整者轴、杆、缥带、别子俱存，其中5卷有卷首画，3卷盖有藏经戳记。在这之前，《辽藏》在世间无传本，被称作“虚幻的大藏经”，而应县木塔辽代秘藏的发现，使这一重要经藏重见天日。[1](前言,P12)

在12卷有千字文帙号的经卷中，编号为6（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M6①M为拼音木塔秘藏之首字母。，其他共出经卷编号同）的《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以下简称《称赞大乘功德经》），千字文编号为“女”，“一”为版码，根据题记和规制等，可以确定此经为单刻经。

一、题记标明该经为私刻经

M6《称赞大乘功德经》纸质为硬黄纸，卷轴装，包首微残，其余完好，轴、杆、缥带均系原物。该经卷末有刻经题记，云：

燕台圣寿寺慈氏殿主，讲《法华经》、传菩萨戒忏悔沙门道譔，曾阅前经，备询故事，曰：“大乘者，诸佛至真了义究竟之说也。不思议解脱，宁可述矣。先圣既至极称赞，末叶宜激励流通。庶几报诸佛恩，除小乘病，最极最大，至微至妙，利国利家，济时济物，无如此经也。”道譔遭逢圣代，幸偶遗风，敢雕无上之经，溥示有缘之众。所愿：

见闻随喜者，舍小根而趣大机；读诵归依者，得清凉而除热恼。

时统和贰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蓂生五叶记。

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

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共彫（雕）。[1](叙录,P27)

《称赞大乘功德经》是三藏法师玄奘于唐永徽五年（654年）所译，又名《显说谤法业障经》，此卷系燕京圣寿寺沙门道譔组织雕刻。宋朝建立初年，与辽朝战事不断。宋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和开宝二年，两次出兵进攻北汉，都因辽朝出兵援助，无功而返。开宝九年（976年），宋军第三次进攻北汉，不料两个月后太祖赵匡胤驾崩，辽朝又出兵支援北汉，新登基的赵光义只得下令撤兵。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自统兵进攻北汉，包围太原城，击溃辽朝援军，迫使北汉投降，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结束。太宗趁灭北汉之势，从太原出发北伐，一度收复河北易州和涿州。太宗下令围攻燕京，宋军与辽军在高粱河畔展开激战，赵光义亲临战场，结果中箭受伤，乘驴车仓惶撤离，北伐失败。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乘辽朝新君初立之机，派三路大军北伐，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惨败。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宋咸平六年，1003年），辽宋两国于定、宋二州激战，这时宋朝新刻的大藏经（《开宝藏》）不会赠予辽朝；为了颜面，辽藏也不会以敌国宋藏之帙号给自己的大藏经编次，故此经所附千字文集帙号“女”，只能源于辽朝新藏——即已有官刻《大藏经》，为道譔刻经所据。[1](前言,P28)道譔是辽圣宗时人，燕台（即燕京，今北京）圣寿寺慈氏殿主，讲《法华经》、传菩萨戒忏悔沙门，主持资刻《称赞大乘功德经》。燕京圣寿寺在昊天寺西北，寺之故基为辽统军邺王宅，开泰六年（1017年）改为开泰寺。此经在木塔所出经卷中最为完整，刻经时间、地点、资刻人、书写人、刻工等记录最为翔实，对于研究辽代的雕版印刷业和《辽藏》的雕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此经是否属于《辽藏》，研究者中一直存在争议。多数学者根据经在卷首经名下刻有千字文编号“女”，而认为该经属于《辽藏》。如1982年阎文儒、傅振伦、郑恩淮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迎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中，认为此经属于《辽藏》，从卷尾题记可以推知《契丹藏》是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用汉字书写雕印于辽的南京（今北京）。[2]1986年张畅耕、毕素娟在《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一文中，一方面认为其乃私刻单经，另一方面认为其是准官版大藏经覆刻，实际上仍认为其属于《辽藏》。[3]1991年张畅耕、郑恩淮、毕素娟在《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前言》中，将该经列入《辽藏》，并认为“统和廿一年沙门道譔复刻的《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的发现，确证辽藏始雕于圣宗统和时期”。[1](前言,P12)史树青、张畅耕、毕素娟、郑恩淮、冯鹏生、傅振伦在《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叙录》中，也持同样的观点。[1](叙录,P28)而1983年罗炤在《〈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则认为《称赞大乘功德经》尾题明确记载系燕台圣寿寺沙门道譔私刻单经，不是官版《辽藏》（《契丹藏》），[4]之后1992年又在《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中进一步表明了此观点。[5]1994年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在《由新出资料所见之辽代佛教》中，也认为该经不属于《契丹藏》，主张其可能是僧侣私人用品。[6]方广锠在《第三种辽藏探幽》一文中，也基本同意罗炤和竺沙雅章的观点。[7]

目前只有一些间接的证据表明《辽藏》可能雕印于辽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年），尚未发现能够证明辽圣宗太平年间（1021—1031年）雕印《辽藏》的实物资料。《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的刻经题记标明，此经并不属于《辽藏》，而是单刻经卷。

二、《称赞大乘功德经》与《辽藏》规制不同

木塔秘藏中12卷有千字文帙号的刻经中，目前可确定属于《辽藏》的有7卷，分为两种版本。分别为M1《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垂》，M7《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靡》，M8《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欲字号》，M9《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八·凊》，M10《阿毗达磨发智论卷第十三·弟字号》，M11《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刻》，M12《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勿》，其特点是上下单线边框，在开头用一行小字注明经名卷次、板码及千字文编号，每纸经文27行，行16—18字。其中M8《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欲字号》、M10《阿毗达磨发智论卷第十三·弟字号》的标码方式与其他各经又有不同，应为另一种版本。其它包括M2《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四·爱》、M3《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十六·爱》、M4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一·首》，其共同特点是上下双线边框，每纸第l、2行行间雕印经名、卷次、版码、轶号，每纸经文28行、行15字，罗炤认为其为另一种版本的《契丹藏》，或者是复刻《契丹藏》的单刻经，并改变了方式（板式）。[5]竺沙雅章则认为不能肯定它们是否大藏经本，由于3卷均标有朱点，主张其可能是僧侣私人用品，实际上主张这3卷《华严经》是另刻单经。方广锠赞同竺沙雅章的观点，也主张其为另刻单经。[7]因这3卷为同一部经典，故其为单刻经的可能性较大。另外2卷，M5《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在》每版刻有小字“第二”及版码，M6《称赞大乘功德经·女》则只有小字版码，罗炤和竺沙雅章均认为其不属于《辽藏》。

从版式来看，M6《称赞大乘功德经·女》在第1纸卷首经名下刻印版码，在第2、3纸的第1、2行行间上方刻印版码，在第4纸末、第5纸第6行下也刻印版码，但未刻经题、卷次和帙号，卷尾经题下亦无帙号，与《辽藏》的版式不同。该经有“女”字帙号，说明它的底本是从某部依千字文编次的大藏经中选出来，加以复刻，甚至可能是以某一大藏的复写或复刻本单经为底本，再加雕刻或复刻。从中、晚唐和五代的经录可知，当时存在着多种依千字文编次的大藏经。至于应县木塔的《称赞大乘功德经》依作底本的究竟是哪一种，道譔未言明，我们也无从知晓。在没有证据证明此经所据的底本是所谓《统和藏》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它与《辽藏》之间的关系。[5]

一般来说，大藏经版片，由于卷帙浩繁，数量巨大，为了便于管理，查阅归放，不致混淆，每块版片上一定会标注经名卷次、帙号、片序号等内容。而另刻单经，则根据情况不同而有区别。如果经文篇幅不大，版片不多，则往往仅注序号。如果仅有几片，容易区别，也有不标注版片序号的。但如果经文篇幅较大，版片较多，也有进一步标注经名卷次的。如果另刻单经的底本来自大藏经，则往往有照刻千字文帙号的。M6《称赞大乘功德经·女》共5纸，也即仅有5块版片，只在第一纸第一行经名下刻千字文帙号“女”，其他各纸则仅有版片序号，序号位置也不固定，无经名卷次和帙号，由此可以肯定，该经与《辽藏》规制不同，故不属于《辽藏》，应属另刻单经，其千字文帙号说明它的底本应源自某一大藏经。

M6《称赞大乘功德经》规制也与其他经卷不同。其经框高 21.8cm，版广 52.7—53.5cm米，纸纵27.8cm，总长275.3cm。每纸28行，每行字数也不一致，行17字者24行，行16字者69行，行15字者21行。与同出的其他带有千字文帙号的经卷相比，形体略小。[1](叙录,P27)如M7《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千字文编号“靡”，框高22cm，版广53—54cm，纸纵29.5cm，现存总长865.7cm。全卷共17纸，前有卷首画，经文16纸，每纸27行，行17字者296行，行18字者50行，行16字者47行。[8](P167)此经经背有“神坡云泉院藏经记”长方朱印，可基本确定其为大藏经即《辽藏》。毕素娟认为“私刻本《称赞大乘功德经·女》因其保留了同卷《辽藏》原貌，故将其视为《辽藏》覆刻本。”[9](P354)此观点难以成立，因为其版式并非标准的《大藏经》版式，最多为复刻本。

该经有可能根据《统和藏》刻印，而当时统和藏或许只是写经，尚未刻印，或许只刻印了前480帙，5048卷的初印本，具体情况目前尚难确定。金皇统八年（1148年）《宜州厅峪道院复建藏经千人邑碑》云：“凡所贮藏有五千四十八卷，故名曰《藏经》。厅峪者，乃辽时耶律详衮家之坟所也。其家世积善，遂卜地以建佛宫，置以《藏经》。”[10](P1389-1390)时赵城金藏尚未雕印，其藏经应为《辽藏》。可知《辽藏》有5048卷，此当为《辽藏》初藏的卷数，后来续有增补，达到了579帙，约6000卷。何梅研究认为，《辽藏》乃依《开元录·入藏录》进行编目，《辽藏》与《随函录》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并非象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依《随函录》进行编目。[11]因此《辽藏》初藏和《开宝藏》初藏一样，均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也为480帙，5048卷。

我国刻印佛教经典全藏始于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开宝藏》初藏于开宝四年（971年）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因当时江南尚未平复，刚收复不久的益州为宋朝辖境内造纸业和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时雕毕，共费时12年，所刻以《开元录》入藏之经为限，共480帙，5048卷，版片多达13万余块。而此时宋朝已收复江南，于是将刻好的版片运到都城东京开封太平兴国寺印造流通。《开宝藏》为卷轴式，每版23行，每卷中行字不一，多为每行14字，版首刻经题、版号、帙号等；卷末有雕造年月干支题记。后来新译佛经也陆续雕版，一起刊印流通，还添刻新入藏的东土著作及《贞元录》各经，数量增至653帙，6620余卷，其印本成为之后中国官私刻藏以及高丽和日本刻藏的准据。M6《称赞大乘功德经》版式与《开宝藏》差别较大，非依《开宝藏》覆刻或复刻。

《开宝藏》首刻全藏印本在北宋雍熙元年（984年）由日本沙门奝然传入日本。此后经过三次比较重要的校勘修订和不断增入宋代新译及《贞元释教录》入藏的典籍，形成三个不同的版本：①咸平修订本，为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到咸平（998—1003年）年间的校订本；②天禧修订本，为北宋天禧（1017—1021年）初年校订本，于乾兴元年（1022年）传入契丹（辽国）和高丽；③熙宁修订本，为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年）传入高丽。熙宁以后，陆续有新译本增入，到北宋末年，积累到653帙，6628余卷，增入173帙，1580余卷。《开宝藏》全藏久已无传，现存残卷皆硬黄纸印，卷轴装，开宝年间雕刻，多印刷于崇宁、大观(1102—1110年)时。《开宝藏》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并用宋代官用文书的黄麻纸精工刷印，为宋版精品，弥足珍贵。《开宝藏》与《辽藏》现存数量大体相当，均为10余卷，但《开宝藏》存卷印刷时间晚于《辽藏》存卷。

三、《称赞大乘功德经》为复刻单经

《开宝藏》和《契丹藏》（《辽藏》）俱为官版，由国家出资，因此并无施资人，在经版上也不镌刻工姓名。《称赞大乘功德经》卷末既有施资人，又有刻工姓名，也与官版《大藏经》的特征不符。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由冲真、普明、咸晖等主持，在福州东禅寺募款开雕大藏经，至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竣工，前后历时23年，共雕印6434卷，580函，经折装。今传世的东禅寺大藏经本《华严经》卷80有“福州东禅院等觉院住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谨募众缘，开雕大藏经版一副，上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12](P55)题记，说明了刻经缘起，是为上祝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故此经得名《崇宁万寿大藏》，是我国民间募刻大藏经的开始，也是藏经改为经折装（又称梵筴装）的滥觞。该藏为私刻，偶有题记属于正常，但辽藏为官刻，不应有私人资刻题记。

以藏经本为底本的另刻单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覆刻（也作复刻），即将某种藏经的印本纸张反贴在版片上，磨去纸张，留下字痕，然后按照字痕雕版。南京金陵刻经处至今仍保留这一工艺。按照这种方式刻成的典籍，版式、风格与底本基本一致，甚至可以乱真。《初刻高丽藏》、《赵城藏》的大部分经本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因此，它们的文字风格乃至字间距都保持一致。另一种是以某种藏经的经本为底本，重新书写上版，再予雕版（有时也称复刻，实为重新雕刻，但不同于覆刻）。按照这种方式重新雕刻的典籍，与原底本的版式或许一致，或许不一致；风格则肯定难以保持一致。[7]

从《称赞大乘功德经》刻本的情况来看，因其规格和《辽藏》不同，不可能是《辽藏》的覆刻本，只可能是《辽藏》的重刻本，其所依据的版本，很可能就是480帙的《辽藏》初藏本，而此本很可能就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统和本》，雕刻于辽圣宗统和年间。“女”在千字文中顺序为161，正好在初藏480帙的覆盖范围内。

《开宝藏》在卷末刻有雕造年代，如1959年在山西孝义县兴福寺发现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81，千字文帙号“李”，卷末有“大宋开宝五年壬申岁（972年）奉敕雕造”字样；现存山西高平市文博馆的《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千字文帙号“大”，卷末雕“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973年）奉敕雕造”字样。与《开宝藏》不同，《辽藏》印版不刻雕刻年代，史料中也无记载，故目前对《辽藏》的开刻时间尚难确定。

《开宝藏》现存13卷，标准的版式为每纸23行，行14字。从应县木塔的《契丹藏》零卷和大安九年（1093年）以后依照《契丹藏》为底本复刻的小版房山石经可以看出，《契丹藏》的版式为每纸27行，行17字，间有行18、16字者。[13]与二者相比，M6《称赞大乘功德经》的版式更接近《契丹藏》。罗炤认为《契丹藏》虽然晚于《开宝藏》数十年，其前480帙所据的底本却早于、优于《开宝藏》的底本，其经文、版式均反映了《开元录藏》的面貌，因此，在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历史上，《契丹藏》的价值和地位应高于《开宝藏》。[13]笔者认为两种藏经互有优劣，其价值和地位不相上下。

M6《称赞大乘功德经》的4刻名工中，赵守俊和樊遵也见于其它辽代刻经。与M6《称赞大乘功德经》同出之M18《妙法莲花经卷第四（甲）》，卷首画右上角有牌记：“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少男同雕记”，说明赵守俊的主要职业是雕刻日历，其所以雕刻此经，是为了出售获利，因为《妙法莲华经》需求量巨大，故其在雕刻日历之余，也雕刻单编刻经，赵守俊父子3人皆从事雕刻业。此赵守俊与M6《称赞大乘功德经》的刻工赵守俊当是一人。题记中不见印经院之名，说明当时辽朝可能尚未设立印经院。当然由于二经为私刻，非由印经院组织雕刻，故不能完全排除设立印经院的可能。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的辽代刻经《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小字版）中，其中1卷标有“燕京悯忠寺抄主无碍大师门人苾蒭智光集”(原文缺“苾”字，据图版补)，“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岁次丁未五月十五日记，樊遵雕，始平庞可昇书”。[14]此樊遵为统和时人，与M6《称赞大乘功德经》中的刻工樊遵应为一人。另2卷亦有“燕京悯忠寺抄主无碍大师门人苾蒭智光集”，后记中有：“开泰十年（1021年）二月福先寺讲经论比丘志渊依燕本雕印散施。”二种版刻相校，开泰版结尾缺“证辱”2字，余皆相合。福先寺为辽上京佛寺，志渊雕印、散施的这一卷，从字体、版式等方面分析，似雕印于上京地区而非燕京。[14]《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也不属于《辽藏》。从这两位刻工来看，其所雕刻之M18《妙法莲花经卷第四（甲）》和《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记》俱属单编刻经，他们4人合雕的M6《称赞大乘功德经》，根据各种特征来看，也不属于《大藏经》（《辽藏》），而只能是依据《大藏经》或者其它单编刻经复刻的经卷。但因其有千字文编号“女”，说明其源于某部《大藏经》，至于是否依据《辽藏》，尚需进一步考证。

四、《称赞大乘功德经》依《辽藏》雕印

据罗炤先生考证，《契丹藏》有卷装本和册装本两种类型，在应县木塔的10卷卷装本《契丹藏》中，又可能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版本。[5]他认为《契丹藏》前后有两个版本：一为统和本，一为重熙-咸雍本。统和本共505帙，编校主持人诠明，目录为《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及诠明所撰《续开元释教录》（三卷）。重熙-咸雍本共579帙，编校主持人可能是觉苑，目录是某太保大师（可能即觉苑）所撰《（契丹藏）入藏录》。[15]至于505帙的统和本《契丹藏》，是新雕版印刷，还是仅仅搜集《开元录藏》及其后续经典，重加编订誊录，但未雕版，因缺物证及文献记载，尚难以断定。道譔私雕《称赞大乘功德经》不能计为统和本《契丹藏》。辽兴宗重熙年间，对大藏经“复加校证”，制成新版，共579帙，比《开元录藏》多出99帙，增添五分之一强。罗炤先生根据北京西北郊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及《辽史·道宗本纪》咸雍四年的有关记载推断，这一新版完成于咸雍四年（1068年），故称之为《契丹藏》重熙-咸雍本。[15]

目前我国仅存的贮藏辽藏的佛殿——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其梁架题记有：“维重熙七年，岁次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午时建。”说明该殿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年），所藏的大藏经应为《契丹藏》印本，而不是抄本。重熙七年上距辽圣宗驾崩的太平十一年（1031年）不过7年，其时《辽藏》已经雕成，由此推断，《契丹藏》初藏应开雕于辽圣宗统和至太平年间。因此《契丹藏》咸雍四年之后方雕毕印刷流通的应当为二版。

与M6《称赞大乘功德经》同出的单经《上生经疏科文》，共14纸，未避辽讳。卷首题刻“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改定”，卷末有“时统和八年岁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戊午故记，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所有讲赞功德，回施法界有情”题记，可知此经刊印于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这是目前发现的已知年代最早的辽代印刷品。燕台悯忠寺即今北京法源寺之前身，建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辽时为燕京首刹，诠明驻此弘法，并于统和八年建释迦太子殿一座。[16]悯忠寺钞主无碍大师诠明（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称诠晓，旧名诠明，可能为避讳而改）为辽圣宗时名僧，著述丰富，曾主持辽朝大藏经的编纂。[1](叙录,P43)仰山寺据《元一统志》辑本卷一载：“在大都（今北京）旧城归厚坊。佛殿题梁乃辽穆宗应历十一年（961年）岁次辛酉八月十五日建”。[17]该经保存完整，印刷质量上乘，说明在统和八年时辽朝印刷业已具规模，有私坊刻印佛经出售。在同出之M44《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二》卷末题记云：“四十七纸，三司左都押衙南肃二十二纸，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伏愿：上资圣主，下荫四生。闻法众流，多聪圣惠。龙花同遇，觉道齐登。法界有情，增益利乐。”[1](叙录,P46)M45《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钞卷第六》卷尾有：“五十六纸，云州节度副使张肃一纸，李寿三纸，许延玉五纸，应州副使李胤两纸，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伏愿：上资圣主，下荫四生。闻法众流，多聪圣惠。龙花同遇，觉道齐登。法界有情，增益利乐。”[1](叙录,P47)可知当时刻工人数众多。

内蒙古庆州白塔出土的卷轴装《妙法莲华经》后载，此经“取则于圣寿寺藏”，始于“开泰二年（1013年）六月一日”，“请处士樊承遵放（於）法华座主藏院内起手雕板”，“开泰五年（1016年）”，“方始了毕”。由“法华座主弟子惟德述新雕小字法华经记”，“时开泰六年四月八日续记”，可知这部《法华经》开泰六年（1017年）付印散施。[14]圣寿寺在燕京，即道譔所在的寺院。开泰上承统和，统和三十年（1012年）十一月，改元为开泰元年。因开泰元年的使用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开泰二年（1013年）六月一日与统和三十年（1012年）十一月仅相隔半年多。此卷《妙法莲华经》的开雕只比M6《称赞大乘功德经》晚十年，卷中明载“取则于圣寿寺藏”，说明在燕京圣寿寺确实存有《大藏经》，且此经藏当为刻经《辽藏》，如果是抄本，就不会被刻本“取则”。因雕刻大藏经耗时颇长，故其应开雕于开泰二年（1013年）之前，也即圣宗统和年间（983—1012年），藏经当为《统和藏》。《妙法莲华经》收录于《辽藏》，庆州白塔出土的卷轴装《妙法莲华经》虽没有千字文帙号，但作为复刻单经，不标帙号也是正常的，不能因此就认为其依照的不是大藏经。此题记为《统和藏》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因此推测M6《称赞大乘功德经》依据《统和藏》复刻，并非无稽之谈。

在木塔秘藏中,既有带千字文编号的M5《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在》，也有多种不带千字文编号的《妙法莲华经》刻本，这些不带千字文编号的刻本当为单刻经。在圣寿寺所存经卷的情况可能也类似，通常情况下还是难以确定庆州白塔出土的《妙法莲华经》究竟是取则于圣寿寺所藏的《大藏经》还是单刻经。但由“取则于圣寿寺藏”，可以肯定圣寿寺确实存有《大藏经》，因为“藏”专指大藏经，庆州白塔出土的《妙法莲华经》应取则于圣寿寺大藏经。则道譔依本寺所藏之大藏经复刻《称赞大乘功德经》也在情理之中，正因为取则于本寺所藏的大藏经，所以在题记中也就不必言明。果真如此的话，则《辽藏》当雕刻于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之前，大约开雕于统和初年。

有意思的是，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正好当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而太平兴国八年乃《开宝藏》初藏雕毕之年，因此《辽藏》应最早雕刻于统和初年，不会更早。二者开雕时间相距不远，即在《开宝藏》初藏经十二年雕刻完工后不久，《辽藏》即开始雕刻。《辽藏》的开雕肯定是受到了《开宝藏》的启发，但其并非依照《开宝藏》雕印。如前所述，《开宝藏》在宋真宗乾兴元年（辽圣宗太平二年，1022年）方传入契丹，而据庆州白塔出土的卷轴装《妙法莲华经》，开泰二年（1013年）之前，辽朝已有印本大藏经，故而《辽藏》初藏雕印于统和（983—1012年）时期的可能性很高。当然此观点正确与否，尚待新资料的发现来验证。

结语

作为最早的辽代印刷品之一，M6《称赞大乘功德经》虽为单刻经，但对于研究《辽藏》的雕印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此精美的印刷品，如果不是取则于已经雕印的大藏经，而是取则于抄本的话，其大可不必在卷首标明其千字文帙号，因为作为单印本，其据抄本标出千字文帙号并无意义。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根据印本覆刻或复刻时，才会有时保留印本的一些原始信息，如千字文帙号和雕刻年月等，以标明其依据。根据出土实物资料，基本上可以确定《辽藏》初藏雕印于辽圣宗统和时期，但因现存辽藏未标明雕刻年月，此推断是否正确，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证明。文中牵强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