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琳

周敦颐(1017-1073，世称濂溪先生)，其思想博大精深，上接《易传》，旁取战国秦汉间新儒家阴阳五行说影响，特重宇宙论思想的构建，并以“诚”作为扣合人生界“心性观”与宇宙界“天道观”的纽带。但人生界与宇宙界、心性论与天道观本非一系统，以宇宙论统合人生论、天道观统摄心性论的自由与必然之间，势必阻障重重。天道之“诚”是“本然”的必然之理，但在人之发心动念的“心动处”，又可能不依此理。心之动若依本然之理，即依循自由自律道德理性、自觉心实现价值，但是，“心”之“动”并非必然依理，故有“善-恶”两极的出现，此为“几善恶”，但“几善恶”的“善-恶”义与“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中的“善-恶”义不合，后者乃就阴阳之气中见出五行之性。此性受禀于气，因气成性，非“因性而气”内蕴的道德本体当身。

朱熹以后，濂、洛、关、闽成为正统新儒家代表，被后世儒者宗崇，对宋明理学影响深远。周濂溪的思想体系，试图综括宇宙界与人生界、宇宙论与心性论。但是，当由形而上学宇宙观进入人生界中的心性论，不可避免会遭遇统而难融、融而未消的理论困境。若逆溯其流，濂溪思想与先秦儒、道之间，诸多关键性问题仍分寸不明，这些对后世儒学都产生了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待为辨析。新儒学理论在朱熹手中完成一大综合，在此综合的系统中，濂溪之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濂溪思想也有一综合，既博大精深，又丰富芜杂，融汇了从战国秦汉间新儒家的宇宙论与魏晋玄学“因气成性”的思想特征，混同宇宙论、才性论与心性论，因此虽然谈心论性，但“因气成性”“以气为性”的气质气禀之性，终非一自由自律的道德主体与具客观性的道德实体，道德形上系统应以先天超验的客观实有为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