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佳君 谭群玉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题，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吸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成果，从“破”和“立”两个维度出发，对意识形态建设进行探索，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作出了重要贡献(1)韩佳君、吕世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际，他又在“以苏为鉴”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作了深刻反思，力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路。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向发展看，这些思考和探索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以往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多从后见设论，循逻辑思路演绎展开，而使其中的阶级斗争成分和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因素特别凸显。例如，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主要在于论述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指出思想批判的方法和对象，提出坚持“双百”方针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2)黄世虎：《毛泽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1年，第53—55页。；或认为毛泽东提出“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问题的重要理论”，这既是他的最大理论贡献，也是其最大失误之处(3)阎志民：《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学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2—218页。。不过，如果不带成见地全面梳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相关文献，并关注他所在时代面对的主要问题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会发现他的相关思考和建构既与当时及之前的苏联有所不同，而且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和实践智慧仍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历久弥新，因此非常值得去蔽求真，以发掘彰显。

一、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性所在，奠定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基础

如何认识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未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苏共二十大期间的秘密报告表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认识均有误区。斯大林错在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即当苏联社会已到了“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的阶段时，斯大林“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仍然通过“粗暴方法”解放生产力和解决思想问题(4)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31页。以下所引其他卷册，均出自此版本，不再赘述。。赫鲁晓夫则错在未能足够重视意识形态之功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价值判断，在逻辑上必然造成彻底否定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事业，以致引起苏共党内和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方列强也趁机掀起反共风潮。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存亡，不可小觑。为避免重蹈苏联覆辙，毛泽东以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错误为戒，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条件展开思考和探索，力图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通过探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性的新认识如下：

首先是人民内部性，即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根本变化，从而改变私有制下统治阶级应对社会矛盾的惯常用法。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暴露的问题及其对“波匈事件”的影响，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过去被尖锐的敌我斗争所掩盖的“人民内部矛盾”愈发“被人们注意”(5)《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2页。；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要有相应的转变，不要“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6)同上，第213页。，即不要惊诧或纠结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否存在矛盾和发生错误，而要正视这些矛盾并尽可能避免再犯同样错误。为此，一方面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矛盾；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难免会出现错误，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而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刚刚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可以说是走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在探路的过程碰壁犯错在所难免(7)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49页。，关键在于尽可能不要重复前人的错误。

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认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作风和工作策略方面都要有相应转变，这种转变主要通过思想观念方面的整风加以达成(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之前的以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为主，转变为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因此，过去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广大党政干部不仅不能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应当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明白对于思想性质的问题、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9)同上，第209页。。

其次是批判性，即要对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清醒认识和足够重视。斯大林时代在某些方面客观上恶化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声誉，赫鲁晓夫时代则在主观上淡化了意识形态的色彩。长期以来，人们为了抑此扬彼，将赫鲁晓夫以及部分西方学者对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指称为批判性，而将斯大林时代对形形色色思想流派的批判以及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的破旧立新用“斗争性”加以概括。这种区分实则预设了“批判性”的积极正面形象，以及“斗争性”为残酷落后的标签。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而在于批判什么、建构什么、这种批判和建构与历史潮流方向是否一致。为此毛泽东谈到了他对意识形态批判或维护建设的理由。

第一，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转型，必然要求社会观念的相应变革，要求意识形态的除旧布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指出，一些人会由此出现阶段性的不适应(10)《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7—269页。；一些旧社会过来的人还受着旧思想、旧生活、旧习惯的影响(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2卷，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年，第2129页。。因此，为了适应新社会的全面建设需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已有成果，需要合理发挥批判的武器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功用，“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1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也就是说，在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改造的基础上，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输引导，这将是比政治经济变革更加艰巨和漫长的工作。

第二，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相互对峙，需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批判的武器”。不同于赫鲁晓夫和部分西方学者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13)同上，第42页。。否定其应该被否定的，肯定其应该被肯定的，这既是唯物史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批判社会主义阵营之对立面的需要。斯大林是刺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一把刀子”，而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14)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3—34页。。东欧一些国家的危机和动荡，证明丢掉这把刀子对社会主义事业所带来的危害之严重。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仅不能丢了斯大林这把刀子，还要加以保护，“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否则帝国主义等势力就会“拿这把刀子杀人”(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2卷，第1871页。，攻击社会主义事业。

第三，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者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证明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非杞人忧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中国之接班人第一代没问题，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815页。，即把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希望放在其第三、第四代身上。针对这一企图以及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强调“要提高警惕”，要“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重视并抵御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使中国在社会主义阶段依然存在意识形态斗争、存在被“和平演变”的危险这一问题上“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17)王博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全史》第3卷，北京：中国经济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524页。。

再次是辩护性，即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并服务于客观实际之合理性。一则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自觉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自觉，毛泽东认识到，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当且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说“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为经济基础服务”(18)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22页。。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民主革命就是经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辩护和精神准备而取得成功的(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2卷，第2126页。，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辩护性亦是应有之意，发挥其辩护功效亦是应然之举。二则由于意识形态对社会生产有巨大促进作用。如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整风运动后，中共党内的“三个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和政治思想战线的认识分歧问题得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因此高涨，掀起大修农田水利、大搞积肥、大搞爱国卫生等运动(20)萧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19—225页。。毛泽东因此总结道：“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21)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3页。

为更好地反映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毛泽东明确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性进行辩护和解释：首先，要讲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什么；其次，要弄明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再次，要搞明确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2卷，第2126页。；最后，说理要有章法，对错误和落后思想既要进行批判，又不要先发制人。要讲究策略，提高说理水平；既要暴露错误和落后的思想，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23)同上，第2127页。，又要解决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存在的有话不敢说、有话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对于有话不敢说，毛泽东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迷信”思想。中共党内一些人怕资产阶级教授，他们不敢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圈子想问题，“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24)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21页。。事实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超出马克思的经历范围，中国共产党人要在实践中找出道理，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要建构理论。为此，要破除对西方、对苏联、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迷信(25)同上，第345页。，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于有话说不出，毛泽东指出，一是因为有些人的心理、思想和观念还处于被支配地位，突出表现为“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赞一词”(26)同上，第283页。；二是因为有些人的思想还处在过渡状态，资产阶级思想破得差不多，无产阶级思想却还未建立，一时很难写出或说出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27)同上，第316页。；三是因为有些人虽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却远离或缺少产生思想的原材料。因此，毛泽东提出，为了摆脱意识形态上的被动局面，全党要学习马列主义著作，领导干部要研究理论、培养理论人才、还要定期调研，以从工人和农民中间获取思想原料(28)同上，第283、291、316页。。

对于说了传不开，毛泽东认为有多方面原因：有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宣传不及时，失掉舆论领导权；有的是理论水平欠缺；有的是宣传形式太过单一，宣传内容枯燥乏味。为此，他多次指导甚至亲自参与《人民日报》有关改进工作。例如，他建议报纸既要搞得活泼一些，也要搞得专业一些；对有些新闻要作具体分析以决定快登慢登或不登，避免发生不健康的现象(2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2、265页。；他还批评《人民日报》一段时间以来的工作像是“死人办报”(即此前其报道内容多为故人旧闻)，并认为这多半是该报未能理解和响应中央方针的表现(30)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31—132页。。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中较重要的是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一个正确和基本的认识，要认识到在中国社会大转折之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人民内部性、批判性和辩护性之集合特性，进而明白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这与习近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要“敢于亮剑”“讲好中国故事”(3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5、227、322页。有共通之处，即要求在世界格局和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应该发挥批判的武器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功用，既要在核心问题上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以与对立面作斗争，也要建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以反映和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并证明毛泽东的相关思考和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要性的当时和未来的认识基础。

二、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多维基础，打造整体统筹的基本格局

从历史和现实的观照出发，毛泽东致力于从多个维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无法孤立进行，需要多方面因素相互配合。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问题在于未能整体统筹，或是过分在意“资”“社”意识博弈而忽略改善人民生活，或是强调物质刺激而忽视政治基础。故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就应该夯实经济、政治基础以及理论、队伍、传媒等基础，多头并进。

第一，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经济基础。毛泽东始终关心经济建设，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规划之近期蓝图和努力重点(32)谭群玉：《毛泽东时代及其后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8期。。当然，他也意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本质不同。

一方面，重视生产力发展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应该齐头并进。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起来后，毛泽东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应是经济建设(33)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20页。，即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31页。。有人指出，毛泽东选择了一条意识形态的径路以发展生产力，即“把工作重心放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通过这些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从而间接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5)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4—257页。。其实，即使在强调阶级斗争严重性的1963年，毛泽东仍把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与阶级斗争一起并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36)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221、226页。，而且将生产斗争排在最前面。毛泽东只是认为不能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若置路线和方向于不顾，经济建设很可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而影响社会主义制度巩固(3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277、461—462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02、521页。。

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径路。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国家的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3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91页。。为此，他酝酿并领导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如何领导组织和开展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的问题。在他看来，没有社会主义的坚实物质基础，意识形态层面就会处于被动状态，受到束缚，人民的精神就无法得到解放。“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1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然无从建立和稳固。

第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夯实政治基础。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和那个时期东欧国家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政治太弱”，苏联“老是提物质刺激”，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不能控制“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4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462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99页。。故在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当极少数人企图误导运动方向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时，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4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页。。同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核心。为此，毛泽东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例如，各省的宣传部长和教育厅长须亲自抓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42)同上，第247页。；各级党委要抓紧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并教会地、县、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71页。。此外，他还强调，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要在“工、农、商、学、兵”这五业后面加上一个“思”即思想，概括来讲就是指“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理论方面”(44)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26页。。

第三，要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夯实理论基础。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出现的问题以及东欧国家的动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国家不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苏联提倡议会斗争，事实上放弃并自我否定了十月革命的方法。波兰和匈牙利则是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没有落实好坚持群众路线和处理阶级矛盾的工作。故而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4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2卷，第2050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此，他主张一方面要独立思考，不用或少用苏联的“拐杖”，在实践和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意识形态问题(46)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41页。；另一方面要开拓创新，创造新理论，写出新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为现实政治服务，而不能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4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

第四，要打造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巩固队伍基础。毛泽东认为，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还需要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否则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不能成功(48)《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396页。。特别是整风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让他体认到社会主义政权必须造就自己的庞大队伍。“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49)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22、227页。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5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91页。。此外，还要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5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8页。；还要教育和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让其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第五，要把报纸的大众性和阶级性相结合，夯实传媒基础。在信息传播媒介相对不发达的年代，报纸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域。针对当时中共党内部分人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的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报纸既具有大众性的一面，也具有阶级性的一面。大众性是指说服教育的功能，即人民内部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相互讨论，最终在民主和说服的氛围中，先进的人们教育落后的人们，从而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5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而阶级性是指报纸的意识形态立场。毛泽东认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5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2卷，第2126页。。为此，他提出办好报纸的若干规定性内容：(1)要承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要搞清楚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区别，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充分反映此时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5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70页。；(2)各级书记要亲自管报纸、写文章，要针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做好还击的准备，并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说服力的文章予以反驳(5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7页。；(3)各地要有自己出色的编辑和记者(56)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93页。；(4)报纸要承担起“种牛痘”即打预防针的角色，如扩大发行《参考消息》，把“非马”和“反马”的东西摆在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以增强政治上的免疫力(5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6页。；(5)报纸内容的表达应具有吸引力，做到“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58)同上，第263页。，如此方能受到读者青睐。

总之，作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弊端的某种回应，毛泽东着意凸显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多维基础，以打造一个整体统筹的基本格局，力图避免重走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弯路斜路，进而更好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尽管毛泽东时代发生了探索中的曲折，但较好化解了苏共二十大的副作用，牢牢掌握着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毛泽东此种思考和探索的奠基作用，在新时代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再度紧张时得到彰显，使我们更能理解习近平提出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及培养造就“新闻舆论工作队伍”“治理互联网”(5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6、305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等论断的深意所在。

三、强调打好组合拳，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新方法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全新而又崇高的事业，其意识形态建设究竟该采用何种方法，毛泽东时代有两个样榜：趋紧者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高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性；偏松者如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低估了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原则区分，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甚至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性。这两种方法皆因偏离真实而带来实践方面问题。在“以苏为鉴”的前提下，毛泽东努力立足中国实际，独立探索具有时代化、个性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有效方法，以回应意识形态领域亟需解答的难题，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第一，以和风细雨为主，急风暴雨为辅。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变为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毛泽东不赞同对所有冲突均采取不分青红皂白残酷打击的方法，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要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和任务，学会用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意识形态问题，应做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要达到新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6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2卷，第1873页。，而非“一棍子把人打死”(6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0、274页。。不过，毛泽东也注意到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仍有保留之必要，即当有人发起急风暴雨式的进攻时，只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但总体而言，急风暴雨只是辅助性、暂时性的方法。急风暴雨过后，还是要转入和风细雨，以便从思想上把问题搞深搞透(6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90页。，通过商量和启发的方法，进行思想整风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63)《毛泽东著作选读(战士读本)》，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第1262页。以提高认识。

第二，增强阵地意识，破除退缩式的“庸俗的谦虚”。由于整风运动期间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毛泽东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阵地意识。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大致有三个阵地，即左派、中间派和右派，或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个阵地，中间派比例最大，左派和右派互相争夺对中间派的领导权，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6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2卷，第2100页。。他指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意识形态的旗帜要去占领阵地，这旗帜“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65)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55页。。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敢于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要破除“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式的“庸俗的谦虚”，要学习“勇敢坚决，为正义而奋斗”的惠明(66)惠明是《西厢记》中的人物，是一个和尚，他挺身而出给白马将军送信。毛泽东说，中国现在出一点惠明才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56、321页。)。

第三，讲究策略，掌握主动权。策略性和主动性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鲜明特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之加以延承，提出夺取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要讲究方式方法。首先，要对领导党即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使之增强领导能力，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更主动、更有成效(6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其次，要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和分化。如在意识形态斗争中，通过促成正确言论与错误言论的对话交锋，达到使群众明辨是非的目的。同时，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不主张以“反动派、反革命派”称之，以便能“争取中间派”，使对立面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转变过来(6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484页。。最后，教育或改造中间派，以提高其觉悟，端正其方向，目的则是为了“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69)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75页。。

第四，名实相符，虚实相济。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处理好名实和虚实关系。名实关系特指意识形态之“名”与社会现实之“实”之间的张力。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70)同上，第520页。，因为务虚名最后的结果是不仅虚名得不了，而且会失信于民，就是外国人也会觉得中国人在吹牛而失信于国际。虚实关系特指意识形态之“虚”与经济建设之“实”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主张虚与实要结合起来，“不搞意识形态，光搞物质基础。只讲生产，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结果增不了产”；反之，“光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不搞增产，也要垮台”(71)同上，第267页。。为此，他要求中共党员干部应学会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既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也要反对不懂业务的空头政治家(7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2页。。

第五，反对居高临下的恩赐作派，主张依靠群众开展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人们的意识形态工作积极性。反对恩赐作派，是尊重人民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方法，毛泽东的贡献在于将之拓展并推进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例如，反击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时，他提出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并让他们了解和认识攻击者的错误所在，进而批判反驳之(7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285页；《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第1版。；在农村，则要依靠贫雇农并联合中农以“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74)同上，第486页。。总之，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依靠少数人的恩赐，而应充分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的成果才能牢固。毛泽东还提出，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需在制度上下功夫，如“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75)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98页。。在他看来，“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制度不同，人的积极性也会不同(76)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29页。。

毛泽东所探索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集合，可被看作是一套相关建设策略的“组合拳”。一是柔刚组合，即处理意识形态矛盾问题时，既有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主要方法，又有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作为补充。二是勇慧攻守组合，即在争夺意识形态阵地时，既要下好先手棋，主动出击，敢于亮剑，勇于冲锋陷阵，努力争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也要具备智慧，讲究策略方法，善于按规律办事，以制度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成果。三是虚实组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做到名实相符，收获有理有利有效的结果。

时至今日，这套“组合拳”的许多内容被很好地继承下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达。例如，习近平提出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守住“主阵地”以及“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7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2、227页；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28页。等内容，均可看到其精神实质的相通，以及相互配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共同特点。在这种相通性和继承性意义上，习近平认定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基础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7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1页。。

四、结 语

长期以来，人们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存有颇多误读和偏见。例如，有人把他对意识形态作用的重视看作是对意识形态的迷信(79)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第84页。，也有人把他对精神力量的能动作用的论证说成是对精神力量之决定作用的论证(80)[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9页。。此类解读习惯于孤立地看待毛泽东在这方面所做的思考和探索，并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偏差和“过火现象”均归咎于毛泽东。仔细梳理大量直接相关的一手文献并认真加以分析，会发现极端和过火现象实与毛泽东初衷相违，也是他努力想要避免的。

习近平讲，在当时中国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犹如在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攀登者需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8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693页。。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毛泽东从规避苏联已暴露的严重问题的愿望出发，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思想认识、基础格局、新型方法三个方面展开思考和探索，取得较为突出的奠基性成果。如努力避免苏联和东欧式的强力斗争和外力约束可能带来的不可逆损害，力求以和风细雨、民主说服和制度建设的温和方式达到观念转变和意识渐进的目的，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及其是历史的剧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强调“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建立责任制等举措，在形式和意蕴上异曲同工、相互辉映。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探索也走过弯路(82)同上，第692—693页。。正像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认识是经历多次挫折后才能获得的那样，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初始建设也存在局限和不足。毕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刚起步，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经验还在积累，其建设规律尚未完全显现，已经暴露缺陷的首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也无法照搬。且从构想到落实经历的过程错综复杂，其规范运行和实际效果与各层级执行者的政策水平、贯彻分寸及群众觉悟程度直接相关，“实然”过程与“应然”设计会存在落差。后来研究者若能努力回归历史真实进行设身处地的分析考量，或许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探索之复杂艰巨程度及其奠基性贡献能更多地得到彰显，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性和经验教训也能更好地得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