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 崔俊申

经典文献阅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伴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阅读不仅是一种工具性技能，旨在信息的获取和文献的解读，而且是一种自我完善、追求真理和意义的日常生活实践。阅读史研究的主题是“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的，阅读又是怎样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5页。。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史，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经典文献的阅读动因、阅读主体、阅读过程、阅读方法、阅读效果，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的深化，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

一、经典文献阅读史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对经典文献的阅读贯穿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从阅读经典文献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阅读经典和阐释经典的过程。

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经典文献的阅读，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经典文献阅读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十月革命之前，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报纸期刊文章、译著等形式，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事迹、思想观点和阶级立场，构成经典文献阅读的知识基础和思想背景。如《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有影响力的译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早期共产党人撰写的宣传文章，对于经典文献阅读具有铺垫作用。严格来说，这些并不属于经典文献阅读的研究范围，但其产生的影响不能忽视，为经典文献的阅读提供了基本概念、方法和方向。

留学海外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早期共产党人，借助地缘和语言优势，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是经典文献的阅读者、翻译者和推广者。早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主要路径是日本、法国、苏俄及美国。这些经受不同文化场浸润之后的经典文献，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阅读行为及理论资源的提取。有学者分别称之为日本语境“学理的”马克思主义、欧洲语境“行动的”马克思主义、美国语境“空想的和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苏俄语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3)参见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20世纪3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1—114页。。具体而言，留学日本的李大钊、李达等人，在认真阅读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哲学的贫困》等经典文献的同时，将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及各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本翻译成中文，使之成为早期经典文献阅读的主要文献(4)参见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87—90页。。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等人通过组建学会，积极阅读和推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从蔡和森致毛泽东的信中可知，蔡和森在留法期间搜集百种重要小册子，猛看猛译，“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5)《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166页。。李维汉在回忆时也指出，通过阅读蔡和森以“蛮霸”精神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经典文献和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认识到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6)参见《红旗飘飘》第17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第216页。。

自陈望道汉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后，摘译、全译、编译等各种形式的经典文献中译本的阅读，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出了诸多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举措，《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献成为共产党人的启蒙读物(7)参见陈金龙、章静：《早期共产党人阅读<共产党宣言>的三维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正如毛泽东所言，“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8)《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汉译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前后阅读不下百次。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度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身体力行并积极向全党推荐。毛泽东曾多次向全党推荐阅读书目，指导阅读方法。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建议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将这一阅读书目拓展为十二本“干部必读”马列主义文献，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文献，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1964年，毛泽东又提议干部阅读三十本马列主义文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仍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共产党员的必修课，“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9)《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34页。。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出版。1953年，中央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为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丰富、统一和准确的文献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善于利用多种形式普及和推广经典文献阅读：延安时期，将马克思诞辰日设置为“五五学习节”，鼓励全党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评选模范学习小组，总结学习经验；通过学习制度、课程改革及各种培训学习班的开设，保障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的广泛性和普及性；利用新闻出版、报纸广播等舆论宣传工具，营造经典文献阅读的氛围。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党领导着全国的庞大的报纸网、广播网、出版网、学校网、电影网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教育工具，必须正确地使用这些工具来服务于国家建设事业”(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5页。。各级宣传机构、宣传网的建立，为经典文献的推介创造了有利条件。

回望历史，经典文献阅读伴随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习近平指出，“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01页。。每次学习热潮的重要内容，都包含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毛泽东在历史关头或重大问题面前，总是推荐干部阅读经典文献，“以便打通思想，或者为了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者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12)陈晋：《毛泽东阅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9页。。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中国共产党基于世情、国情和党情展开不同主题的经典文献阅读，形成数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高潮，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提供思想引导和理论支撑。

经典文献的百年阅读留下的丰富史料，是一座有待研究发掘的丰富宝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相关资料的挖掘、收集、整理、研究、考证、出版为阅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经典文献不同摘译本、全译本的翻译、出版、比较考证，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情况和认知水平。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发行、推广、流通情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普及程度和影响范围。如通过毛泽东成立的文化书社当时的销售目录、书刊广告目录及“比较重要的”书刊目录和数量(13)参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4—242页。，可以呈现出当时湖南人能够阅读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留下的批注、读书笔记直接反映了读者的阅读行为，除了图书馆、收藏家、读者零星收集的经典文献上留下的笔记，目前整理出版的有《毛泽东读书集成》《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及内部出版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以日记、书信、回忆录、杂记、年谱、档案等方式留下的阅读记录和感受，记载了阅读的历史场景以及阅读文献的来龙去脉，如《恽代英日记》《谢觉哉日记》《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等，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留下的阅读记录也值得关注(14)参见瞿俊：《助产“主义时代”：<中国青年>的定位、推广与阅读(1923-1927)》，《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当时各类报刊上读者来信、通讯、读书感想、书评、禁书审查报告、文学作品等折射阅读的时代背景，有利于把握经典文献阅读的历史语境。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中直接或间接使用的经典文献语句和观点，反映了读者如何提取理论资源、理论如何转化为实践方法，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集、选集等。这些历史文献是阅读行为的记录，也是研究经典文献阅读史的重要依据。

二、经典文献阅读史研究的内容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考察经典文献阅读史，主要立足阅读文献的中国化、经典化，考察阅读主体、阅读过程、阅读方法、阅读效果等问题，以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多维面相。

经典文献阅读文献的生成，主要解决读什么的问题。阅读文献的生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翻译、出版、经典化的过程。经典文献的中国化是经典文献阅读的前提。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版本考证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既有对不同时期经典文献中译本翻译、出版、发行情况的细致梳理、资料汇编及考证，又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译文的修订和研究。经典文献阅读史在此基础上，将更关注文献的物质形态对阅读的影响。译者为最早的读者，其底本的选择、翻译的动机和策略直接影响后续读者的阅读行为，尤其是早期不同党派、团体翻译的各种版本的经典文献，对读者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译本的载体和形式，如报纸和书籍(小册子)指向两种不同的阅读形式和要求，摘译本、全译本、丛书、选集等文献编排形式，直接影响阅读的倾向和体验，经典文献伪装本的阅读也值得关注(15)这里的伪装本指革命年代为应对国民党的书刊查禁，中国共产党人将经典文献的封面、书名、作者、出版社、内容等伪装成其他书籍出版、传播和阅读。(参见赵长海：《论“伪装本”》，《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年第2期。)。同时，经典文献阅读史的研究需要考虑中国不同区域差异、城市和乡村差异对阅读行为带来的影响，经济、社会、法律等因素对经典文献的出版、传播和阅读的影响不能忽略。

马克思主义文献如何被中国人接受，并确立其经典化地位，也是阅读史考察的一项内容，即什么书值得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中国能够确立经典化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经典文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自身解放道路，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和不断开放的理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契合了个人、时代和中国社会现实的需求，通过领袖推荐、媒介宣传推介、有组织的阅读，被置于经典文献阅读次序的优先位置。1924年，《中国青年》刊登的恽代英的《怎样研究社会科学》、袁玉冰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施存统的《略谈研究社会科学》(16)代英：《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中国青年》第23期，1924年3月23日；冰冰：《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为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编》，《中国青年》第24期，1924年3月29日；存统：《略谈研究社会科学——也是一个书目录》，《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初步提出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目次序。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目，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文献经典化在制度上的初步确立。

经典文献阅读主体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谁在阅读的问题，需要区分经典文献的理想读者和实际读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其写作时有其特定的言说对象，比较典型的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和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后者抽取前者三章，在形式和内容上修改后单独出版。正如恩格斯所言：“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5页。虽然内容相似，但阅读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翻译、编排和出版的不同版本，背后有组织者设定的特定阅读群体，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前文所提及的“干部必读”丛书。

百年经典文献阅读的实际读者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高度契合。领袖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和人民群众在经典文献阅读过程中的动因、方法和目的不同，承当的角色不同，理解接受的程度也不同。领袖群体是经典文献阅读的倡导者和示范者，知识分子群体是经典文献的翻译者和推广者，人民群众是经典文献阅读的实践者。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经典文献的阅读群体呈逐渐扩大的趋势，由早期少数知识分子阅读扩大到社会各阶层阅读，由党内阅读逐渐扩散到党外阅读，不断影响和扩充读者公众，形成富有凝聚力的阅读共同体。

研究经典文献阅读的过程，需要具体考察个别或集体的阅读行为，即读者的阅读动因及如何展开阅读。不同时期经典文献阅读的动机不同，有的基于兴趣或现实困惑主动阅读，有的受外在环境或社会关系影响被动阅读，有的是作为指导思想来阅读，有的是作为西方思想来阅读，有的是作为知识储备来阅读，有的是作为学科的基础来阅读。不同的阅读动机引导出不同的阅读过程，在研究中需要仔细辨别。不同时期阅读经典文献遇到的困难也不同，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论及当时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遇到的困难包括：马克思文献卷帙浩繁，学理深晦，理解困难；文献因编排方式引发分歧，增加阅读难度；许多文献未刊行，难以阅读(18)《李大钊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不同时期阅读遇到的困难及其解决路径和方法不同，这些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不同读者展开阅读的方式也不同。阅读的场所不仅包括家庭内部私人场所，还有书店、图书馆、学校、俱乐部等公共场所，以及监狱等特殊场所。书店和监狱是研究经典文献阅读史需要特别注意的场所。早期共产党人既是经典文献的阅读者，也是经典文献汉译本的营销者和推介者。书店往往承担翻译、出版和阅读三位一体的功能，是阅读的重要场所，如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而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在监狱中完成经典文献的阅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如周恩来所说：“监狱是锻炼革命战士的学校，是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并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场所，因而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的革命指挥部。”(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21页。经典文献的阅读形式可分为个人阅读和集体阅读两种，以自学或读书会、讨论会、学习小组等形式展开。研究阅读方式需要关注不同阶级、职业和文化水平的阅读群体如何展开阅读，个人在集体阅读中的心态变化等问题。

研究经典文献的阅读方法，一方面要考察经典文献作者对文献阅读方法的规定。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在经典文献的前言、序跋、评注中，作者呈现自己期待的阅读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简单叙述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并指出，“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中，马克思为方便读者阅读和回应读者评论，介绍了《资本论》的编排次序、叙述方式和研究的对象及应用的方法。另一方面要研究经典文献在中国阅读推广过程中，通过报刊书评、序言、摘要、导读等方式所推荐的阅读方法，尤其是领导群体所示范的阅读方法。正如夏蒂埃所说，阅读不仅“屈从于文本的机巧”，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一方面要研究文本及展现文本的印刷物如何引导被预设的阅读；另一方面则要收集某些个人陈述中的实际阅读和读者共同体建构的实际阅读——‘阐释共同体’成员有着相同的阅读风格和阐释策略”(22)[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7、149页。。经典文献阅读过程中，共同的阅读方法是什么，诠释策略是什么，都需要呈现和探讨。1959年，毛泽东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九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2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5页。。1965年，毛泽东提倡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时又说：“选择几部著作出版，每部著作都要写我们的序言。写序言要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2页。毛泽东之所以重视序言，原因在于序言对于阅读方法具有引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对经典文献的阅读方法，既吸收中国传统经典的阅读经验，又深受苏联教科书解读体系的影响，并借鉴西方经验教训，立足中国实践需要和时代要求。首先是阅读的态度。毛泽东提倡视读书为攻书，要发挥“挤”和“钻”的精神，“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2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其次，针对不同阶层和知识水平的读者群体，中国共产党制定不同的阅读要求和方法，将个人阅读与集体阅读相结合，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阅读路径和制度，如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笔记制度等。阅读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26)《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2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时，要“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经典文献阅读既要本本，又要反对本本主义，在批判性阅读和比较性阅读中实现创造性阅读。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2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但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需要适应时代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创造新的理论，彰显经典文献的开放性和生命力。

经典文献阅读有利于科学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源。由于特殊历史环境和人民群众文化理论水平的局限，各种通俗读物和教科书成为许多党员干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便捷路径，由此导致他们容易简单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06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中获取“真经”，在“源头活水”处汲取力量，立足中国社会实际，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通过经典文献阅读，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理论魅力，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增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同时，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从中提取对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回应时代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时代特征的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此，阅读效果研究是经典文献阅读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经典文献阅读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经典文献阅读史研究具有社会和文化双重属性，需要探讨时代、文献与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经典文献阅读史的研究要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方法，其研究意义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阐释。

经典文献阅读史研究要充分借鉴历史研究方法。经典文献阅读不是在“真空”下展开的，而是在读者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下展开的，阅读所发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对于阅读行为具有深刻影响。“书籍不仅具有复述历史的功能，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31)[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12页。研究阅读史，首先要搜集各种与阅读相关的史料，通过整理经典文献阅读留下的批注、笔记、日记、回忆录、档案、书信、书评等材料，还原不同时期经典文献阅读的历史语境，呈现不同时期的阅读文献、阅读主体、阅读方法和提取的理论资源，对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行为和阅读效果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比较研究法是经典文献阅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数量多，版本也存在差异，对不同经典文献阅读进行比较，把握不同经典文献阅读主体、阅读过程、阅读方法、阅读效果的差异，是经典文献阅读史研究应有的向度。对不同时期经典文献阅读进行比较，勾勒历史条件、时代因素与阅读行为之间的复杂关联，有助于展现经典文献阅读的时代特征和演进脉络。阅读主体的理论功底、文化素养不同，阅读行为也存在差异。对不同阅读主体的阅读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不同群体、阶级、党派对经典文献的阅读状况，有利于揭示不同主体阅读的特点，呈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的历史面相。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是一系列话语形成、转换和传播的过程。经典文献阅读效果是通过理论资源提取、概念生成和话语表达来呈现的，研究经典文献阅读史要充分运用话语分析方法。首先是经典文献的标识性概念的提取和扩散，尤其是不同群体、阶层对经典文献核心概念的认知、认同和话语权的争夺和博弈，需要梳理和呈现。其次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对经典文献核心概念和话语的吸收和引用，需要探讨和追踪，特别是要研究概念如何指导实践，实践又如何不断发展概念、丰富话语。1941年，毛泽东在谈及阅读《共产党宣言》时指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2)《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那么，“阶级斗争”如何从《共产党宣言》中凝练出来，并应用到中国历史和中国实际分析之中？不同时期从《共产党宣言》中提取的核心概念和思想资源有哪些？类似问题需要借助词频统计、话语分析进行深入研究。

如何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空间和视野，是学界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从经典文献阅读维度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的研究，也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空间，启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阅读。

阅读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应有的面向。经典文献阅读史研究，既可从宏观上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呈现百年来经典文献阅读文献生成、阅读主体、阅读过程、阅读方法和阅读效果；又可从微观上聚焦特定人物或阶层经典文献阅读的接受状况，探讨不同时期提取什么理论资源、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梳理和还原历史细节和历史真实，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阅读经典、阐释经典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经典文献阅读后理论资源的提取，化为中国语境下的理论方法和具体实践，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背后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底蕴，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

从经典文献在中国的生产、阅读主体、阅读过程、阅读方法、阅读效果等方面展开经典文献阅读史的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接受情况，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解释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阅读史是从书籍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深受新文化史影响，“在材料和方法上，不仅重视官方档案和少数学者的著作，更重视各个社会组织所记录的数据与社会大众的私人信件、笔记等材料的收集和分析”(33)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经典文献阅读史充分挖掘与利用多元史料，使用学界很少关注的批注、读书笔记、通信、书评等史料，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百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阅读过程，是将经典文献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理论建构、理论创造与实践创新过程。当前正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习近平提出要带着问题和联系实际阅读经典文献，“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34)《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34页。，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