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炯

对资本主义及其相关要素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经典命题。其中，资本主义何以在经历危机之后继续幸存是争论的焦点。虽然资本积累的速度、速率、程度和广度等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资本积累的脚步从未停息。从字面上理解，“积累”一般是通过“聚合”来实现，而资本积累的特殊性在于它通过“抽离”来实现。本文意在揭示资本积累的“抽离”(ex-)机制，它处于资本主义运作和自愈的核心，主要表现为剥削(exploitation)、剥夺(expropriation)、驱离(explusion)三种形式。

一、剥削与积累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叙事里，市场交换(exchange)视角占据着主导地位。交换意味着一种“抽离”，这种抽离非常直接，即分别从买者和卖者那里“抽离”一定的“物”，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进行等价交换。市场则是使交换能够进行的机构，只有在完全的市场中，在每个当事者都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当事者交换的条件下，才能确保最优的生产和分配。这样的市场必须是竞争性的，即有许多买家和卖家、没有进出的障碍、可以获取完善的信息、遵循法律强制执行的合同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提供了一种机制来协调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的活动，体现了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框架。这种框架允许经济学家去假设：人类依靠自身的理性行为可以产生最佳的效率和福利。然而，这种“交换”意义上的“抽离”机制并不能解释资本积累的过程。基于互惠原则和理性交换原则，资本市场似乎在平稳运转，实际却风起云涌。

马克思洞悉了资本“隐秘的生产场所”(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围绕“剥削”来揭示资本积累的秘密。剥削是将生产资料从生产者那里“抽离”出来，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的方式来维持自己及其家庭生存。资本家为了实现资本的增殖，在合契约的基础上从雇佣劳动中“榨取”(extract)剩余价值。因而，资本家必须尽可能有效地组织起特定的商品生产过程，必须让他雇佣的雇工们尽可能高效地工作：一方面，使那些拿工资的劳动者在同一时期内工作更长时间和(或)从事更多、更大强度、更复杂的工作；另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在同一时期生产更多的商品。资本家发明并运用“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以更精明和系统的方式改变了商品生产的世界。

马克思从他那个时代的工业资本的活力中看到两种内在动力。第一种动力来自雇主(资本家)与雇员(工人)之间的持续斗争，前者寻求尽可能有效地剥削工人，后者则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抵制剥削。这场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新发明新机器的应用、劳动过程的重组以及用各种机械化自动化装置取代工人的技能和经验而进行的。第二种动力来自雇主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市场内外不断激化。谁能更好地剥削工人、更具有所谓的创新精神、更能引进和应用先进的技术、更快更好地重组整个工厂、在危机到来之前最迅速地在行业分支之间转移资金，谁就会成为资本市场的赢家。

资本增殖的结果是剩余价值的增长，这些剩余价值被从事工业生产的资本家所占用，并继续转化为额外的资本。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积累的资本是资本增殖过程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对抽象财富的追求变成一个无限的资本积累过程，其中包括工业资本的物质再生产、货币再生产以及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变得更富有、更强大，拥有更多或更大体量的资本，而且资本积累没有止境。每个资本家都在积累，以求跟上或超过竞争对手的积累速度，资本积累将以不断提高的速度继续下去；而领工资的劳动者从这一过程中走出来时，仍像以前一样一无所有，唯有依靠资本家来获得工作和收入，甚至愈发受到资本的支配，没有自主退出的选择余地。

剥削式积累即“资本主义的积累”(capitalist accumulation)，而马克思还讨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primitive/original accumulation)。我们有必要搞清楚二者的关系，进一步理解除剥削之外的抽离机制的前提。

资本主义的积累起源于哪里？其构成要素(如货币、生产资料和自由雇佣劳动等)是通过什么过程为资本家所有，从而标志着资本积累的开始？对此，马克思提出资本的原始积累概念。在他的判断里，原始积累既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初始前提被创造出来的过程，又有其阶段性。“这样一个条件，即资本家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把通过他本人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式(只要不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过去的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投入流通这样一个条件，就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1页。这表明一旦资本实现它的全部形式，即一旦它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创造资本的存在条件，它的历史前提就不再是它的现实环节，“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在生成；因此，这些条件和前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在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3)同上，第451—452页。。可见，马克思将资本的原始积累作为资本的内在历史来呈现，而只有当资本真正“存在”之后，才能作为一种普遍的生产方式进行自我建构和再生产。“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4)同上，第452页。

在当代印度经济学者卡利安·桑亚尔(Kalyan Sanyal)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的积累”与“资本的原始积累”之间存在着关键区别。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剩余是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产生的，剩余价值是一种经济的剩余，资本主义的积累就是把这种剩余转化为新的资本。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指经济剩余，而是指将货币转化为固定资本或可变资本的过程，这是将劳动资料资本化，而非创造新的资本(5)Kalyan Sanyal, Rethinking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mitive Accumulation, Governmentality and Post-colonial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7, p.5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积累视为资本积累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如果说剥削式抽离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环节的秘密，那么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则存在于另一种“抽离”机制——“剥夺”之中，后者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或外围，由外向内地跨越边界转移。

二、剥夺、移民与产业后备军

“剥夺”在于把可剥夺的人口及相关资源从其自身的地方性中“抽离”出来。在马克思那里，剥夺表现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城市资本对农业生产的剥夺。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赶走，使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这种“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的做法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0页。。随着土地的集中、现代耕作方法的引进、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系统应用以及新型机械化设备的部署等，这场农业革命使无数农村生产者遭受沉重打击。《资本论》说：“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7)同上，第813—814页。《资本论》第一卷用数章篇幅来分析和痛斥资本主义对农村生产者的集体剥夺、将他们驱逐到工业城市以及通过血腥的立法来强迫他们接受雇佣劳动的做法。马克思之所以选取英国作为例子，是因为城市资本对于农业生产的剥夺在英国具有“典型的形式”。然而，他并不否认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是这些“不同”并不能掩盖资本积累的“普遍”事实，那就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而这个过程的基础又在于“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8)同上，第823页。。

第二种形式是全球资本和世界市场对奴隶和移民劳工的剥夺。正如马克思所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9)同上，第860—861页。英国工业资本积累的命脉既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雇佣劳动者，也来自殖民地的原材料输入。1861年10月，《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不列颠棉花贸易》的文章，马克思在文末总结了英国现代工业的发展依靠双重奴隶制，即是“对英国白人的间接奴隶制相对大西洋彼岸黑人的直接奴隶制”(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34页。。英国的资本积累一方面通过“剥夺”爱尔兰而获利，“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08页。；另一方面受到跨洋移民的影响。英国向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的混合移民，促成英国资本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加强和扩展了大英帝国的版图和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它促进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是世界市场中一个独立而重要的部分。

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同步的，且始终被工业资本和殖民列强所统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殖民地在宗主国高度“文明”的资本控制下，最普遍的劳动形式不是雇佣劳动，而是奴隶劳动、强迫劳动以及移民所从事的各种半奴役、半自由的劳动。这些劳动形式在欧洲持续了几个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发生变化，形成现代形式的奴隶制，即马克思所谓“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0页。。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马克思把“黑奴制”称为“奴隶制的纯粹工业形式”，认为它意味着雇佣劳动，这种形式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并不相容，必然会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消失(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7页。。非裔奴隶(以及来自亚洲的苦力)为处于大都市中心地带的工业提供原材料，是超额利润的来源。“至于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如果不考虑殖民主义，那么世界市场的形成是令人费解的，强迫移民是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重笔。

被剥夺的移民一开始并不一定处于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最低级、最受剥削和最不安的那一层。如美国殖民地一开始通过对印第安土著的强制征收和灭绝策略，再加上淘金热，使许多欧洲移民在美国发家致富，成为拥有土地的农民或资本积累者，但很快“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一方面，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而涌向西部的移民浪潮还来不及把这些人卷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巨额国债和沉重赋税，由此产生的金融贵族通过分送公有土地给投机公司的方式造成“最迅速的资本集中”(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6页。。为什么资本会不断促使更多劳工移民到最具发展活力的经济体？这是为了确保有直接使用的劳动力、控制和压低工资以及增加劳动力对资本的依赖所必需的“剩余”。

“剥削”与“剥夺”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抽离”机制，但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正如我们无法精确地划定资本的“生成”(becoming)与“存在”(being)、划定“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积累”一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剥削和剥夺为了资本积累而共同起作用。通过剥夺而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剥削式积累创造了历史前提；而资本为了进一步积累，又需要提高剥削的“质量”而非“数量”。这就造成大量的“产业后备军”，这些人口属于已被剥夺的“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16)同上，第729页。。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不满足于“自然”的人口增长所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它还需要“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17)同上，第731页。。资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雇用全部劳动力，相反，它的做法是把雇主与雇主的矛盾、雇主与雇员的矛盾，转移到雇员与雇员、雇员与待雇员的矛盾。“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18)同上，第733—734页。

然而，并不是所有被剥夺的人都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找到一席之地。一些被剥夺者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之外，不被允许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排斥的、多余的、可有可无的空间，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们甚至连“雇佣奴隶制”的锁链也没有。这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在进入资本主义积累环节之后，原始积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要素和效应，是否在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烟消云散”？殖民地、第三世界以及后殖民地区与发达地区资本积累的关系该如何解释？对此，需要把握又一种无情的“抽离”机制——“驱离”。

三、驱离与新的团结

原本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被吸纳到剥削和待剥削的资本主义体系里，剥夺而来的资源转换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当资本原始积累完成这一使命之后，资本的增殖再无顾忌。如今看来，资本积累没有(也无法)抛弃原始积累的基因，甚至为了资本积累而刻意制造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空间，并把一些在发展中被淘汰的人口驱逐到那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驱离”机制在运作，它把人口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抽离”出去。

马克思曾说：“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37页。这种“游离”在当代的极端表现就是“驱离”，而且与过去被剥夺、被驱逐的移民有所不同。马克思批判的是“由地主占有制、农场的集中、机器用于农田、以及农业大规模现代化而造成的强迫移民”(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1页。，这类移民的产生是因为生产力的压迫，“生产力增长要求人口减少，并且通过饥荒或移民来赶走过剩的人口”(21)同上，第662页。。将农业劳作者从他的土地上驱逐出去，其方向是城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驱离则相反，它将人口由内向外地驱向边缘。一旦工人彻底地游离于资本积累的体系之外，那么从资本的角度看，就是清除这些不再有效用的累赘。这种行径在危机时期体现得尤为赤裸，资本通过这种抽离机制“如释重负”，从而实现积累的回速和提速。对于那些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和外围遭受剥夺、在资本主义的体系内部遭受着剥削的人群而言，凄惨命运的背后至少还弥留着“后备”的希望。而一旦真正彻底被驱离，就连虚假的等价交易的机会也一并被取消了。

当代美国荷裔社会学者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曾探讨过这种“驱离”机制，作者开篇明义地指出：“我们在全球政治经济中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新的驱逐逻辑的出现。在过去20年里，被逐出我们这个时代核心社会经济秩序的人数、企业和场所急剧增加。这种走向彻底驱离的倾向，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基本的决策，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是由于一些最先进的经济和技术成就。驱离概念让我们超越了更为熟悉的观念，即通过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来把握全球资本主义的病症。”(22)Saskia Sassen,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

在西方社会，一个常见的既复杂又极端的例子是将低收入工人和失业者从政府的社会福利和医疗计划中、从企业保险和失业救济中驱逐出去。如此一来，留下的人口与被驱离人口之间的鸿沟不断加深，而且这一趋势在当前环境下几乎是不可逆的。野蛮驱离的背后既有基本政策、也有复杂且专业的知识技术的推动。复杂性本应有助于发展社会领域，扩大和提高社会福祉，然而相反的是，他们经常通过极端的不平等来肢解社会，破坏自由民主所承诺的中产生活，将弱势群体和穷人从土地、工作和住房中驱逐出去。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原本可能处于“地下”的驱离机制不可避免地破土而出。如一些西方国家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时选择群体免疫策略，放任一些高龄、低端的人口在病毒的侵袭下死去；再如借由某些事件而掀起的对亚裔、非裔群体的种族歧视和排斥浪潮，等等。部分人口的驱离甚至清除，让资本积累更加从容。对急需回速的资本积累而言，被驱离的人口不再是有效用的劳动者或消费者。甚至一些既得利益者打着保守主义旗号来维护本国本地域人口的利益，但实际上那些曾经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当事者(如小资产阶级、传统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更模糊的“中产阶级”)也不再有效用，随时可能成为(或已经成为)被驱离的对象。本质上，这种趋势并不是反常，也不是某一次具体危机的结果，而是资本积累体系在进行系统性自愈和深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地区的自然资源甚至比人力资源更为重要，原本那个依靠繁荣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来实现全球加速扩张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再度进化了。

被驱离的人口与马克思那里的“产业后备军”有所不同。被驱离者一旦从理论上被划入“后备军”，实际上就被纳入“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这一规律支配着资本存在的再生产。这样，被驱离者就成了资本过度剥削的受害者，成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也融入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网。但严格来说，“驱离”并不属于资本自我增殖的领域，而是在另一个空间的概念化，被驱离者被排除在基于阶级的剥削空间之外。

问题是：怎么改变人口被驱离的现状？怎么应对资本积累的抽离机制？在不同抽离之下的受害者有没有可能联合起来反抗剥夺、剥削和驱离共同编制的压迫网？历史已经证明，这种联合难以实现，因为位于资本主义生产中心的“自由工人”的利益和目标，总是与边缘或外围人群的利益和目标相分离。阶级斗争很容易与反奴隶制、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等斗争相分离；反之亦然，反抗差异化压迫的运动也对“劳工”同盟不抱希望。正如1870年马克思对爱尔兰问题的判断：“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55—656页。

如今，这种联合的前景如何呢？资本积累的确孕育着另一种“ex-”，即反抗者的“爆发”(explosion)，只是这种由内而外的爆发方式愈发难以撼动资本积累的根基，一大原因在于驱离造成了被压迫者的茫然。今天的被压迫者大多在远离压迫者的地方生存，而且压迫本身也变成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系统。更甚者，资本在致力于营造驱离合法性的假象。原本资本的自我增殖没有必要与外部的非资本主义进行交换，因为其已经超越“生成”阶段而“存在”。一旦“驱离”机制开始起作用，资本为了保证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去解决外部问题。被驱离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重新结合，参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通过资本领域之外的经济活动来生存。更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部分剩余并没有转化为新的资本，而是转移给驱离人口，构成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条件。众所周知，资本天生没有这样的同情心，也没有义务去确保驱离人口的幸存。资本的原始积累寻求将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并将其纳入资本主义关系的领域。而驱离机制的转移则是一种反向流动，将劳动资料从资本空间中解脱出来，并将其与劳动力结合在一起。这种劳动资料的去资本化被合法地描述为原始积累的逆转，被驱离者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得到复原。

资本积累的历史是巨大生产力的创造史，也是“一部劳动者的殉难史”(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662页。。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今天或许可以更进一步说：资本在世间的活动让这种血和肮脏有增无减，但我们对它的忌惮已不如从前。当代马克思主义仍然需要批判资本主义，需要认清资本积累的“抽离”机制。只关注抽离的某一种形式，无法真正解放那些被抽离所宰制的人：被剥削者已经是被剥夺者；被剥夺者既可能被剥削，也可能被驱离；被驱离者在被驱离的那一刻就成了资本的“前任”(ex)，几乎不再有复合的可能。在认清现实之后，我们需要建立跨越边界的联盟，通过废除产生剥削、剥夺和驱离共生关系的资本主义矩阵来彻底根除这种“抽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