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华

红色歌谣是中共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长期斗争中，领导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深受基层民众喜爱的新型文艺作品。红色歌谣不仅有艺术演唱的娱乐功能，而且有革命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成功地将其意识形态渗透到红色歌谣的创作、传播中，发挥了红色歌谣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获得苏区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实现了苏维埃运动中最广泛的民众参与，解决了民主革命过程中最关键的群众动员问题。学界从不同角度对红色歌谣进行研究，主要涉及红色歌谣的内容、特征、功效、启示等方面，但将红色歌谣兴起传唱与政治意识形态教化相关联的成果较少，有进一步分析和挖掘的空间(1)参见向德彩：《革命歌谣中的阶级话语》，《浙江学刊》2014年第5期；钟俊昆：《中央苏区文艺研究——以歌谣和戏剧为重点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吴晓川：《川陕苏区红色文化的歌谣建构与传播》，《文艺争鸣》2010年第20期。目前学界的研究虽也涉及红色歌谣与意识形态教化，但大都浅尝辄止，未能深入探讨红色歌谣与革命动员的内在关系。。本文拟回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语境中，探讨红色歌谣与革命意识形态教化的关系，以期为当前意识形态教育提供启示。

一、歌谣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结缘

歌谣区别于正式场合的“合乐而歌”，是一种自娱自乐、即兴而发的传统文艺形式，也是一种表征政治诉求的声音符号，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歌谣凭借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形式生动活泼、语言具体可感，不受时空的制约，“能以一种艺术化的手段推动意识形态从普遍性‘常识’变成为一种信仰体系，产生说服力和鼓动性，使得视听者获得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达到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认同”(2)郑紫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央苏区戏剧中的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79页。。可见，歌谣同时具备艺术欣赏的娱乐属性和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革命战争年代，中共非常重视歌谣的教化作用，将歌谣视作向民众进行宣传，争取民众支持，进而推翻反动政府、建立革命政权的手段。这一主张受到中共“文艺工具论”的深刻影响。革命根据地文艺领导人傅钟在回忆部队文艺工作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以来就把文艺当作战斗和教育军民群众的重要工具，就基本上遵循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3)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由于中共早期受联共(布)革命经验的影响，“文艺工具论”源自苏联的文艺主张。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文艺要发挥其“齿轮与螺丝钉”的功能，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强大工具”作为苏联文艺界的主流观点，对苏联革命歌曲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一些革命文艺工作者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主张借鉴苏联歌曲的成功经验，使苏区歌曲成为动员民众进行革命的工具。当时苏区的歌曲有很多是从苏联传入的。如《上前线去》，其歌词由苏区文艺工作人员创作，曲调则改编自苏联的《布琼尼骑兵队》；《悼亡曲》是苏区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其曲调由苏联歌曲《你们已英勇牺牲》演化而成。由于苏区文艺工作者采取根据苏联经典曲调填词或改编来创作革命歌曲的方法，并与苏区的实际斗争生活相结合，这些歌曲迅速流传开来，启发了苏区民众的阶级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

中共重视将革命意识形态融入歌谣中还有现实考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必须发动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参加革命战争，争取农民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因此，对农民的宣传动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古田会议甚至将宣传工作视为党和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然而，党在苏区的宣传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宣传品“千篇一律”；宣传方式“实在是太简单又狭窄了，而且是偏重在文字上的宣传”(4)杨尚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党的建设指南》1933年2月4日。；“化装讲演歌谣词曲新剧画报一切容易动人视听的宣传品太少”(5)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6页。。由于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共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多位于偏僻贫穷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群众中多数人不识字。据闽浙赣边界1923年的调查统计，文盲占人口90%以上。如江西弋阳第八区第八乡，全乡150户，1400余人，只有两个高小毕业生，其余都是文盲或半文盲(6)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页。。中共的宣传鼓动对象主要是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对他们进行文字上的呆板宣传，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对此，1930年6月，中共湘鄂赣边境“一大”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认为，“一切文字宣传，对于不识字的民众都不能收到效果”(7)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内部资料，1996年，第94页。；而歌谣形式短小，通俗易懂，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由人们口头创作、即兴吟唱，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自然会引起中共的重视。中共六大在《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决议案》中强调，“发行并供给城市与乡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书籍报章, 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 最好编成歌谣韵语”，在苏区宣传时要“把党的政策口号, 编成咏语山歌”(8)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21、619页。。在广大苏区，中共对宣传工作的重视以及宣传对象的特殊性，与歌谣独特的艺术表征一拍即合，因此古田会议决议案提出“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情绪的革命歌词”(9)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页。。在古田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大量蕴含革命意识形态的红色歌谣便得以创作并传唱开来。

此外，传统山歌中的陈旧消极内容不适合苏区主流社会的价值诉求，需要植入崭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苏区民众一直有唱山歌的传统，唱山歌是当地人民抒发内心情感、配合日常劳动的娱乐方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在红军到来之前，当地的山歌主要反映农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抒发对地主阶级的不满和愤恨。但由于这些山歌的作者大多是贫民，他们囿于时代和思想的局限，其作品大多为“苦情歌”，主要停留在宿命论的自怨自叹上，不可能出现“赤色”“武装斗争”“工农政权”“共产主义”等革命话语。例如，《年年辛苦汗白流》唱道：“闽江水，向东流，石山底下妹发愁，千愁万愁只愁哥，一去打石难回头。石山高，高山头，举眼望哥泪水流，风霜寒暑打工苦，年年辛苦汗白流。”(10)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编：《中国歌谣选·近代歌谣》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136页。《穷人活受罪》唱道：“天下的老鸦一般般黑，天生下受苦人活受罪。黄连树上吊苦胆，穷人的苦处呦说不完。青天蓝天紫蓝的天，老天爷杀人不睁眼。”(11)高文等编：《陇东革命歌谣》，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这类山歌虽然蕴含着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不满，但所发出的只是无奈的呻吟，歌谣的曲调和歌词无不充满着抑郁低沉的情绪。苏区传统山歌的这种消极状况妨碍了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播，不利于动员民众参加苏维埃革命事业。为了争取民众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中共必须贯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对传统山歌进行改造与创新，将革命意识形态植入民间歌谣中，如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揭示工农大众悲惨命运的根源，表达与反动统治阶级势不两立、坚决斗争的决心。传统山歌转变为红色歌谣后，就会成为革命宣传的有力工具，使农民对苦难根源产生清醒的认识，找到革命方向，树立坚定的革命意识。经过改造升华后的红色歌谣，作为一种独特的文艺符号，成为传播和巩固新兴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二、革命意识形态对红色歌谣的规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分化的格局，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交锋激烈，这要求中共的文艺宣传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方向，并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为此，党和苏维埃政府从政权组织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入手，以确保红色歌谣在革命意识形态规约下健康发展。

一方面，中共高度重视苏区政权建设，通过加强对红色歌谣创作、传播的组织领导，运用行政干预手段推动红色歌谣接受革命意识形态的规约。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有艺术局，作为领导苏区文艺工作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其他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也设立相应的文艺管理部门。如川陕苏区的文艺工作，就是在川陕省委的领导下，由省苏维埃文化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县苏维埃设文教委员会，区设文教委员，乡、村苏维埃政府有委员分管，层层控制文艺宣传的方向。上述行政机构，一般都被赋予“负责审查各种文化教育材料，废除一切反革命、腐朽的材料，编辑适合目前斗争环境的革命歌谣、戏本和各种小册子”(12)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9页。方面的职能。

俱乐部和列宁室则是对红色歌谣传唱进行规约的重要基层平台。在“凡是苏维埃公民都得加入他所在地方的某一俱乐部”(13)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18页。的号召下，苏区机关部队、工厂企业、革命团体纷纷建立俱乐部与列宁室。俱乐部和列宁室除设置讲演、戏剧等小组外，还设了歌谣小组来开展歌咏与器乐等活动。俱乐部和列宁室，作为进行政治文化教育和开展文艺娱乐活动的群众性组织，主要负责推广苏区文化工作，同时辅助党的政治教育工作，不能违背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如1933年7月23日通过的《湘赣省军区政治工作会议决议案》规定：俱乐部和列宁室中的娱乐工作要与政治教育目的不相违背，要表演激昂悲壮有革命意义的小调。

此外，随着根据地文艺政治功能的日益凸显，各苏区相继建立了专业性的文艺团体，如中央苏区的工农剧社、鄂豫皖苏区的苏维埃新剧团、川陕苏区的蓝衫剧团等，为红色歌谣传播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专业化指导。苏区剧团除表演戏剧外，还担负着传唱歌谣、演奏音乐、讲述故事等任务，是以娱乐方式开展政治教育的重要机构。如1933年4月颁布的《苏维埃剧团组织法》要求，剧团在进行唱歌、演戏等艺术宣传时，“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赞助工农红军的革命战争，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清封建思想、宗教迷信以及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的文艺意识的坚决斗争”(14)同上，第234页。。最后，苏区还在各类学校中专门设置了音乐、唱歌等课程，直接管控红色歌谣创作的方向和传播的对象。例如，在鄂豫皖苏区，初等列宁小学与高等列宁小学每周必须安排音乐课2-3学时，音乐、唱歌等所有课程教材必须由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编订，教材的内容必须严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据。

另一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苏区法制建设，通过制定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来保障红色歌谣沿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健康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了《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俱乐部纲要》《工农剧社简章》等条例，并把这些工作条例纳入教育法规付诸实施。在临时中央政府指导下，湘鄂赣、闽浙赣、湘赣等革命根据地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相关法规，对苏区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作了更具体的规定。这些强制性的政策法规要求红色歌谣等艺术形式只能呈现符合中共意识形态要求的内容，革命意识形态于是成为红色歌谣的主旋律。如1932年1月24日湘鄂赣省“一苏大”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要求，在苏区开展歌谣等文艺工作时，“彻底消灭国民党改良欺骗教育，加紧宣传国民党残酷进攻苏区的罪恶，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加强群众的阶级意识”，“把目前的政治口号，红军生活以及工农斗争等编成韵语、山歌、戏曲等”(15)《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2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26页。。

然而，红色歌谣运动兴起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影响了红色歌谣的健康发展。各革命根据地为此出台一些政策，对歌谣的传唱作了进一步的整顿与规范。红色歌谣产生于深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农村，难免存在一些封建迷信内容，这些内容不利于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为此，1933年3月23日闽浙赣省“二苏大”通过的《文化工作决议案》强调，省县文化部、俱乐部以及工农剧社负责编印新戏歌曲，以此反对封建迷信思想。传统歌谣题材中表现男女爱情的情歌占多数，但其中有些情歌表现了男女之间缠绵、淫秽以及与性相关的内容，容易引起男女关系的混乱，与中共借助此类歌谣实现革命动员的愿望相去甚远。对此，1933年12月14日湘赣省“三苏大”通过的《文化教育决议草案》规定，湘赣省苏维埃教育部负责审查各种歌谣，废除其中的腐朽淫秽内容，编辑适合目前斗争环境的歌谣。

这样一来，苏区文艺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使红色歌谣坚定地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服务，确保中共意识形态能够影响到苏区每一个角落。在生产力落后、人员松散、民众智识不高的广大苏区农村，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构建严密有效的文艺管理系统的同时，通过配套的法律规章制度，使红色歌谣的创作传唱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规约。

三、融革命意识形态于红色歌谣的策略

正确的策略是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毛泽东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16)《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83、84页。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运用一系列科学灵活的策略，成功地将革命意识形态融入红色歌谣的传唱之中。

(一)红色歌谣符号叙事与通俗化大众化原则的贯彻

意识形态在宣传对象中的有效传播，是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实现的关键。在战争年代，中共的宣传对象是极为广泛的群体，决定了革命宣传必须采用大众熟悉的形式。中共苏区中央局要求，党的“一切宣传鼓动，都必须用最通俗的文字使群众看得懂听得懂……使群众感觉得到”(17)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156页。。为了贯彻宣传的通俗化大众化原则，中共在领导创作和传播红色歌谣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歌谣的形式问题。

一方面，红色歌谣运用“旧瓶装新酒”形式，在保留当地民歌传统曲调的前提下，填上反映政治任务的革命新词。《革命歌谣选集》编者语强调，在创作歌谣时，“要用那些为大众所能通晓的一切技巧，作我们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它的形式就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18)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第223页。。例如，利用传统的“十劝”改编的新山歌《十送郎当红军歌》，植入“认清阶级”“坚决杀敌”等革命话语；借用《泗州调》曲调填词创作的《告白军士兵歌》，植入“穷人不要打穷人”“莫替军阀当炮灰”等革命话语；《红军纪律歌》则是用《苏武牧羊》的曲调来唱的，植入“红军纪律最严明”“爱护老百姓”等革命话语。这类歌谣借用当地民歌原有的格调并注入带有浓烈色彩的革命内容后，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熟悉的曲调使当地农村出身的红军战士和群众增添了不少亲切感，晦涩难懂的革命道理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加以表达，在传唱过程中自然容易为群众所接受。

另一方面，红色歌谣的语言体现了民间方言与革命话语的融汇。例如，《石榴开花满树红》唱道：“石榴花开满树红，少人发财多人穷；涯兜大家联合起，打却土豪就威风。更想更真更凄惨，军阀官僚是土匪；涯兜大家联合起，即刻起来赶走佢。真辛苦，无书读，土豪不打心不服；涯兜大家联合起，赶走土劣下地狱。”(19)田海燕、高鲁编：《红军歌谣》，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8页。这段唱词既有“联合”“打却土豪”“赶走土劣”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又有“涯兜”(我们)、“更”(越)、“佢”(他)等客家方言。由于中共将革命话语转化为这种民众凭自身人生经验就可接受的通俗表达，红色歌谣能让当地民众通晓其中蕴含的革命道理，并被中共意识形态所感染。

(二)红色歌谣符号叙事与艺术表达技巧的塑造

红色歌谣要发挥文艺的政治功用，其最大优势在于将自身独特的审美艺术属性与思想教化功能融合，运用传统艺术表达技巧建构革命意识形态。在红色歌谣创作过程中，苏区文艺工作者运用了大量民间传统文艺的表达技巧，展现了红色歌谣独特的魅力。

有些歌谣以民众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作比兴，将本体事物比喻为更加形象生动的喻体事物，从而更直观地抒发内心情感。例如，《共产党象太阳》唱道：“共产党象太阳，财主恶霸瓦上霜，太阳出来霜化尽，百姓心里暖洋洋。”(20)南县民政局编：《湘鄂西苏区歌谣》，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5页。《指出革命路一条》唱道：“金丰山上棲凤凰，凤凰就是共产党，指出革命路一条，捣碎地狱造天堂。”(21)《革命歌谣选》第3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22页。随着土地革命在各根据地的展开，广大民众亲身体会到在中共领导下，反动统治被推翻，代表自身利益的工农民主政权建立，苏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于是，他们触景生情，把共产党比作太阳和凤凰，表达自己对党的热爱与翻身解放的欢乐。

有的歌谣运用夸张手法，旨在加强句意，烘托气氛。例如，《不怕穷》唱道：“不怕穷来不怕穷，穷人骨头大不同，骨头硬似铁砂子，血要染得天下红。”(22)《革命歌谣选》第2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49页。《游击谣》唱道：“天不怕，地不怕，入了游击队，胆子比天大。双手能扭山河转，大吼一声北斗怕；蒋该死钻到地缝里，也要绳拉杠撬打成烂泥巴。”(23)《革命战士歌谣选》，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第61、62页。这些歌谣反映了苏区军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夸张的技巧加上简单易记、朗朗上口的歌词和热血澎湃、激情四溢的曲调，使创作出来的红色歌谣主题突出、极富感染力，从而达到很好的动员效果。

有的歌谣采用对比技巧。例如，《两个军队两个天》唱道：“白军住在川陕边，家家关门断炊烟，红军来到川陕边，人人有酒往外端，两个军队两个天。”(24)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北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页。《盼红军》唱道：“红军北上白匪来，脱了布鞋穿草鞋。红军来了吃白米，白匪来了挖野菜。”(25)《革命歌谣选》第1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85页。这类歌谣将共产党与国民党、红军与白军进行鲜明对比，彰显了中共和红军的光辉形象，突显了国民党和白军的反动面目，在苏区民众内心构建起鲜明的阶级对立观念，引导他们自觉地加入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中。

(三)红色歌谣符号叙事与群众革命日常化的反映

红色歌谣能为苏区民众喜爱，也得益于其反映了人们日常化的内容。192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在《第二十五号通告》中要求：“反军阀战争的宣传，必须与群众日常生活痛苦联系起来，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然后才易为使群众明白了解。”(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页。为此，苏区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和整理红色歌谣时坚持从工农兵大众的实际出发，努力反映苏区军民的斗争与生活。

为了使歌谣能充分反映群众日常化内容，中共非常重视在农村和部队中搜集歌词和曲调。《红色中华》曾发布一则“启事”：“本会为着发展苏区工农的大众艺术，特公开征求苏区内的各种艺术作品如歌曲，戏剧，京调，小说，绘画等均所欢迎。”(27)《中央艺术教育委员会启事》，《红色中华》1936年第262期。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工农兵的生活，选取群众生活中的事例，借用现实中的事象创作红色歌谣。战争与革命是苏区社会的主题，因此一切与之相关的内容都是红色歌谣要表现的日常化内容，包括阶级斗争、扩红运动、查田运动等。例如，歌谣《农民苦》的主题是农村阶级斗争，唱出了在红军到来之前，农民受土豪地主的压迫常年凄惨贫困，而在中共领导下则翻身做主人，过上安乐太平的生活。当时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歌谣还有很多，如《打倒地主佬》《穷人把田分》《佃农骂地主》等。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扩红运动是红色歌谣经常涉及的主题。当时苏区出现了《扩红谣》《送我哥哥当红军》《夫妻唱参军》《恭喜做个红军娘》等不少流传甚广的作品。例如，《恭喜做个红军娘》唱道：“冬冬锵，冬冬锵，恭喜梁大娘，做个红军娘。三个儿子当红军，个个打仗真漂亮。我们送上光荣匾，恭贺恭贺梁大娘。”(28)《革命歌谣选》第1册，第43页。这类歌谣反映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再加上参加红军带给家属的荣誉感、自豪感以及中共优待红军家属的政策，共同推动了苏区民众踊跃参军的动人场景。

四、红色歌谣意识形态教化功能的实现

红色歌谣通过将中共的意识形态内容以通俗化大众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并融合了民众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物事象，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苏区民众欢迎。对此，中共湘赣苏区省委在《关于宣传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省委宣传部在“红五月”运动中，由于运用了新剧、化装、唱歌、跳舞等宣传方式，每次都能吸引六百至四千的群众来到现场(29)《湘赣革命根据地》上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359页。。在根据地内，民众乐于传唱红色歌谣，“一般民众大都能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建立苏维埃’的歌调，许多的农村妇女和小孩子也唱得出”(30)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4页。。红色歌谣在广泛传唱过程中，歌谣中的革命意识深度嵌入苏区民众的思想意识，思想觉悟的民众开始成为苏维埃大家庭中的成员，并自觉地用实际行动参与到革命斗争中。

许多农村青年在听了《跟定红军闹革命》《要得出头当红军》等以参加红军为主题的歌谣后，受到教育和鼓舞，意识到参军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据“山歌大王”曾子贞回忆：有一次农协主席在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时，有的青年说，我不听你讲大道理，要是你用山歌唱出红军的好处来，我才服服帖帖到红军里去；农协主席张口就唱，“哎呀勒——对河一蔸幸福桃，要想摘桃先搭桥；受苦穷人要翻身，快当红军打土豪”；青年农民听完歌后纷纷当场报名参加红军(31)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5页。。在扩红运动中，各苏区成立了山歌宣传队，专门负责用山歌动员群众当红军。开动员大会时，首先便是由宣传队唱红色歌谣。在场的农村青年被歌声所感染，为革命挺身而出的激情被唤起，于是义无反顾地在歌声中加入红军。在中央苏区，出现了著名的“红五月”扩红热潮，留下“一首山歌三个师”的佳话。

此外，苏区民众在歌谣的宣传动员下踊跃参加其他苏维埃事业。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经济封锁，确保红军粮食供应，苏区民众在《春耕歌》《今年春耕》《春耕运动歌》等红色歌谣的宣传鼓动下，齐心协力开展春耕运动。他们在慷慨激昂的歌声中响应政府的号召，“努力春耕切莫停，生产增加公粮足，战争胜利归我们”，并奔走相劝“大家努力开荒田，多种杂粮和蔬菜，农民生活好改善”(32)《革命歌谣选》第1册，第47—48页。。民众还自发地慰劳红军、购买公债、参加节省运动，为红军的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保障。当时，在苏区传唱着《打双草鞋送红军》《拥护红军歌》《青年节省歌》等歌谣，就连苏区儿童也知道“我们大家要节省，不要玩具不吃糖，不乱花钱来节省，一分一文莫浪费”(33)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编：《红色歌谣》，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7页。。这些歌谣真实地反映了民众内心认同党和红军，甘愿为革命奉献一切。鄂豫皖苏区在反“围剿”的黄安战役中，黄安人民筹集的物资有“棉衣、单衣2102件，棉被152床，油1972斤，鱼、肉、蛋等副食品1221斤，银洋、铜元13万元”(34)《皖西革命回忆录》上册，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4页。。红军与群众已是血脉相连，革命意识形态在群众内心深处悄然建构。

不仅如此，红色歌谣还活跃了部队。红军士兵从歌声中获得精神力量，对革命充满旺盛的斗志。红军在一次长途行军过程中，几百里崎岖的山路使战士们走得很疲乏。随行的女宣传员见状，就往路边一站，开始唱起歌来，战士们听到清亮悦耳的歌声，如同久渴后饮了山泉，忘却了疲劳，振奋了精神(35)钱希均：《一个百折不挠的先行者》，《解放军文艺》1981年第9期。。红色歌谣甚至成了对白军士兵进行宣传教育的“武器”。苏区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不少动摇敌军军心的歌谣，如《欢迎白军兄弟歌》《白军士兵兵变歌》《白军妻儿歌》等。白军士兵听到这些歌后，联想到自己也是穷人出身，红军才是真正代表穷人利益的军队，于是思想开始动摇，甚至“拖枪过来当红军”。对此，亲历者朱士焕回忆道：一次宣传队到了前沿阵地上隐蔽好，开始唱起山歌，对面的白军听见山歌就来和宣传员接谈，并交上了“朋友”；白军长官来查哨时，白军士兵会先告诉红军宣传员“你们隐蔽起来吧，我们要放枪了”；在战斗打响后，白军士兵全部缴枪投降(36)《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362页。。

关于红色歌谣的政治动员效果，亲历者何长工后来回忆道：在鄂东南地区，小学校里的课本都改为革命的内容，革命歌曲到处流行，广大工农群众支持革命，党的政治影响已深入人心，妇女们一边摇着摇篮，一边轻声地唱着“儿呀！儿呀！快点长吧！长大了去见毛委员”(37)《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4页。。国民党方面在占领苏区后的调查中也谈到，“赤匪的《国际歌》是人人会唱的”，“‘匪化’过的地方，人心是完全变了”(38)《从视察匪区说到匪区善后》，《政治评论》1934年第84—85期合刊。。由此来看，中共通过红色歌谣的传唱实现了对苏区民众的意识形态教化。

“认同”一词最初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表示“变化中的同一或同态”的含义。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后来将此概念引入心理学研究中，把认同定义为个人与他人、群体在情感和心理上的趋同过程与状态(39)参见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上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5页。。时至今日，这个概念与意识形态相结合，被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在阶级社会，任何政治集团都重视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因为政治目标的实现不能单纯依靠强权，更重要的是让广大民众接受其意识形态，发挥意识形态认同在规范社会行为、整合社会力量、确立社会价值导向等方面的重要功能，从而为其统治合法性提供依据。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共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处在白色恐怖重重包围下，其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构建民众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认同基础，即引导人们认同中共的指导思想及其衍生的纲领、路线、主张、政策，概括而言就是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作为抽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才能让民众接受，进而产生感情上的归属感，这就要求中共的意识形态选择与民众对接得当的推介方式。如前所述，兼有宣传教化功能与娱乐审美功能的红色歌谣，充当了中共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搭起了民众与革命意识形态联系的桥梁。苏区民众在传唱红色歌谣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共的政治理念，认同革命意识形态，自愿加入波澜壮阔的苏维埃运动中，由此缔造出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国传奇。由此可见，中共独特的意识形态教化手段是其获得民众支持与拥护的关键因素，正是盛开在苏区大地上的这朵艺术奇葩——红色歌谣，在群众动员中大放异彩，奏响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时代强音。历史远去，歌声永存。发挥红色歌谣的双重功能——艺术欣赏的娱乐功能和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从红色歌谣中提炼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内核、价值追求，对当今的意识形态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而革命年代中共利用红色歌谣开展革命动员的成功经验，也为新时代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提供了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