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 奇

如果从冯契先生1985 年发表《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a冯契：《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载《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85 年第1 期，后收入《智慧的探索》补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开始算起，那么最终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b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中得到确立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近代哲学史研究范式，其提出迄今已整整三十五年了。如今回望，古今中西之争已经超出了狭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范式，成为我们观察整个近代以来中西政治、社会、文化论证的核心范式，而其作为一种解释框架的辐射力和规范力量已经使得我们可以从中凝练和养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哲学研究传统。

在近代中国的视域中，旨在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本来是一个有待从哲学角度加以审视和反思、重构和建构的问题，但是经过近三十余年的发展——当然也应该包括此前的积累——它本身已经陶养出一个哲学研究的传统，从一个有待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到本身成为一种解释框架；从一个对哲学提出的问题，到成为一种哲学研究的范式和传统，这更是在我们回顾这个问题和传统的形成过程时必须具有的“问题”意识。

一

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之绪论《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中，冯契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这个争论又制约着近代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