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旭庆

关键词：佯狂 狂狷书风 精研书论

徐渭佯狂，主要有两方面的佐证：一、徐渭祖上戎籍、精于剑术，与数次自杀不死相矛盾。二、徐渭入狱后，积极理性辩罪求救，并非一味寻死。另外，徐渭狂狷书风是建立在深厚的书法传统之上，并受地域狂士书风影响，并非是精神异常所致。也有三点佐证：一、书作可仿效诸家;二、深受同地域书家陈鹤、杨珂影响，并取法祝允明;三、精研书论，深入传统。

佯狂真面目

从徐渭自述其精神疾病的发作情况来看，属间歇性发作。如徐渭《畸谱》中记载发病情况：『四十一岁。自此祟渐赫赫……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五十八岁。祟见，归复病易……六十一岁。诸祟兆复纷，复病易，不谷食。』[1]另外，徐渭患病的时间也非常蹊跷，是在胡宗宪及其幕僚被逮前后，有『佯狂脱罪』之嫌。

考察徐渭家世、生平，知其祖上即是戎籍。徐渭代王畿作《题徐大夫（徐渭父）迁墓》中云：『大夫讳鏓……从祖戎籍。』[2]另外，徐渭还曾随彭应时学剑，欲战场杀敌。徐渭曾言『十五六时，学剑于彭如醉，名应时者』[3]，并在《彭应时小传》中云『材力武技，一时盖乡里中』[4]。徐渭在《沈生（继霞）行》中还曾云『南倭不来北虏去，太平无用何曾开』[5]，表述自己欲前往战场杀敌。

徐渭精于剑术（应熟知人之要害处），与其自杀数次不死相矛盾，当属佯狂。袁宏道《徐文长传》中记载了徐渭自杀的情况：『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槌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6]文中『破其頭』『槌其囊』等均属自残，并不是自杀。徐渭在胡及幕僚被逮后，自残佯狂以免被牵连，也较为符合实际。徐渭《自为墓志铭》中的记载也可以佐证：『杼全婴，疾完亮，可以无死，死伤谅。兢系固，允收邕，可以无生，生何凭。畏溺而投早嗤渭，既髡而刺迟怜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复蒸民，愧彼既明。』[7]『杼全婴』是徐渭自比为（战国）晏婴，因有忠君的气节后被成全而未被杀害。『疾完亮』是徐渭自比庾亮发现王敦有异志，以疾去官，此处也暗合徐渭作李氏（李春芳）幕僚时曾『尽归其聘』[8]。『兢系固，允收邕』则是徐渭以种兢、蔡邕之事迹暗示自己将死狱中。『既髡而刺迟怜融』，是徐渭自比马融得赦还。『孔微服，箕佯狂。三复蒸民，愧彼既明』即是指徐渭自叹虽『佯狂』，但却没能明哲保身，不久将死于狱中。

陶望龄《徐文长传》也记载了徐渭作胡幕僚时，一直自保的状态，如『人争愚而危之，而已深以为安』『人争荣而安之，而已深以为危』『至是忽自觅死』，文中云：『一旦客于幕府，典文章，数赴而数辞，投笔出门。人争愚而危之，而已深以为安。其后公愈折节，等布衣，留者两期，赠金以数百计，人争荣而安之，而已深以为危。至是忽自觅死，人曰：「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9]

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徐渭杀妻入狱，按《大明律》为死罪。徐渭在《杨道人访我于系索诗》中表述了此种状况『今日嵇康知不免，懒将消息问孙登』[10]，自比『嵇康』将被杀。徐渭在狱中为脱罪作积极理性辩护，也可进一步辅证徐渭『自杀』并非为寻死，而为求活。徐渭《上郁心斋书》中云：『顷罹内变，纷受浮言，出于忍则入于狂，出于疑则入于矫。但如以为狂，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如以为忍，何不漫加于先弃之妇……如以为过矫而好奇，则喋血同衾，又岂流芳之事？』[11]徐渭辩解称『何不概施于行道之人』『何不漫加于先弃之妇』，是说张氏有错在先。『出于疑则入于矫』则是言明自己杀妻动机，是由于张氏致自己『入于矫』造成的，并非滥杀无辜，以求赦免。徐渭除为杀妻辩解外，还让葛景文把杀妻凶器掩埋，如《和葛景文》『提壶向前去，付锸许渠埋』[12]。从以上可知，徐渭在狱中思维清晰、冷静，并无精神错乱之感。

除此之外，徐渭还曾让沈襄捎信给诸大绶求救。隆庆元年（一五六七）沈襄赴京为其父（沈炼）申冤。徐渭《送沈君叔成序》中云：『叔成父仗剑出塞垣，拾其先公遗蜕以归……复有事于京师也。来别余于理（狱）。』[13]徐渭让沈襄带信给诸大绶，言明自己认识到错误以及狱中生活的艰难，以求脱困。如《启诸南明侍郎》中云：『某生来蠢躁，动辄颠迷，当其在外而纵也……及今戴盆而锢也，譬如雉兔触罥于笼牢，盻盻焉不知伏处而待命。』

狂狷书风的主要成因

徐渭临摹各家进而达到效诸家体的临仿能力，是其书风形成的传统根基所在。如徐渭《评字》注中记『先生评各家书，即效各家体，字画奇肖，传有石文』，其中所评书家有黄山谷、苏轼、米芾、蔡襄、赵孟頫、倪瓒等。除此之外，徐渭狂狷书风的形成还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徐渭与地域狂士书家交善，书风受到影响;二是徐渭对古代书品、书评深入了解，狂狷书风是其书法审美主张的表现。

取法锺王、融汇诸家

徐渭《与萧先生书》中云：『渭素喜书小楷，颇学锺王，凡赠人必亲染墨。』[15]徐渭不仅小楷学锺王，还有《兰亭次韵》《再游兰亭诗》《兰亭》等诗传世。徐渭行草书宗米芾、王献之等，在《李白蜀道难草书卷》跋中言：『蜀道难可得南宫之五六，至其他仅大令之二三耳。』[16]徐渭在狱中时探绎古法书要领，用笔多取法米芾。如《万历绍兴府志》序志中载：『徐渭亦邑人……素工书，既在缧绁（狱中）益以此遣日，于古法书多所探绎其要领，主用笔大率归米芾之说。』[17]徐渭喜米芾书，曾在《书米南宫墨迹》跋中云：『阅南宫书多矣。』[18]在其《评字》中也有佐证：『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散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净而匀，乃其所长……隆庆庚午元日，醉后呼管至，无他书。（先生评各家书，即效各家体，字画奇肖，传有石文。）』[19]隆庆庚午（一五七○），徐渭此时还在狱中，『评各家书、效各家体』即是探绎古法书要领的明证。

徐渭书还学张弼、祝允明及时人陈鹤、杨珂等。如徐渭在《致某书》中记载曾向友人借阅祝枝山书作，文中云：『昨已对嗣公言，敢求祝枝山两卷一省，仰乞惠赐。』[20]在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徐渭所书的《书犀鸭帖》中，也记载了其仿书诸家情况：『云渠亲丈曩会予于京师，觞之至醉……余为仿书四家。』[21]

除此之外，从徐渭早期作品《行草书诗卷之天瓦庵》《野秋千诗十一首》中，也可窥探出他对黄庭坚、米芾、倪瓒、苏轼及祝允明诸家均有不同程度的取法。

地域狂士书家的影响

明初『台阁体』书风盛行，其后书家开始反叛『台阁体』始重行草。如张弼擅狂草创『南安体』，张骏继之，书坛中渐形成草书创作群体，书风逐渐狂怪进而衍变出『南路体』『梅花体』等。陈鹤、杨珂草书属『南路体』『梅花体』书风，徐渭则是处于『南路体』『梅花体』余风之中。他极为推崇祝允明狂狷多变书风（并可仿其书），认为祝书风多变已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凡物神者则善变，此祝京兆变也』[22]。

徐渭创作状态及取法受到『越中』及『吴门』地域狂士书家的影响。如『越中十子』中仅陈鹤、杨珂、徐渭有书画名，但徐渭与二人相差近二十岁，还是最晚加入『越中十子』之中的，因而其创作状态及书风自然受到陈、杨二人的影响。另外，陈鹤、杨珂于当时越中地区书画名极盛，书画创作状态癫狂，只纸片墨皆为世人追捧。徐渭《陈山人墓表》中记载了此种情况，曾云：『余与柳君先后得友山人，雅相抱笔伸纸以朝夕，庶几称知己于山人也……每值山人饮，旅者行者，举爵持俎，载笔素以进。山人则振髯握管，须臾为一掷，累幅或数十丈，各惬其所乞而后止。』[23]『山人则振髯握管，须臾为一掷，累幅或数十丈』表明陈鹤创作时速度极快，与徐渭创作时尚速的记载也极为相似。徐渭在《刘雪湖梅花大幅》中云：『须臾歇笔乃开门，一扫槎枒三丈绢。』[24]徐渭与杨珂、陈鹤二人创作状态相类，尚速善大草，书风追求狂狷放逸。王世贞《艺苑卮言》中对杨珂的记载为喜大草，并云：『杨秘图珂者，初亦习二王而后益放逸。』[25]徐渭除创作状态及所好受陈鹤、杨珂的影响外，取法则受祝允明的影响最大。如徐渭在《致某书》中曾云：『昨已对嗣公言，敢求祝枝山两卷一省，仰乞惠赐，卒业谨即扩内。』[26]另外，徐渭在书简中还曾明确记载把习祝书作为密不示人的学书法门。

精研书论

据徐渭《玄抄类摘序》中载，《玄抄类摘》是摘录《书法钩玄》及《字学新书》。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对《书法钩玄》《字学新书》解题为：『《书法钩玄》……是编盖仿《法书要录》《墨池编》《书苑菁华》而作。』[27]『《字学新书摘抄》……一、六书，仅录郑夹漈、虞伯生两家文三篇;二、六体，仅录郑肯亭一家;三、书法，仅录蔡邕等七家文八篇;四、书评，仅录郑子经等四家文八篇。内惟子经《衍极》录全文。』[28]从中可见，徐渭对书论的摘抄整理是以历代经典书论为主的。另外，徐渭在《书评》一文中对李斯、曹操、卫夫人、桓夫人、傅玉、嵇康、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薜稷等人书作进行品评，如：『李斯书骨气丰匀，方圆绝妙。曹操书金花细落，遍地玲珑……卫夫人……傅玉……嵇康……王羲之……宋文帝……薛稷书多攻褚体，亦有新寄。』[29]笔者把徐渭《书评》与《唐人书评》作文本比对，发现二者基本一致，也可证明徐渭曾对《唐人书评》作深入了解。徐渭除摘抄古代书论之外，还把学书分为执笔、运笔、书法例、书功、书致等环节，并排出次序，是对书论的极大创见。如徐渭《玄抄类摘序》中云：『大约书始执笔，执则运，故次运笔，运则书，书有法也，例则法之条也，法则例之概也，故次书法例，又次书法。书法例、书法，功之始也，书功则便与法之终也，故又次书功……次书致……次书候……次书原……次书评。』[30]徐渭还有《评字》一篇存世，文中云：『黄山谷书如剑戟，构密是其所长，潇散是其所短。苏长公书专以老朴胜，不似其人之潇洒，何耶？米南宫书一种出尘，人所难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黄之匀耳。蔡书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劲净而匀，乃其所长。孟頫虽媚，犹可言也。』[31]徐渭评字中多出现『潇散』『老朴』『出尘』『劲净而匀』『媚』等语，评价准确且深入，也可旁证徐渭对古代书评及书家风格特征极为熟知。徐渭狂狷书风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其在深研古代书论之后，进而在书风上追求『潇散』『老樸』『出尘』等审美追求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通过探析徐渭狂狷书风的成因与其精神疾病的关系，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徐渭狂狷书风的形成与其精神异常关联不大，其精神异常更多的是佯狂，并不与其书风直接相关;二是徐渭狂狷书风的形成是以深厚的书法临仿功底及古代书论为基础的，并深受地域狂士书家的影响，非信笔所书而致，而是一种内在的书法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