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海泉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暴发对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形成了严峻挑战。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前，所有人都身处危险之中。面对共同的威胁，只有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才能抗击疫情、渡过难关。在恣意肆虐的病毒面前，我们比以往更需要道德关怀、团结合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社会排斥现象的出现让处在危机中的人们雪上加霜，严重扰乱健康的伦理秩序。如何规避社会排斥，防止由此产生的伦理危害，成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关键课题。

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社会排斥的面孔与危害

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有的社会成员对来自疫区的人们、对患者和疑似患者采取歧视的态度，抱有道德偏见。有的地区则对上述群体采取了不必要的限制措施，某些社会单位甚至对他们实施带有明显歧视性的制度规范。危机中所暴露的社会排斥现象严重危害我们的公共生活。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排斥有着多张面孔，主要分为社会心理排斥、社会道德排斥和社会制度排斥。

社会心理排斥主要表现在社会成员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刻板印象是一种敌视性的心理认知，“它是人们对某个特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成员共有的特征所持的观点”［1］（P183）。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有的人总是夸大患者、疑似患者和疫区群体的病毒传染特性，将他们视为传染源，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刻意躲避与他们接触。偏见则是对特定群体的心理评价，“它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群体归属”［1］（P186）。在这种心理归属中，人们往往产生自我群体的优越感，从而故意贬损他人。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有的国家总是将病毒的蔓延归咎于他国和特定群体，不但不承认别人的努力和成就、吸取成功的经验，反而歪曲事实、无端指责。歧视是“由人们针对个人的负性行为组成，而这些负性行为的基础是个人的群体归属”［1］（P188）。歧视不同于偏见，歧视往往附带对于所针对群体的限制。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有的人总是希望让患者、疑似患者或者特定地区的居住者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限制既可能通过制度实现，也可能以隐性的方式实施。比如某些流行病的感染者在求职等方面被区别对待、拒之门外。

社会道德排斥主要表现为对特定群体进行道德谴责和贬低。对于患者和疑似患者，容易为他们贴上不积极防疫的标签。有的患者和疑似患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他人发生接触，结果受到接触对象的责难，人们往往认为这些群体缺乏自律和责任感。在有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道德排斥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对艾滋病的传播，很多艾滋病患者被视为行为不检点者，从而陷于道德的边缘地位。在道德排斥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经常持有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进行道德攻击。与之相伴的，优势群体经常把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弱势群体，要求他们为危机的后果承担额外的责任。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普遍存在对特定地区人员和特定行为者过度敏感、越界干涉其个人生活的现象。这种干涉经常涉及对目标群体的权利侵犯。某些社会成员的私人领域由于民众对病毒的恐慌而受到不应有的干涉，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被强行打破。在社会道德排斥中，弱势群体往往成为转移危机风险的目标。

制度排斥则表现为通过制度安排或者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对特定群体施行双重标准，甚至把他们排除在制度之外。制度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基石，社会制度应该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因此制度排斥将直接导致社会正义问题。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人们出于保护自我的倾向，容易采取制度手段对特定群体进行管理和控制，达到与病源隔离的目的。当然，必要的防控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合理、正当的。但是任何制度的采取只能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以促进全社会的健康权益为旨归。而且在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中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而不能体现出任何群体偏向性。在疫情中，如何让非本地患者和疑似患者享受到本地类似群体的医疗服务和社会福利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

社会排斥将严重加深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阻碍人们对于危机的控制与应对。首先，社会排斥将让社会出现裂痕。社会撕裂是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所产生的重大问题。社会本质上就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共同体本应充满人性的温度。正如鲍曼所描述的：“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2］（P2）在此，人们彼此信任，相互充满善意。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大家都朝着共同的目标协同合作，形成了牢固的互利互惠关系。这正是人们抵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坚实基础。社会排斥则会导致社会的分化，原本互有善意的人之间夹杂恶意，人们不再基于社会的合作互惠认识自我，而将自我定位于狭小的群体。亚文化将占据人们的头脑，而原本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无论我们面对何种危机，最需要的就是社会紧密的团结、社会成员各尽其职，构筑抗击疫情的坚强堤坝。社会排斥无疑将使这道堤坝出现深刻的裂痕。

其次，社会排斥将降低人们的危机应对参与。社会排斥在阻隔人们相互交往的同时也让大家对社会生活本身充满拒斥。互惠和友爱是社会参与的基础。人们之所以参与社会生活、投身公共事务，就是因为大家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关系，通过社会交往实现各自利益。关注公共生活的另一基石则是人际的友爱道德。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不但形成了利益的联结，更形成了情感的需要。韦塞尔曼（Wesselmann）等学者指出，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内生出对于拥有稳定社会关系的需要——在所构建的社会关系中，人们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能够被理解和接受［3］（P3）。社会性的情感需要充分体现于友爱德性之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因为，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4］（P228）对于社会生活而言，友爱德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联系社会成员的纽带——“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4］（P228-229）。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友爱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公正之上，因为“若人们都是朋友，便不会需要公正；而他们仅只公正，就还需要友爱”［4］（P229）。社会排斥则会动摇这两大基础。就互惠关系而言，社会排斥的背后是自我利益对他人利益的凌驾，是对他人诉求的忽视和贬损。在此关系中，互利互惠只能是镜中月、水中花。就友爱德性而言，社会排斥将造成人际的对立，疏远人们的情感，加剧社会紧张。在缺乏互惠机制和友爱德性的情形下，我们又如何奢望让人们积极地参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参与的降低将削弱我们对抗危机的信心与能力。

最后，社会排斥将阻隔人们的社会融入。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普遍存在受害者群体，他们可能是病毒感染者，也可能是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还可以是在危机中扮演特殊角色并因此增加自己感染危险的群体。如何让他们回归正常的生活是应对危机时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在危机中，任何人都有成为受害者的可能。社会排斥无疑为相关群体恢复正常生活设置了巨大障碍。在社会排斥中，患者或者曾接受治疗的群体不得不面对歧视的目光，难以与他人建立正常的交往，从而动摇他们融入社会生活的信心。同时，如在讨论社会排斥类型时所论及的，社会排斥将让部分社会成员失去应得的机会，而且在社会程序中遭受区别对待。对我国而言，如何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消除歧视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有学者指出歧视的存在在加重相关群体心理负担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成本［5］。

二、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社会排斥的根源

社会排斥的出现将对人们造成次生伤害，严重阻碍人们共同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社会排斥的产生显然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复杂的原因。

一是过度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在正常社会状况下，人们都会产生自我身份的辨识和归属意识。人们总是对与自己有着同质化特点的人有着更高的认同，并且依据某些特定的标准划定自我的范畴。正常的自我认同对于社会一般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和伤害，反而会促进自我认识，激励自己扮演社会角色。但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自我认同往往是建立在对于他者的紧张基础之上的。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人际的焦虑表现得非常明显。由于病毒本身所具备的强传染性、不确定性和隐蔽性，人们几乎随时都处在危险的境地，与任何人接触似乎都潜含被病毒传染的可能。为了躲避病毒的侵袭，人们开始与他人保持距离，产生了新的群体定位。患者、疑似患者与健康者，高危地区居民与低风险地区居民，短期外出人员与未外出人员等，人们逐渐形成新的群体并且构建自我认同。这种认同的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从而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避免与他者的交往和接触。因此，这种认同本身就带有排斥性，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出自排斥的目的。在认同过程中，人们会不断强化自身所属群体的特质，并且为其他群体贴上“不好（Bad）”的标签。杜切（Deutsch）在论及社会排斥的心理根源时指出，从婴儿时代开始，人们就依据对外界的体验形成“好的（Good）”自我、他者与“不好（Bad）”自我、他者的概念，在这种区分中满足趋利避苦的天性［6］（P22）。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人们受到所面对威胁的驱使，更容易在自我认同中形成对他者的恐慌。值得注意的是，自我过度认同并不一定出现在优势群体（比如身体健康者或者居住在相对安全地区的人们）之中，也可能出现在弱势群体（比如患者、疑似患者或者居住在高风险地区的人们）之中。后者通过认同增强自己所属群体的力量，避免受到其他群体的次生伤害，或者希望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患者或者疑似患者容易把自己归入受害者群体，在自我认同中强化受害者角色，强调他人应该为自己负有更多责任。因此，由过度自我认同所产生的社会排斥通常是双向的。

二是对于差异的狭隘观念。我们生活在充满差异的世界之中。处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大家相互间的差异性也表露无疑。在个人与他人的层面，每一位个体都有着独特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态度。而且人们在危机中的利益诉求也带有强烈的个体性色彩。有的希望在危机中付出所有代价确保个人的健康，有的则愿意承担健康风险维持自己经济活动的稳定，有的还希望保持以往的生活习惯和方式。在群体和社会层面，不同群体的意愿和利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医疗卫生群体希望社会能提供充足的医疗资源、需要所有其他社会成员配合疾病的治疗和防控；公共管理者则希望采取丰富的政策手段控制危机；民众则期待能够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患者和疑似患者渴望社会的关心和照顾。这些群体的需要既有和谐统一的一面，也会在特定条件下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在国际社会层面，各个国家、民族都形成了既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文化传统，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认识和应对举措各有特点，而且在各自的制度体系内对于措施的选择也存在差异。比如有的国家和地区更注重民众的健康、将保护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置于优先地位；有的国家和地区则侧重于维护民众的个体自由。对于存在的种种差别，我们的确难以简单评价、判断孰是孰非。社会排斥的产生正是由于某些个人、群体和国家（地区）对于差异抱有狭隘的道德态度，总是以自己的价值、行为作为普遍性标准，认为任何与自己相异的观念和方式都是错误的。而且，这些对差异持狭隘观念的人、群体和国家甚至采取强制性手段对他者进行干涉，具有强迫他人改变、与自己保持一致的内在冲动。人类社会是多样化的有机体，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利用自己的智慧予以应对，各有长处、互助互补。不顾及多样性的后果必然是刚愎自用，造成人际和群体间的矛盾与冲突。

三是极端的个体本位意识。社会是多元的有机体，持有不同思想观念、怀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们在社会中共同生活，这就要求人们不能只站在狭隘的个人立场，必须具备他人意识和集体视野。但当面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时，人们出于自保与自利，容易形成极端的个体本位意识，由此导致社会排斥。当病毒蔓延，当个人感受到切实的威胁，如何让自己抵御灾难、远离危险，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推卸责任，忽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某些个人和群体总是强调自我利益至上，无时无刻都把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置于优先地位，从而产生与他人和社会的激烈矛盾。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防控中，有的人过分关切个人自由，对危机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抱有严重的负面情绪，在不采取防护措施的状态下随意出入公共场所，对相关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态度恶劣，甚至利用自媒体等手段恶意挑起民众与管理群体的矛盾，破坏疫情防控的正常秩序。有的人在与患者或者疑似患者接触后心生怨恨，不顾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而进行人身攻击。有的个人和群体对外来人员抱有歧视和敌意的态度，他们希望自己能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而缺乏分享的意识。上述现象都反映出极端的个人本位意识。在群体乃至国家、地区之间也暴露出这种意识的存在。个人本位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们忽视了社会的公共性。个人不是原子式的存在，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社会之中必然与他人产生紧密的内在关联。离开社会与他人，自我利益既无实现的基础，也无实现的可能。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面临的另一严峻挑战在于——如何让人们公平地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渡过共同的难关。有的个人和群体站在各自的立场，以逃避责任的方式维护自我利益。责任的转嫁与推卸会破坏社会协同合作机制，挫伤人们付诸共同努力的意愿。更为严重的是，责任的推卸必然会伤害他人的利益，为其他社会成员和群体增加额外的负担。总而言之，极端的个人本位意识无疑将造成自我与他者的紧张，从而漠视、贬损他人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诉求，割裂维系社会团结稳定的纽带。

三、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社会排斥的规避之路

社会排斥显然会加剧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让人们在度过危机的过程中陷入困境，遭受次生伤害。规避社会排斥成为战胜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必然选择。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消除社会排斥呢？

首先，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深化人们的认知。提高认知水平是促进人们正确对待疫情和人际关系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帮助人们消除不必要的焦虑与恐慌，培养包容的道德。一方面是加深人们对于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认知。在病毒肆虐中，人们之所以惴惴不安，对患者、疑似患者和来自特定地区的人员感到紧张，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认识不足。这一情况曾典型性地发生在艾滋病歧视之中。由于人们对艾滋病传播途径认知的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的人刻意回避与艾滋病患者的交往，造成了后者的社会阻隔。另一方面是提高人们相互之间的认知水平。无论是自我过度认同还是对差异的拒斥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他人的误解所引起的。加深彼此的了解可以增进相互信任，从而消除相互间的顾虑。基于此，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其一，要普及危机应对知识。我们要进行防疫知识的科学普及，让民众准确认识卫生危机发生的原因、传播机制和防范措施。在科学的引导下，民众可以避免对于危机的过度敏感。当人们掌握了合理防疫的方法，就将获得安全感，从而不会对患者、疑似患者和危机高危地区人员予以心理和道德排斥。建立有效的沟通方式对于提升危机认知程度至关重要。李（Lee）和罗杰斯（Rogers）指出，为了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我们往往需要采取强制性的手段，这些手段无疑会对人的自由予以限制。如果缺乏沟通，民众容易对相关的措施持有排斥甚至厌恶的心态和情绪。他们也许会将这些限制视为不公平的或者依仗权威的强力。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通过沟通让所有社会成员理解强制手段的必要性，让大家认同其合法性并且自愿遵守［7］（P10）。其二，要确保危机中信息的真实性。信息透明是防疫抗疫的内在要求，也是避免社会排斥的关键要素。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社会排斥与其他社会排斥有所区别，危机中所形成的社会排斥具有偶然性和突然性。某些时候，可能就是因为一些虚假信息的传播导致了对特定群体的排斥。我们在危机中经常可以看到某地出现患者、疑似患者的消息，或者某些群体更易携带和传播病毒的资讯，这些信息的发布并不都来自官方或者正规媒体，事实证明很多属于捏造的虚假信息。我们正处于自媒体时代，个体就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这既有利于信息的交互，也对信息真实带来了严峻挑战。信息的公开透明成为当前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根本要求。让真实的信息及时流向民众才能消除基于虚假信息的臆测，遏制社会排斥的发生。其三，强化危机中的信息共享。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信息共享依然成为最重要的共同合作方式。不同群体、地区和国家都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扮演特定角色，担负着相应的职责。在某种意义上，人们都在为度过危机而努力。在此过程中，大家都积累了各自的成果和经验，也总结出潜在的风险和教训。信息共享不仅可以让人们分享应对危机的智慧、机制与经验，有效整合信息资源，形成抗击疫情的合力；而且可以让人们在相互学习、借鉴和探索中强化共同体观念和意识，增进彼此的依赖与信任，从而消解社会排斥。

其次，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培育公共精神。规避社会排斥必须跳出人们狭隘的自我视野。在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道德范式也深受经济生活的影响。不可否认，经济占据着我们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对个人利益的关切是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和目的。根据市场机制，人们正是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进入市场，并在商品交易中实现这一倾向。在经济理性的助推下，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提高，但也容易导致自我利益的绝对优先。人追求自我的利益无可厚非，但是社会是人们共同生活的有机体，自我与他者、社会建立了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我们将自己寓于狭窄的个人空间，一味强调自我利益，就必然会产生与他人、社会的张力，产生社会排斥。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则让社会的公共性进一步凸显。面对危机，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也无人可以仅凭一己之力渡过难关。更重要的是，人不是原子式的存在，如果人们出于个体利益对危机无动于衷，甚至与他人撕裂，个人也难以避免疫情的灾害。因此，要避免社会排斥，将人们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就必须培育公共精神。其一要激励人们参与危机的应对。应对危机绝非仅仅是医务人员等专业群体的责任，而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需要组织和引导。因此在危机应对中要为多元参与搭建科学的平台、渠道。社会参与会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提高人们的社会认同，是消除误解、避免社会排斥的重要方式。危机参与同样可以帮助那些在社会排斥中处于弱势的群体重构自我认识。赫尔曼（Herrmann）指出，在社会排斥中处于弱势的群体由于缺乏完整的社会参与经历，通常会产生自卑，缺乏积极的自我认识，将自己视为“没用的生命”（Wasted Life）［8］（P134）。参与危机治理可以帮助这部分群体重拾生命意义，并且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其二要宣扬集体主义道德原则。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既顾及个人利益，又兼顾社会整体利益，而且为利益排序给出了明晰的价值标准——即当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重大冲突且无法调和时，个人利益应让位于社会整体利益。在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中就凸显了社会视野，引导人们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处理自我和他人、社会的关系。就此而言，公共精神蕴含在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之中。在危机应对中，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和尊重个人利益，特别是采取应对措施时充分考虑和维护个人权利，避免个人权益受到侵犯从而产生对其他群体和社会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则要赋予社会利益以优先性，倡导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和认同。其三要提倡奉献意识。公共精神的要义在于为社会付诸努力与奉献。公共精神是关照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自觉，意味着在社会生活中自主追求公共善的实现。在危机中，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承担着繁重的责任与任务，在某些时刻和地区需要人们的支持，如提供社会服务、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针对病毒的医学实验需要志愿者的加入。这些工作都需要参与者的利益输出，甚至让参与者承担风险。唯有树立奉献意识，为战胜危机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促进社会的福祉，在公益的分享中打破相互间的隔阂，规避社会排斥。

再次，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厚植人道关怀。社会排斥总是伴随着冷漠、非人格化（Dehumaniz⁃ing）、污名化（stigmatization）等现象，本质上都指向切断自我与他者的社会联系［9］（P3-4）。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而言，上述现象必然造成群体的割裂、伤害民众的情感，特别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而言无异是落井下石。建立社会联结是规避社会排斥的内在要求。人道关怀则是建立社会联系的坚强纽带。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人们因为所面对的困境，比以往更需要他人的关怀和帮助。如果某些群体的关怀渴望不能得到满足，或者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们就会游离于社会之外，在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形成难以破除的壁垒，社会排斥由此而生。人道关怀意味着我们要站在人性的角度关切他人的生存状态，维护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格与尊严。其一，要正确引导舆论。韦塞尔曼等学者研究指出，非人格化语言是社会排斥中的重要问题，人们往往会以隐含的方式表达排斥，让对方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缺失性（Less human）［9］（P5）。这显然违背人道的基本精神。人道关怀要求我们的社会舆论不得为任何群体贴上任何歧视性的标签，禁止任何有损于人格尊严的话语，在危机中净化社会语言环境。其二，要为人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通常会扰乱经济生活，甚至引发某些资源的短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让人们能够体面地继续生活。这有赖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优化以及危机应对管理的完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不可避免地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这些改变通常也会让人们的生活状况面临挑战。如贝斯特（Bester）所言，在危机中，娱乐设施、工作地点、交易场所也许都不得不关闭，人们面临着失去工作、收入降低的困难。而且，人们的自由度和自我决定能力也会随之减弱［10］。弱势群体抵御社会风险、应对困难的能力更低。社会有责任帮助人们脱离危机所带来的困境，为人们维系基本的福利提供保障。其三，顾及特殊群体，特别是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群体的特定需要。人们的需要是多元多样的，老年人、身体残障人士、低收入人员等都面对更多的困难，有着特殊的需要。这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群体的劣势在危机中会被放大，如果他们的需要被忽视就可能沦为社会排斥的对象。因此，社会要倾听他们的声音，在资源分配层面向弱势群体倾斜，向他们传递人道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