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芳，孔祥成

家园问题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人类自诞生以来便拥有和耕耘着两个家园：一个谓之地域意义上的自然家园，一个谓之精神意义上的精神家园。自然家园为人类提供居所必不能少，精神家园则揭示人类终极价值亦不可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而探寻传统精神家园文化之根，解析固有精神家园建构之三维坐标体系，则可为构建全国各族人民共有的精神新家园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源维度。

作为传统文化伦理底色的孝道，不仅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而且是国人精神家园构建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支柱。对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评价道：“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P232）国学大师梁漱溟也提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2］（P307）。孝文化不仅从《论语》《孝经》等经典著作及其注释中得以保存，而且从礼仪制度和风俗习惯里亦可形成传统，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身心和谐乃至文化审美的灵感源泉。“一个民族原创性的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代代相传即形成‘传统’的过程中，能在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其某种连续性和同质性，个中之奥秘，就是存在于传统中的所谓‘文化基因’，又称之为‘文化密码’。”［3］循此以观，“父慈子孝”“家庭孝敬”的孝文化，穿越历史长河融渗于中国人的血脉，绘就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底色，可以构成我们理解华夏文明之特质的“人文密码”。而透过这套密码锁钥，可以管窥到中国人传统的精神家园及其主体格局——从时间经度上贯通过去（祖先）、现在（我）和将来（子孙），从空间维度上跨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纵横交织的时空坐标体系诠释了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和立身行道的思维特点与逻辑起点，支撑起传统精神家园建构之框架体系。

以下分别从“孝文化”慎终追远的类宗教化寄托、以孝传家的礼制传统、扬名耀祖的显亲观念三个层面，依次探讨寻根问道的彼岸之家、续谱归宗的谱系家园和修身立志的理想家园之三维逻辑及其建构路径，以期为建设当代精神新家园提供历史借鉴和哲学反思。

一、寻根与问道：“追孝”构建祖先崇拜的信仰家园

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精神的归属感和寄托感，是个体的心灵皈依和精神支柱，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宿。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又将去往何方？这一人生“终极三问”的背后关涉到人和神的关系问题。“人类之文化皆原于人类之精神活动。人类最初之精神活动与其所接触之自然环境及他人，构成一不可分之连续体……吾人今所认为属于主观者，在原始人皆视为同属于客观之自然物。故自然物皆含情感意志而为神，吾人所认为自主观自我发出之道德命令，原始人皆视之为客观之神的发出。此种以万物具与我相同之精神活动之宇宙观，使人觉客观自然精神力之大于人，而对之崇拜祈求，而有各种宗教意识，与表现此意识之仪式。”［4］唐君毅从认识论的角度道出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及其特点。

人类社会建立之初，就开始思考自身的存在及生命之本原问题。史料记载，先民们会通过各种祭祀、悼念等仪式来追思和怀念自己的祖先，《礼记·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5］（P669）可见，祭祖或孝祀早在华夏原始社会已成为头等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亦可佐证。殷商时期，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是合二为一的，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证明：“时人已信有上帝，上帝能兴雨，能作旱……然有一大可异者，上帝虽为降雨之主宰，而商王室之祈雨祈年则不向上帝而向其祖先。故甲（骨）文乃绝无上帝享祭之卜辞，然则当时人对上帝之观念，盖谓上帝虽操有极大之权能，而不受世间之私请托私祈祷，故凡有吁请祈求于上帝者，乃必以其祖先为媒介。于此有相附而起之第二观念，即先祖配帝之说是也。此亦在甲（骨）文已有之。惟其一族之祖先，禀神明之德，殁而陟降在帝左右，夫而后下土之群情，可资以上达……故配天之思想，自殷历周。而周人之制犹有可以详说者。”［6］其后逐渐由“祖先配帝”走向“祖先崇拜”，考古学家陈梦家对商代的宗教制度做过重点研究，他认为：“祖先崇拜的隆重，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的逐渐接近、混合，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范，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7］（P561-562）这一论断在《尚书·无逸》中亦可得到佐证，商王武丁即位之初“为其去世的父亲居庐守丧，三年不言政事”（《尚书·无逸》）。再如《尚书·太甲中》谓“奉先思孝，接下思恭”［8］（P402），此处的“先”即指先祖。

殷衰周兴，殷人信仰的“帝”渐为周人信奉的“天”所取代，孝不但延续了祖先崇拜中对先祖的祭祀，而且将对在世父母的孝敬提升到很高地位，移祭为奉，或理解为将在世的父母提前视作未来的祖宗加以侍奉。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自文王在时，子孝，笃仁，异于群子”［9］（P1458）。周文王去世以后，每遇重大的祭祀活动，周公都会“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经·圣治章》第九）。后各诸侯纷纷起而仿之，追思之孝与祭祀之礼相衍而生，演为后世“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祭祀礼制。需要指出的是，在孔子以前，中国原始天神之信仰一直维持，此时先人之精神意识为宗教性的，而孔子以后乃始为哲学性的［4］。儒家经典在保留对于天和神之名的基础上而赋予新意义，从“敬而远之”的自然宗教神向“可敬可亲”的至善人文神转化。对这一转变过程及其对于孝道宗教性特点形成的影响，钱穆曾有过专门论述：“儒家的孝道，有其历史上的依据，这根据，是在殷商时代几已盛行的祖先崇拜的宗教。上古的祖先教，演变出儒家的孝道；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个古老的宗教。”［10］（P51）由是，经过改造，“孝”终于演化为本于人情、入于心灵、出于信仰的天之经、地之义和民之行，成为古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精神家园支柱。

以上爬梳了孝之初与宗教化信仰的关系演化脉络，以下将对孝之于精神家园的功能作一论析。“孝”发端于代际亲情，叩问于反思性存在。在追溯生命之初感念父母的同时，我们也须追思生命之本原，“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5］（P688）。唐代的孔颖达解释道：“古谓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即通过祭祀活动追念祖先，其目的是崇天法祖，维系宗法纲常。这里的“反”和“复”为人生的意义指引了方向。而“古”和“始”更耐人寻味，其不仅代表着个体生命的起源，也是上古善治的化身，具有超越性的先验价值。人们本于亲情而对祖先“情感祭拜”，这既是对自身血统、宗法寻根溯源的“自觉意识”，也象征着精神层面的“回归”和价值意蕴的“归真”。这种合一而非对立的孝文化造就了中国传统主体性且善于反思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人们习惯于将现实与前世映照而行，从而赋予个体以现世存在的价值寄托和意义兑现。如在对先人虔敬的追祭中，人们“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11］（P272）。通过解读这一思维模式和心理机制，可为我们进一步解开传统精神家园的“文化密码”提供方法索引。

孝道在何种意义上充当了国人的精神家园呢？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对祖先的虔诚追思和香火相延、光耀门楣的代际传承，沉淀为孝道执着的精神特质，也建构起国人安分守序、自强不息的精神家园。信仰角度观之，孝道因具有了安身立命的心灵寄托和修齐治平的道德操守而超越或曰替代了宗教的精神家园。如梁漱溟所言“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12］（P43）。“一家人（包含成年的儿子和兄弟）总是为了他一家的前途而共同努力，就从这里，人生的意义好象被他们寻得了。中国人生，便由此得了努力的目标，以送其毕生精力，而精神上若有所寄托，这便恰好形成一宗教的替代品了。”［12］（P77）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礼记·祭义》），将孝视为超越时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道德存在。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西学第一人的严复将孝道视同西方的宗教，认为“中国儒术，其必不得与道、释、回、景并称为教甚明。盖凡今之教，皆教其所教，而非吾之所谓教也。然则中国固无教乎？曰有。孝则中国之真教也。百行皆源于此，远之以事君则为忠，迩之以事长则为悌，充类至义，至于享地配天，原始要终，至于没甯存顺。盖读《西铭》一篇，而知中国真教，捨孝一言，故无所属矣”［13］（P850）。无独有偶，曾留学并在美国长期生活过的近代学者胡适提出：“我们中国是有宗教的，我们的宗教，就是儒教，儒教的宗教信仰，便就是一‘孝’字。”［14］（P5）现代心理学者杨宜音则对孝道精神家园之作用作了进一步发挥：“对中国人而言，孝是一种终极关怀。中国人注重历史、崇拜祖先，时刻想到自己是从祖先那里来，要传到子孙那里去，于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血脉联系中，忠实于自己的家庭，心灵受到安慰，得到安顿。”［15］一言以蔽之，通过祭祀和祖先崇拜，孝道实现了与神灵的沟通，或者说是建构了人格化的神，从而上究天人之际，遥交千古祖先，孕育了中国古人独特的类宗教化精神之家园。

二、家谱与祠堂：“传孝”构筑谱系化的现世精神家园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这首诗虽源自佛家哲学，但却揭示了人类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我是谁？如何反思自我？如何认识群我？按照儒家伦理文化观之，“我”即是父母血脉的延续、精神的传承和家族的未来①。

首先，面对生命的新陈代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子嗣观，通过“父死子继”的方式实现了血脉的延续。儿孙满堂、香火不断缓解了世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和恐惧，在后继有人、承上启下中完成了对自身有限世俗生命的补偿和替代。《孝经·圣治章》云：“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在父系血缘的连续统里，有无子嗣是一个家族的重大事件，甚至可被列为是家族的头等大事，不能延续家族的血脉被视为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因其关乎到整个家族的血脉传承和发展壮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男性是家族血统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只有男性才有资格继承家族的事务和香火，而女性在社会分工中则被排除在祭祀祖先和继承家业之外。由此，“养儿防老”在中国便远远超出了“养老”这一最初的伦理诉求，成为均衡社会成员世代之间取予的文化特质。“家”本位的文化视阈下，上一代秉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训，下一代立志“显亲扬名，耀祖光宗”为奋斗目标。费孝通先生晚年时曾对话李亦园曰：“中国文化的活力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16］（P267）正因如此，生生不息的代际传承成为国人安身立命根深蒂固的观念，家伦理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和泉源。将过去、现在、未来区隔化的时间贯通，与天人之际、人神关系、此生与彼岸、个体与群体之间多维交织的时空之轴形成多位一体的精神家园坐标，承载世人的价值依托，安放“归去来兮”的信仰归属。

其次，家谱和家训承载了古人现实版的世俗家园。中国谱学，原于周季，而家谱之兴，始自汉世。魏晋以迄南北朝，为谱学之黄金时代，私家谱牒，均上于官，政府并设有专官以掌之；著作日多，故《隋志》著录，创为专目，可见修谱之盛。“国有史，地方有志，个人有传记，初不因时代变易而废弃，然则家之有谱当亦不成例外，家谱的体裁可变，范围大小可变，内容详略可变，但家谱之所以一种载记，一种史，则不变。家庭的制度存在一日，家谱也就一日不容废弃。”［17］凭藉家谱，一方面可以认祖归宗，找到自身的血缘出处，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孕育本家族的家族文化和世代口碑。“吾国社会，素重家族。尧典论平章协和，首之以亲族；孔子言修齐治平，而归本于孝友。为治为教，均以维持家族精神为枢机。”［18］对此，潘光旦先生亦指出：“后世在祠堂与家谱的两种事物上，想把宗子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维持下来，或以始迁之祖为宗，或以曾经著有功业名望的祖先为宗，而以其嫡长的子孙为宗子，为的是使全族的精神得所统率，有所维系。”［17］

“全族的精神”便是整个家族的精神法则，这点也可以从现存各地的家谱和家训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如清初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在新修《阙里新志》序中强调：“为吾子孙者，正当聿念先德，各修其职，敦孝悌以厚彝伦，务本实以安生业，互相劝勉，求无忝于圣裔。”孔氏本宗要求族人在尊祖敬宗方面要为世人榜样。再如《续修福建建宁县三滩孔氏家谱》中规定：“春秋祭祀，各随土宜，必丰必洁，必诚必敬。此报本追远之道，子孙所当知者。”强调：“谱牒之设，正所以严同支而亲一本，务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雍睦一堂，方不愧为圣裔。”其实，家谱和家训所传达出来不仅是显性的“不愧为圣裔”的榜样，而且背后传递出一种心安理得的“家”的寄托感。被称作明代万历年间“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其在《为善说示诸儿》中表达了这种审美般的家庭幸福感：“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义妇顺，家人和、姻族睦、不伤人、不害物，安常处顺，以求无负子民彝，如斯而已矣！其吉也、福也、誉也，君子之为善自若也。”再如明末大儒刘宗周在《人谱》中亦流露出对现世家园的眷顾：“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则家道隆盛，得不谓之福乎？”［19］（P6）从社会学的视阈观上述言论，家谱已经突破了物化的载体而成为中国先民心灵栖止的符号家园：“徘徊观望总应该有一个止境，否则身心靡所寄托之因，势必造成社会无由安定之果。”［17］

个人有传，家族有谱，郡县有志，国有史，一脉相承，构筑了个体与群体相融之精神家园。“一个民族的文化，便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而文化的创因，非一人一天的力量所得成功，非积千百世的精神不为功，其所藉以纲维而能藏纳者，却是关系历史之类，有通史，有专史，他的樊域，更有国史，郡邑志，地方志等区别。他的体裁，则有纪传，纪年，纪事，表志，谱系，图牒，等名目……他藉以补缺证伪的，舍族谱有谁呢？谱牒之于古代，职有专官，学有专门，可谓齐备。”［20］足见，家谱作为古人现世精神家园构成之要素，有专业的谱牒学和专门的职掌机构，为血脉辨识赋以文化血统之门户。

再次，传统中国人的家庭是“血统的延续”，传统社会中的宗祠便成了西方社会“教堂”一般的神圣存在。宗祠本是宗族组织祭祀祖先并进行相关公共活动的场所，其起源可追溯至商周时期，明代时最为兴盛。通过宗祠在民间的推广，国家礼仪逐渐到达基层组织。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就已提出宗祠对传统聚落发展和乡民生活影响至深［21］（P1-8）。在徽州的一些祠堂中，至今还保留有对各种违反《乡约》等日常生活行为规范会受到的具体而细致的处罚方式。轻者赔礼道歉，重者杖刑，笞刑，或以不孝罪论处，驱逐出村，生不能认祖，死不得入祠入谱。以“仁义”为基础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经过祠堂及其文化活动的辐射放大深植于国人内心。作为宗族情感流动和社会记忆的神圣物质和文化载体，宗祠“是历史传承的场所，也是实践宗族特有传统礼俗、宣示宗族文化符号和身份的空间。”［22］（P25）通过对共同祖先的祭祀，家族内部上下尊卑的伦序进一步确认，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进一步强化，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也进一步提倡。全体家族成员以同姓血亲关系的延续为纽带，每个人都变成“从远古的祖先延伸到未来的一根绳索”［23］（P26），如此，家族的团结得以维系，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也更加强化。时至今日，宗祠凭借其独特且厚重的文化形态仍潜移默化发挥着重要的道德载体和族群认同功能。

三、继承与超越：“扬孝”书写家国情怀的不朽寄托

如上所述，精神家园既是彼岸人神合一的精神世界，也是现实生活中由祠堂和家谱建构起来的谱系分明、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的血缘和精神家园。其作用强大，犹如磁场，牵引着每位离家游子的思乡情感，即便仕宦在朝，退休后也要叶落归根，反哺故乡。那么，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仅仅停留在追远和述志的传承层面上而缺少创新和发展？它又如何将“小我”的归属感同“大我”的责任感有机结合在一起呢？以下将从两个层面加以阐述。

首先，中华先民祖先崇拜和崇尚孝道并非述而不作。事实上，如果仅仅只是继承祖辈而没有创新的话，中国古代文明便不可能逐渐走向辉煌。人类生命的延续包括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两个层次，人丁兴旺、子孙满堂是物质生命传承的过程，而精神生命的延续毋宁说是传扬。对于孝道不悖于发展的机理，可从孝道的终极价值及其结构意蕴、实现路径中加以管窥：

一是中国古人的祖先崇拜是一种抽象的模糊崇拜，将上古三代之治视为至善的目标，把难以企及的古圣先贤奉为崇拜的偶像，以宗教情怀为在现世中的克己立功制造了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参照物，实则借崇古之名而行创新之实。从表面上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孔子所言父之道，并非墨守陈规之道，而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至善之道，是参天地而合的正道，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因而，要后世子孙恪守立家之道，传承优良家风，光大家训精神。康有为将传承之道引申为天道和公理，“生事葬祭，事亲知始终，具人道毕矣。礼，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父母但传体魄，未必皆贤，故生则几谏，死则干蛊。……故大孝在谕义，乱命不可从，而父道可以改。盖人道只以公理为归，虽父母之尊亲，不能违公理而乱从之也”［24］（P388-389）。

二是追孝祖先的侧重点在于学习和发扬祖先原创之精神和宏伟之志向。《孝经》云：“安身行道，扬名于世，孝之终也。”也就是说，做晚辈的要“立身”养志，成就一番大事业，这才是真正地善于继承先祖遗志的大孝。在原儒理解中，追寻“父之道”的最高层次，并非守成先父之制而泥古不化，而应该是学习“祖宗之活精神”、追寻其发家的足迹、探寻其立家之经验、发扬其传家之精神，此处之道乃方法论层面的精神之道，并非简单的物化之道。1895年，面对甲午战败的深耻大辱，严复发表《救亡决论》。他疾声呼吁孝子慈孙不应橛守成规，而应开拓奋起、弘扬祖宗之变法精神：“嗟嗟！处今日而言救亡，非圣祖复生，莫能克矣……而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不知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致文具空存，邦基陧阢，甚或庙社以屋，种类以亡，孝子慈孙，岂愿见此！”［25］（P49）严复此振聋发聩之慨深刻论证了真正的孝道精神并不排斥变法和创新。

中国历史上子孙未承父业但依然出人头地的事例并不鲜见。在秉承父辈遗志的基础上做到守正创新，奋发有为，被视为至孝。反之，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者被看作是对父母的不敬不孝。《续修江西临江孔氏支谱》的《祖训箴规》中要求“祖训、宗规，朝夕教示子孙，务要读书明理，显亲扬名，勿得入于流俗，甘为人下”。《家规条例》中除要求“首孝悌”外，特别规定“诛不孝”。“游惰、博弈、好酒、私爱妻子、货财，与好勇斗狠纵欲，皆不孝之大罪。一经父母喊出，族长察出，重责革籍。犯忤逆，处死。”从这些一正一反的规定中可以看出，读书显亲扬名是正道，而游惰不务正业则是“不孝”的劣迹，将会受到家法和族规的严厉惩罚。

立身行孝、光宗耀祖的情结，根源于中国人深层次的成名意识。诚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言：“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史通·史官建置》）。那么，精神之不朽怎样才能实现呢？如《史通》所云：“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只有通过建功立业或立德立言才有机会名垂青史，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如徽州冯村冯氏宗祠叙伦堂联：“叙穆叙昭，祖有德，宗有功，具见诒谋远大；伦常伦纪，孙可贤，子可孝，即能继述绵长”。东晋儒士孙绰在其《喻道论》中亦主张“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由是，中国人从孝亲法祖完成了向励志律己的转化和升华。贤者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孜孜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继往开来”中实现“前辈”和“前途”的主体性切换以及“小我”与“大我”、家与国的统一。

其次，孝道所承载之精神家园亦非仅限于血亲家族之内的小我格局，而是体现了由内及外、由血缘到地缘、由国以至于天下的“大我”观念。尽管孝道强调“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的家庭道德，但并不仅局限于这种“小我”之私，而是推己及人。如《孝经·广至德章》尝言：“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再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由家庭内部的“孝老尊亲”推广至以“仁”为同理心的“仁者爱人”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群我意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孝经·天子章第二》）。由此可见，上自帝王，下迄庶民，扩充小家孝亲之私德为社会兼爱、博爱之公德，以追求古圣先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为公的和谐社会理想，实现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善治。

孝道对“小家”的最大超越，体现在忠孝一体的家国观念之上。《大学》通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实现见微知著、由小及大、由内而外达至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过程。古代读书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从小我到大我，将家国天下贯通起来。对于这种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经典的记载不绝于书，如《孟子·万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再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以文言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据此，严复进一步阐发，爱国主义发源于孝道，“孝者，隆于报本，得此而后家庭蒙养，乃有所施，国民道德发端于此，且为爱国之义所由导源。人未有不重其亲而能爱其祖国者”［26］（P343）。

孝道不仅有助于王道和治道，而且也是广义人文群体精神家园赖以存续的象征和道德正义的化身。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云：“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之所以会有上述“保国者”和“保天下者”的区分，传统儒士认为，孝乃天地之道，超然而独存，不会因朝代变更而消失。但天命靡常，奉天承运，敬德保民，才能有机会做“天子”发布诏书。如果违背天之常道和人之大伦，逆天行事，政道与天道和人道背离，则会出现《周易·革·彖》所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27］（P293）的天命转移和政权更迭。

在长期的实践中，孝道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支持，同时发展为超越王道的“天之道”，成为评判王道政治合法性和社会人道伦理性的标准。由是，孝道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建构中兼具了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和心灵家园，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四、解码与编码：以传统文化基因涵养当代精神新家园

近代以来，先是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年以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世界都在快速地变动之中，如何在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中保持战略定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8］（P41）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要不断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融合与缓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冲突，寻找将二者耦合的接榫点，推陈出新，建设当代国人精神新家园。

1.萃取传统精神家园优秀成分，整合创新为涵养现代精神家园之元素

精神家园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身份认同纽带和族群归属标识，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意义特殊。古人早已认识到，是不是“夷狄”，关键在于文化而不在血统，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积淀和绵延下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内里蕴含着挚朴的价值理念和宝贵的精神内核，如克己奉公、舍生取义、忠孝仁信、尚礼谦和、修齐治平、家国情怀等。这些对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意义重大。离开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构建更无从谈起。且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源于血缘亲情的孝是人类自然本性的真情流露，父慈子孝，父代与子代共享天伦之乐和和美美，这种精神无论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意义［29］（P297）。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对包括孝道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新的判断、新的概括和新的定义：“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30］（P170）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现代性价值，而现代文明中亦有未臻之处，如何赋予传统文化因子以新的内核诠释和时代载体？仍不妨以孝道的嬗变为例以证之。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孝文化在当代社会也发生了部分自适应变迁，表现为子代的独立意识不断攀升、亲子代际关系趋于平等、精神赡养日渐重要、“文化反哺”现象凸显等，有学者称之为“自立、亲情、平等、共喻”的“亲密有间型”的代际关系［31］。也有学者将这种代际关系模式概括为“协商式亲密关系”［32］。由此不难洞见，以孝道为载体的传统精神家园，其构成内容可以置换，其蕴育的核心价值亦当与时俱进，自由、平等、尊重业已成为新型孝文化构建的核心要素。但精神家园所荷载之功能却不能被代替，更遑论被取消。故而，传统精神家园“此虽旧域，其命维新”，如能正确鉴别，会通要义，理当可为建构现代精神家园提供不可或缺之支持。

2.借鉴传统精神家园的生成机理和运作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33］（P25）。百年社会转型，家国之间由同构融合演化为异构区隔的二元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凝聚当代国人的精神新家园。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分类分层，立体交叉，既荟萃了传统精神家园的一些核心要义，又借鉴了传统精神家园的框架结构，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有效传播和落地生根方面仍有较大空间。何以可为？礼失求诸野，揆诸历史，可借鉴传统精神家园构建之方法，宏观层面国家“孝治天下”的忠孝观、中观层次社会“百善孝为先”的社风、微观层面家庭“忠孝传家”的家训与个体借“追孝”而实现的主体超越——光宗耀祖结合在一起。由此，国家的意识形态融于家训、传于家风、行于生活、成于内圣外王的个体追求。以史鉴今，让核心价值观注入寻常百姓的家风家规，乡村祠堂转化为文化大礼堂和百姓大舞台，让学校及社会的德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以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对接，从而打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生成当代国人精神新家园的“最后一公里”。

3.厚植家国情怀，深嵌“中国梦”，助力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

传统精神家园之所以根深蒂固，与其内在结构和生成机理密不可分。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表达出孝道文化功能的兼容性和层次性。举凡国中行政、道德、风俗、习惯，莫不以孝为基础。始于孝，入于忠；出于家，成于国。忠孝一体孕育家国情怀，移孝为忠培养公而忘私。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无数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忠义之士，“文死谏，武死战”，便是中华民族这种舍小家而顾大家的家国情怀所演绎出的民族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道一以贯之，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运作的“文化中轴”，借助于这一中轴，家与国之间实现了良性同构互动，并内置了传统士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种家国情怀涵养了历代贤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藉此，今日之中国，已然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沿，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将构筑起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既可抵御各种文化解构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又可型塑民族魂和中国梦，为民族复兴伟业内置精神驱动之核。

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加速器，而文化的守正与创新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层次的稳定器。事实证明，离开精神文明支撑的经济发展和法治进步，并不能自动带来一个对内身心和谐、对外友善融洽的美好生活世界。如果心灵家园无处安放，社会便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谐稳定。求解中国传统精神家园构设之密码，剔除传统孝道封闭性元素，挖掘其开放性空间，重构孝道所内含的自我奉献和自我克制精神，使其具有中国人安身立命、心灵守望和继往开来的文化理想功用，在文化自信中夯实核心价值观之基，在共建共享中凝聚精神家园共识，在百年未有之变局中重塑国人稳固的信仰世界。

［注 释］

①如张孔习《家训》：“孝有大小、偏全。扬名显亲，上也；克家干蛊，不坠先人之志，次也；服老奉养，又其次也。此大小之分也。”参见骆承烈主编：《历代家训、童蒙、学约中的孝亲敬老资料辑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年，第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