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伟杰

引 言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新增了电子送达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电子送达的方式以及适用范围进行了拓展规定。2019年3月1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中提到全国已经有2951家法院开展了电子送达，占全部评估对象的84.07%。数据显示，电子送达可以让民商事案件平均送达周期缩短43%，为法官减少60%以上送达事务性工作，电子送达这种高效、便捷、精准的方式远远优于传统送达方式。①参见202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凸显了电子送达便捷高效的优势，全国法院共计送达446万次。②参见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司法实践中，原告作为起诉方，对其送达法律文书较为容易，但是向被告的“送达难”问题一直是困扰法院的顽疾，无法联系被告人、逃避送达、拒收法律文书等屡见不鲜，导致原告维权困难，制约了审判质效的提升。本文以电子送达的实践困境为切入点，探寻最优化的电子送达路径——直接电子送达，以期最大程度提升审判质效、减少当事人诉累。

一、现状扫描：向被告电子送达的实践困境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各地法院电子送达起步早晚、信息技术应用程度、人民群众对信息技术掌握程度都有一定差异。为了充分了解各地法院向被告进行电子送达的普遍情况，笔者选取我国东部的浙江JX法院、中部的河南省PDS法院和西部甘肃BY法院2016-2020年的一审民事案件电子送达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