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巍

如果说名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其作为“史”的实质是要从中国古代文本中寻找并系统呈现能被称为“哲学”的素材；那么这种诉求在被称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就是要从古代文本中寻找并系统呈现能被称为“逻辑”的素材。显然，因为以“哲学”或“逻辑”为名的东西最先来自西方，所以在中国文本中找到的素材是否具有冠名资格，就会引起质疑，因此才会有中国哲学合法性或有无中国逻辑的漫长争论。但实际上，即便这种以“找哲学”或“找逻辑”为诉求的“史”的研究没有遭遇冠名权的质疑，也很难说是一种谈论中国思想的有效方式。因为思想的骨骼是概念，但如果中国思想中哪些概念是初始的，哪些是次级的，是按“找哲学”或“找逻辑”的需要编织谱系，就意味着对概念的理解不是依赖文本，而是由对哲学或逻辑的理解决定的。比如在“哲学史”的一般叙述中，道概念被视为重要的，正因为相比其他概念来说它更适合充当中国古人进行哲学思考的标志；在“逻辑史”的一般叙述中，类概念被视为重要的，同样因为相比其他概念来说它更适合充当中国古人具有逻辑自觉的标志。问题是，如果此类“哲学史”或“逻辑史”的概念研究取决于对哲学或逻辑本身的理解，那必定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中国古人对某一概念的谈论，无论道还是类，有待说明的正是其能否充当哲学或逻辑的素材；可当这些概念首先是作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或有逻辑的识别标志被谈及时，显然已经预设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