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卫明， 孙泽海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学术界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问题由来已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两个维护”“领导核心”等更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热点词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1]如果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建党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有着深刻的原因。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的重大作用，是实现百年大党历史使命的一大关键所在。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党的领导核心的相关理论研究文章已有不少，但是基于原始资料的具体实证分析、并把相关理论与党史的原始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则相对欠缺。本文拟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权威理论为指导，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出发，以大量的原始史料为基础，主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深层原因？如何深入分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发挥作用的具体机理？如何立足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汲取民主革命时期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有益历史镜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从理论上深入解答好这三个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深层原因

普列汉诺夫强调：“任何一种社会关系方式都是某种完全合乎规律的东西,所以很明显，强有力的个人之出现于历史舞台也有其规律性。”[2]伟大人物的出现的确是有历史规律可遁的。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核心领导人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从中国革命伟大斗争中自然涌现出来的，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的结果。这就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坚强领导核心形成的来之不易，从而将更加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核心。

(一)在“重大历史关头”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领导核心形成的前提条件

黑格尔(Hegel)曾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3]这就是常言所说的时势造英雄。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尤其是在激烈紧张、生死攸关的革命战争时代，时代往往呼唤着“克里斯马型领袖”的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由于各种情势所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历经过多次更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更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导致中国革命经常犯“左”或“右”的错误，使中国革命与党的事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尤其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由那些没有军事经验、不懂农村游击战争规律、只会按教条主义行事的所谓“洋房子先生”来领导，给处于白色恐怖下的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红军和已经壮大的根据地，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损失惨重，党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的惨败更是给了中央红军致命一击。面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随时可能全军覆没。“望着湘江两岸尸横遍野的景象，看着逐渐缩小的阵地上血肉模糊、尸积如山的惨绝场面，人们早已绷紧的神经已尽于崩溃的边缘，人们都在扪心自问，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4]血淋淋的教训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路线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与强烈的不满。李维汉曾回忆说：“红军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时,也是敌强我弱,但都取得了胜利。……但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却宣告失败,红军被迫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正确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5]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严峻的生存危机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挽救危机的杰出领袖出现。谁能适应时代的这一呼唤，谁就能成为时代的伟大人物、事实上的党的领导核心。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泽东就一直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他深谙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与规律。陈云曾说：“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6]在中央苏区，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不断发展壮大，中央苏区也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也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才取得了前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显示了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卓越军事才能，这就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具有了令人自愿服从的克里斯马型权威。尽管他连连遭受“左”倾路线的排挤，但其政治、军事思想早已在党和红军中扎根、开花，并结出了果。正如毛泽东后来谈到这段历史时所指出的那样：“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7]总之，正因为毛泽东的政治战略远见与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适应了残酷战争环境的迫切需要，并及时地挽救了党、红军、中国革命，所以“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8]的事。

(二)具备令人服膺的领袖特质，是领导核心形成的主体条件

领袖的个人特质会映射到其政治行为和领导方略当中，成为其能否成为领导核心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从主观条件来说，是由其独特的领袖特质所决定的。

1.具有“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远大情怀，并且注重实践理性

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统一，是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重要精神气质。一方面，“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一生的人生志向；另一方面，务实求真的精神也贯穿在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与行为之中。毛泽东注重实践理性，把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视作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多次强调“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掌握情况”[9]。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能敏锐、深刻地把握中国社会之政治、历史中最深层的结构体系，找到属于中国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是那些“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的“教条主义”领导人所无法比拟的。白鲁恂(Lucian Pye)曾说：“从政治心理学的问题来看，……毛泽东不但是一个真诚的信仰者，还是一个冷静、客观的批判者。这两种个性的结合表明，毛泽东不受自己的某些信念束缚，因而，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10]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的。

2.具有渊博的学识结构，并且加以创造性地活学活用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嗜书如命，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典籍到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名著再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几乎无所不读。长征亲历者刘英回忆毛泽东读书的情景：“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11]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毛泽东不仅从书本中汲取了丰富的智慧，还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习之”，从现实革命实践中获取真知。迄今为止，中外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像毛泽东那样能够遍读“有字之书”和“无字天书”，在学习过程中，既能达到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又善于活学活用、创造性地应用。

3.具有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并且富有政治战略远见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12]他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是同时代党内外人士所无法企及的，这使他具有远超于常人的政治军事战略远见。正如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评价毛泽东那样：“他有着极强的辩证思维……他倾向于对个体、阶级、民族进行分类，却并不是简单的强弱之分，而在于区别出哪些越来越强和哪些越来越弱。”[13]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才能统揽全局，抓住中心和关键环节，做到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历史证明，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总是能比人们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他作为杰出政治领袖的又一过人之处。

4.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并且几乎战无不胜

对于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对其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才能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革命战争年代，对领导者一大突出的能力要求即在于军事才干。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意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军事领袖。在井冈山斗争、朱毛红军南下赣南闽西、中央红军前三次反“围剿”时期，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取得了一个个辉煌的胜利。毛泽东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与他在此前所显示出来的卓越的军事才能密不可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丰富与发展，日趋成熟，辉煌夺目，几乎到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至高境界。非凡的军事才能构成了毛泽东成为领导核心的一大支柱。

5.具有高超的领导才能与斗争艺术，并且形成了一整套领导科学的思想

毛泽东能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性和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动性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做到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而且能做到因事而变，因人而变。因此，“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能灵活运用的领袖。”[14]388比如，他在党内斗争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刚柔相济的方式；在对敌斗争中采用刚强与灵活、原则性与策略性相结合的手段；倡导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业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领导科学的思想，体现出其绝伦逸群的领导艺术与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6.具有深切的人民情怀、坚定的信念与坚强的意志

毛泽东具有深切的人民情怀，把人民群众视为上帝，这是他力量的源泉。周恩来曾评价：“我们的领袖是在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14]386他与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产生的情感，已远远超出了对象化的层次，而被升华为自我认同的内化程度了，这是毛泽东能够通过自身魅力将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深切的人民情怀，使他具有了无比坚定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比如，从1931年到1934年，毛泽东在党内的处境十分艰难。胡乔木曾回忆：“毛主席在江西苏区时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整得厉害,他原来担任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被撤销。长征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闲人。”[15]46但毛泽东绝不消沉，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力与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这也是一个卓越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毛泽东最终脱颖而出。“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16]328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战胜一系列逆境和挑战，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核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三)在革命斗争中自然涌现并接受了实践的检验，是领导核心形成的必要条件

朱德曾指出：“我们党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共产党的斗争都要激烈一些，……这些斗争锻炼了我们的同志，同时在这个斗争中间，创造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7]164领导核心的形成，从来不是自封的、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革命实践斗争中大浪淘沙的产物。

在党的历史上，先后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人或实际负责人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历史给予了他们展示才能的机会和舞台，但是他们受各种历史条件与个性因素的局限，更缺乏在革命实践斗争中带领全党走上胜利之途的能力，使党和革命的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最终均黯然退出历史的舞台。与之相反的是，毛泽东在建党以来的近15年间，不仅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更有独立开拓新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在实践中锻造成为一个既具有雄才大略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的领导人。正因为如此，在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18]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以后，我们党“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19]，并顺利地克服了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错误，又经过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延安整风运动等尖锐而又复杂的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空前团结、统一、成熟的大党。这些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伟大成就，使毛泽东也逐步拥有了非凡的政治权威，得到了全党上下心悦诚服的拥护。

(四)党和红军中绝大多数领导人的高度认可，是领导核心形成的充分条件

领导核心只有从领导集体这一“稳定的政治集团”中产生，并得到这个领导集体的真心实意的拥护，其地位才能得到巩固。在中国革命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之所以在党内所任的职务并不显著，也未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远离了党的决策中心，就是因为他的理论、实践以及贡献并没有得到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充分体认。长征途中，毛泽东逐渐得到了党和红军大多数领导人的广泛认同与普遍支持，为他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种认同支持，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中即便提出了正确主张也会孤掌难鸣。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张闻天从“左”倾机会主义集团分化出来，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确立功不可没。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组成了“中央队三人团”，为召开遵义会议做了思想与组织上的准备。王稼祥、张闻天与毛泽东也对遵义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精心策划，使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8]66

当王稼祥提出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时，周恩来更是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对李德的指挥极为不满，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熄灭了。在毛泽东发言后，周恩来又发表了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结束后，尽管决议中规定军事指挥上的最终决定权仍属周恩来，但是“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20]。

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他在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兴奋地指出，因为毛泽东回来了，“我们党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21]在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更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党的七大会议上，刘少奇全面地论述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科学地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长征中，任弼时就坚定地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领导；1938年，任弼时出使共产国际，取得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明确肯定，为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提供了重要保证。任弼时强调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全面主持中共中央机构改革。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同时，对于书记处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2]任弼时“不但参加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对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15]306，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作为领导核心的地位逐渐得到了党和红军中绝大多数领导人的高度认可与大力支持。朱德在遵义会议后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正是对这一结果的生动写照。

(五)共产国际的肯定支持，是党的领导核心形成的国际条件

在学术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缺乏对历史应有的“温情”，加上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有许多文章都重复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共产国际长期以来不信任毛泽东，这样的看法是不客观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统一战线、农民运动等问题上，丰富发展了共产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赞扬。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超强的才干，特别是在军事、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上，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评价。由于共产国际的重视，于1927年11月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毛泽东，在党的六大上晋升为中央委员。1928年底，共产国际东方部了解到全面处于严重困难之中的中国革命唯独毛泽东所在的湘赣边区形势甚好之后，特别赞扬毛泽东在建军、治军及战略战术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就连米夫也称赞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的好领袖”[23]。1930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加入中央苏区中央局。1932—1933年，中央“左”倾机会主义的一些领导人与毛泽东有分歧，建议开展批判毛泽东的活动。共产国际不仅没有同意，而且不止一次地建议中共中央“要采取一切措施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利用他的威望和军事经验”[24]。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与肯定，毛泽东虽然遭到了严酷打击，但没有被党内的错误路线彻底打倒。

遵义会议后，共产国际在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这两次挑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的斗争中，支持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能成为党的最高领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这是因为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了“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25]141。在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无疑使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更具“合法性”，也更为有力地促成了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作用机理

马克思在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时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26]领袖人物并不是规律性的“玩偶”，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也只能通过这些被称为“英雄”的“个体”来表现。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是各种情势综合使然，而其中作为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无疑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使得中国革命成了世界近现代革命史上最有声色、最威武雄壮的一幕话剧。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具体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理论上实践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为中国革命校正了航向

日本共产党领袖岗野进曾这样评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四年的斗争中，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体现着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就是毛泽东同志。”[17]173的确，毛泽东在理论上实践上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他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之一。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有意思的是，在这次会议上，王明所作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发言中，专门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尽管王明在内心对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是不认同的，但是，王明在会上的发言也不得不承认，“马列主义理论民族化，即将马列主义具体应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27]不仅如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毛泽东都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周恩来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14]388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着方向性的主导作用，校正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航向，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二)维系着党的坚如磐石般团结统一，极大地加强了党的内部凝聚力、向心力与对外发展的张力

根据政治结构主义原理，领导核心所拥有的领导权威是政党组成的重心所在，是政党加强内部凝聚力、提升政治动员能力和合法性认同的核心要素。有了领导核心的坚强领导，才能及时处理和管控不必要的分歧与矛盾，使全党凝聚成为一个团结的无坚不摧的权威体系。权威体系是被社会所需要的，这是“因为人们明显是在不同权威结构中被社会化的”[28]。权威体系由政治权力形态和价值信仰中心两部分主要结构组成，“带来的结果是对象的自愿服从。”[29]从而极大地降低从内部瓦解的可能性，进而维护政治集团坚如磐石的团结统一。

从价值信仰中心层面上分析，领导核心的确立发挥着政治价值凝聚中心的功能，使党员的个体意志更为自觉地融汇到对党的认同之中，促进党的团结统一。这是因为毛泽东所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著作，使全党认清了教条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大大增进了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思想与实践的认同。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更是成功地揭示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基础，又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从而强烈地吸引着广大的爱国的人们去献身神圣的革命事业。

从政治权力形态层面分析，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了事实的党内领导核心，党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30]。此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党内长期存在的种种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得到了解决，保证了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制度的有序运行和党内意见的统一。延安整风时期，曾经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博古深为感慨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团结，二十二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士敏土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虫豸之造谣所能损伤其毫发的。”[31]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作为最后的决断力量为解决党内的分歧达成共识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基础，避免了无效的争论，使全党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邓小平就此总结说：“没有领袖和核心，就要培养领袖和核心。……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袖。”[32]

(三)凝聚起全国人民和全民族的磅礴力量，为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共同奋斗

恩格斯指出：“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33]领导核心与党中央权威，能够确保一个组织的统一联合行动，保证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高效性，实现共同的革命奋斗目标。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导核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且也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代表着正确，代表着胜利，代表着方向，具有无比巨大的感召力，对增强党中央的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凝聚全党和全民族的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广大的民众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名词，视作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列宁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34]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发现了这一真理。他曾设问：“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35]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注重在实际行动中维护人民的利益。他指出：“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9]138正因为毛泽东主持下的政策设计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使人民大众对毛泽东的感情更为深厚，大家提出了“毛主席是我们全边区的太阳，也是全国的太阳”，“毛主席是人民的救星”的口号[17]172。也正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广大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为革命成功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力量支持。

众多的民主党派与爱国民主人士，也无不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所折服。比如1939年，梁漱溟在和毛泽东谈话之后，就这样评价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36]直到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访谈梁濑溟时，艾恺问：“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濑溟回答是毛泽东，说：“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这个是百分百的事实。”[37]抗战结束后，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派毛泽东去重庆”[38]14。于是，毛泽东决定冒着“弥天大勇赴重庆谈判，使山城重庆顿时沸腾。不仅无数的工人、学生、市民和民主人士热烈地欢迎毛泽东，把毛泽东称中国人民的救星”[38]19，而且来到机场欢迎毛泽东的各党派负责人就有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等，民主人士纷纷盛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量，他们自觉地把毛泽东看作中国广大人民的化身，纷纷心向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对广大民主人士的吸引更可从重庆谈判中窥见一斑。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提出“五一”口号后，“当时很快得到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在上海、北平和海外的各人民团体、华侨人士的响应。”[14]694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全民族的包围中。

(四)在中国革命生死关头的惊涛骇浪之中，多次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陈毅在党的七大上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毛主席是最会掌舵的,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间，遇到过几次的严重关头，他都能把我们党和军队这个船挽救过来,并且引向正确方向，走的很稳。”[17]326这个评价是非常符合历史事实的。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漫天风雨中飘摇。是毛泽东在革命转折时刻，解决了革命的依靠力量以及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才有土地革命的兴起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正如胡乔木评价的那样：“特别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用他百折不挠的顽强的努力，用他的远见，领导了红军，领导了土地革命，创造了革命根据地。”[15]613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经过四渡赤水之战直到会理会议期间，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堪称神来之笔。长征结束后，杨斌章先生对毛泽东力挽狂澜的作用有过绝妙的比喻：“中国共产党当时像是一家临近破产的企业，而毛泽东则是新上任的总经理。”[39]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以其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正确的预见力和洞察力，领导党和红军多次从险境中摆脱出来，从希望走向辉煌。

(五)在关系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对摧毁旧的统治体系起着摧枯拉朽的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诚然，解放战争的斗争结果主要取决于国共双方政治力量的对比状况，其中也包含着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个性较量。毛泽东特有的气质同他的革命理想、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总能以超前的预见性、敏锐的判断力，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预测事物的发展进程，同时做出相应的决策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摧毁旧的统治体系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毛泽东的大智大勇、不拘一格与蒋介石的两面三刀、拘谨保守形成鲜明对比，两者的确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认为，蒋介石生长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缺乏安全感，不轻易相信别人，造成他成年以后敏感多疑，谨小慎微的性格特征。”[40]相反，毛泽东军事指挥上只关心大的战略与策略的关节点问题，他能以超人的想象力与魄力打破束缚。尼克松评价毛泽东时指出，毛泽东以“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16]327。三大战役，更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敢不敢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仗，成了解放战争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在瞬息万变的历史紧要关头，临危不惧，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才势如破竹，在与力量相差悬殊的对手斗争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41]

三、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镜鉴

德国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历史喻作一面“镜子”。他指出：“在历史的镜子里，我第一次认识到我属于何方，我为何生存。”[42]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的价值，在于立足于当下而置身于过去，将反思的智慧照射在历史本体的活性因素上，去逐渐洞见潜藏着的但却又存在的历史规律，为在新时代更为坚定地做好“两个维护”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形成，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领导核心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是从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历史性结论，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规律和执政规律。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形成领导核心，更谈不上形成成熟的党中央，也无法形成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中国革命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失败。这表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和两次“右”倾错误。思想上，二次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城市中心”主义纷纷登场。组织上，表现为党的领导层频繁替换。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曾登上历史的舞台。还有罗章龙另立的“第二中央”以及张国焘另立的“中央”，这也是中国革命遭受到太多挫折与失败的重要原因。遵义会议“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5]108，中国革命的发展从此才得以峰回路转。正是有了毛泽东这样的领导核心和团结稳定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才有力地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团结与统一，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使中国共产党渡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归纳上升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43]955。这里的“最大成就”与“最大意义”强调的就是一个坚强领导核心的形成使党成熟了起来。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政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构成的，其中领导集体与领导核心的权威领导这个往往决定着政党发展和命运。作为特定阶级与政治力量的集中代表者和集中领导者的现代政党，能否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以强而有力的合法性的权威，高瞻远瞩地提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决策，决定党发展的方向，是检验这个政党是否成熟的重要因素。

正是因为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保证党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轴领导结构统一全党意志，才能指挥伟大斗争，领导伟大工程，掌舵伟大事业，指引伟大梦想，确保在任何风险挑战下党都能做到“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进而为实现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提供强而有力的政治保证，这也是当下凝聚起全党力量，抓住重要战略期的发展机遇、战胜前进征途中的困难与挑战，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所以说，“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否则,党的事业就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44]反过来如果在一个领导集体中，如果没有领导核心，或者是削弱了领导核心的作用，那么整个政治集团就会陷入政治内耗和政治冲突中，甚至会引发内部领导体系的直接崩溃，这是古今中外被实践证明了的客观政治规律。

(二)增强核心与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与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就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其中增强核心与看齐意识就显得极为重要。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在实际中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在这一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也不断凸显，直到中国共产党七大，毛泽东思想领袖的地位才得以完全确立。七大的政治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就表达了全党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自觉维护与捍卫。全党正是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路线上，才有了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才能“团结地如同一个人”，齐心协力地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可以说，党经过英勇斗争、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得出的一条最为宝贵的经验，就是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并同破坏党中央权威的行为作坚决斗争。长征途中，张国焘公然以“中央”正统自居，甚至到了公然另立“中央”的地步。“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43]821面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党中央和广大红军将士和张国焘做了坚决的斗争。比如，“著名的小河口会议上，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同志对张国焘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斗争，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争取重新建立根据地，并提出将他们的意见和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报告中央。”[45]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还通过俄界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虽没能制止住张国焘南下和另立“第二中央”，却通过坚决的斗争，维护了自身的威信，团结了全党。彭德怀曾回忆：“经过顽强斗争，最后，张国焘一个人开了小差，团结了四方面军大批干部。”[46]党中央战胜张国焘错误的过程，就是党中央实现对红军各主力的直接领导的过程。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党又与王明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破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作了坚决斗争。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无疑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在王明回到延安后，“无疑他满以为是凯旋而归。也许他和俄国人都以为,他将在抗日统一战线中领导党,并以为在此过程中可能要由他重新担任中央总书记。他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他到达延安后,就着手在党内培植他的势力。”[47]王明自恃身份特殊，觊觎党的总书记地位，对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与正确政策构成严重挑战。他在十二月会议上作报告，抛出了一系列右倾观点。与会代表对报告进行了讨论。由于王明说的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多数与会者在会上没有提出异议。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所作所为，并不仅仅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而是要试图重新组织党中央。王明在主持长江局(中共中央代表团)期间，更将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甚至成了 “第二政治局”。为了解决王明问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做了坚决的斗争，使共产国际了解到王明的情况，选择了支持毛泽东的领导。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是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现代政党作为国家中有特定政治目标的团体，要实现其政治主张，自然离不开自觉维护党组织的高度权威。反之，“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48]100然而，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七个有之”问题依旧存在，党内依然隐藏着部分“两面人”，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没有自觉维护好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有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更加自觉坚定地维护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领航掌舵人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决不能在核心问题上搞多元论，要时刻树立核心只有一个的思想，坚决地维护好领袖的政治权威。还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遵守好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扬斗争精神，与政治上的“两面人”做坚决的斗争，全力铲除党内滋生“两面人”的土壤。还应扎牢制度的笼子，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完善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要求，强化各项具体制度的执行与监督，为巩固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提供更为坚实的制度保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

(三)坚持“集体领导”与“领导核心”的统一，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

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正确处理好领导核心与领导集体的关系，曾经一度有过民主不足或者集中不够等错误倾向，导致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一方面，没有发扬好党的民主，如陈独秀大搞“家长制”作风，致使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指出：“最后,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领导的形成。”[25]49陈独秀、李立三等人为推行其错误的思想路线，将个人观点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使“一言堂”和“家长制”的危害不断扩大，既压制了党内民主，也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削弱了党中央的权威。另一方面，忽视了中央权力的集中，导致了革命根据地“山头主义”的出现，也同样对革命斗争产生了危害。

为充分贯彻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需要党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后，作为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谦虚谨慎,能很好地发扬民主作风，容许不同意见在中央领导集体内部进行坦诚的、平等的交流。如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49]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是心情舒畅,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如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曾说：“在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政治家也喜欢争辩。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50]党内民主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坚持和完善，集中了党内领导人的智慧，党的革命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长征之前濒临灭亡的险境，中国共产党用14年的时间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前景。集体领导作为党的领导体制的最高原则，要得以有效运行，必须同时拥有领导核心。毛泽东强调：“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51]领导核心与集体领导是不可分割的。这是由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所决定的。如果说集体领导体现的是民主要求，是为防止个人专断的制度设计的话，那么，领导核心就是在实行民主的同时，进行有效集中的必然结果。集中机制就是领导核心在汇集领导集体成员意见的基础上，推动形成共识，使集体智慧产生合力，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代表领导集体承担责任。全党智慧必须要得到正确的集中，否则就不能真正形成发展合力，也会导致集体领导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容易出现无人负责等现象。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也就失去了着力点，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言以蔽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强调的那样：“只有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实行正确集中，才能及时集中正确意见，及时纠正不正确的意见和做法。”[48]25正确处理好领导核心与领导集体的关系，是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的重大要求。也是新时代全体党员干部的共同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