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君

（1.北方民族大学 民族学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2.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100081）

一、刻工

自20世纪以来，西夏故地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版刻文献，这些以蝴蝶装和经折装为主的版刻文献不仅向世人展现了宋代版刻书籍制作工艺转型期间最丰富的样本，而且体现了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在西夏文文献中的应用和发展，为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版刻和装帧形式提供了充足的实物素材。尤其是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罗福苌先生判定灵武出土的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活字印本以来，经过藤枝晃、王静如、张思温、卡坦斯基（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史金波、李致忠、徐庄、孙昌盛、牛达生、陈炳应等先生的相续论证，西夏文献中丰富的活字印刷品在中国版刻史上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不仅如此，这些版刻文献的题款、序跋和版心还保留了大量刻工、书者、功德主信息，为研究西夏版刻文献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黑水城出土的《贞观玉镜统》，为西夏贞观年间（1101～1113年）崇宗敕编[1]，大多数出自仁宗时期（1139～1193年在位）刻字司[2]。与宋版书一样，由刻字司刊行的西夏文文献的刻工名字往往出现在版口位置，这可能与当时按照版刻数量计算工价的制度有关。世俗文献一般由民间书坊刊印，刻工名字往往出现在卷首序言或卷尾跋语。西夏文佛经既有“官刻本”，也有“私刻本”，在发愿文中较多留有捐刻者名字，注明刻工和书字人信息的只有很少的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