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文斐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钱单士厘（1863～1945）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江浙诗礼仕宦之家，其外祖父官至礼部尚书，舅父、父亲皆有文名，幼年丧母的钱单士厘则在舅父“母慈师严”般的抚育和教诲下成长为一位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传统闺阁女性。在中国传统性别秩序下，这样一位古典文化培养出来的典型“才媛”原本理当固守于封闭狭仄的内帏空间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但钱单士厘却能在“讲求新学，风气发开”[1]（137）的晚清之际得风气之先，以“二品诰命”的公使夫人身份追随其外交官丈夫钱恂频繁地跨越边界、出国游历，并书写了大量的纪行文字，成为“一九一一年以前身历远西而有亲笔记载”[2]（658）的“女性第一人”。应该说，作为一个出身于江浙宦族的闺阁“才媛”以及在国际旅行中享有种种特权待遇的公使夫人，钱单士厘的特殊身份和独特经历或许在近代女性研究中并不具有普遍性，但也恰恰由于这种身份上的特殊性，才赋予其频繁穿越边界的便利条件，并在文化身份的自塑、边疆意识的自觉、民族情感的激发、权力视角的借用等方面累积起可资研究且耐人寻味的文本资源，从而使其以《癸卯旅行记》为代表的跨文化书写成为考察多重视角下近代旅外女性以边疆、民族、国家形象、文化身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不可多得的范本。

一、“考察之旅”与国家形象建构

据《癸卯旅行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为钱单士厘“出疆之始”，以后数年间频繁跨越中日边界，“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直至“视东国如乡井”[2]（684），对日本生出第二故乡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