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秀 李 敏 潘敏芳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文学是反映社会发展与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自越南战争落下帷幕后，大量相关文学影视作品纷纷涌现，以深入探讨越战所带来的各种深远影响。文学方面有蒂姆·奥布莱恩的《追寻卡奇亚托》、麦克尔·赫尔的《越战亲历记》等；影视方面代表作则是《现代启示录》《野战排》《第一滴血》等。这些作品大多都是从“战争”本身进行刻画描写，在读者、观众中产生广泛共鸣。

越裔美籍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的小说《同情者》发表于2015年，取材于“越战”。阮清越在访谈中表示，他“有意将出版日期推迟到2015年4月”[1]，以纪念越战结束四十周年。该作品一举夺得了2016年普利策奖。小说《同情者》讲述了一个无姓无名的北越间谍从北越到南越再辗转到美国的颠沛经历，叙述者经受了各种身份的割裂与折磨，在混血人的“血缘身份”、政治革命的“间谍身份”、不同种族融合相处中的“移民身份”，以及在同情支持越南革命的“革命身份”之中寻找存在的意义、身份的认同感，叙述者忍受了经由身份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甚至是暴力。

以往对《同情者》的研究大多从身份危机、离散族裔理论、世界主义伦理与反讽主义等角度出发，尚未有关于身份危机与暴力之间相关联系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小说《同情者》为研究对象，从混血身份、间谍身份、移民身份、革命身份出发，探讨身份危机与暴力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混血人身份与隐性暴力

阿玛蒂亚·森提到每个人都归属于多个群体，在不同的群体里个体的身份也会相应有所变化，即人有多种不同身份。身份的划分可以使人获得归属感，从而促进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2]单一的身份界定会产生排斥感，带来群体的对立。小说《同情者》中叙述者有一个终生逃避不了的身份。叙述者是一个普通越南女人与一个法国传教士的私生子，即他是一个混血儿。他的血缘身份在当时保守传统的越南社会里是一个异类，他既不属于父亲所在的种族，也不容于越南社会。叙述者从小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排挤。“我出身贫寒，血统暧昧，它们是我的两个劣势”[3]165。小时候家族人聚会，厨房有好吃的时候，年幼的叙述者会被驱赶出去；过年时，叙述者很认真地背下新年祝福语，努力取悦大人，但无论他如何努力，周围的人，包括他的亲戚，对他依旧冷漠，连红包都不愿给他，因为他是“杂种”。从血缘关系中，叙述者与家族人应是亲近的，但是人们只关注他的“混血身份”，缺乏同理心，将叙述者从家族关系中剔除出去。族人们对年幼叙述者施加的暴力，如歧视、排挤等，借由身份的单一界定而带上了看似合乎情理的外衣，使得这样的暴力在家族中变得寻常。殊不知这样的对待给叙述者心灵带来了伤害。

阿兰·德波顿指出，人既然以个体存在，就必然有相应的身份和相应的生存权利。人的身份认同，在社会学中，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4]叙述者面临的身份危机，其实是由一种群体意识引发的，即人需要参与到更大的群体中去以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混血身份不可避免地将他划入了边缘群体。叙述者的混血身份使自己没有归属感，处于一种非此非彼的居间状态，他行走在社会的灰色地带，无法被任何群体接受。在美国，叙述者遵循美国人恋爱自由的原则，试图追求将军的女儿拉娜，但是将军直接斥他为“杂种”，潜台词是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两个字将他的混血身份直接打回原形。对于叙述者来说，别说与那些在美国出生的亚裔谈恋爱，就是与和他一样的人谈恋爱都是奢望。而这不过是叙述者新近遭受的打击，他坦承“我早忘了，最低贱的人随时会被招待的这种待遇。”[3]337

亚裔美国文学中有为数不少的欧/美亚裔混血儿，“欧亚裔混血儿的身上既体现着文化的杂交，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5]他们被西方社会排斥，甚至也被东方社会排斥，以至于他们弄不清“我是谁”这个问题。《同情者》中，叙述者的前半生一直生活在混血身份带来的身份认同难题上，这也解释了他为何会游走于美国、南越、北越三股势力之间。叙述者结交了美国混血儿克劳德，克劳德“有十六分之一的‘黑鬼’血统”[3]5；叙述者还与邦和敏义结金兰。叙述者的三位朋友代表着在越南战场角逐的三股势力，叙述者巧妙利用自己的混血身份，与三位朋友同时交好。然而，叙述者非此非彼的混血身份使他在内心选择支持越南共产党，唯有打破现有的刻板印象，他才有获得被认可身份的机会。

二、间谍身份与主观暴力

叙述者因血缘身份被他人拒绝时，两位朋友邦和敏接纳了他。敏告诉叙述者何为革命，描绘了一个未来平等的社会蓝图，叙述者深受鼓舞，毅然决然地投入革命，成了北越一名间谍。小说开篇，叙述者在检讨书中就宣称：“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3]1间谍的英文是mole，mole这个词有多重意思，包括（1）鼹鼠；（2）美人痣；（3）一类码头或港口；（4）化学计量单位；（5）子宫内一大片异常组织细胞。Mole这个词同叙述者的身份一样，意义多重，不能具体限定其内涵。此外，正如叙述者自己所说：“可以肯定，这种模样的动物，除了它母亲，在谁眼里都很丑陋。而且，它的眼睛近于失明。”[3]203模样丑陋导致他人不愿意观看，或者拒绝观看。眼睛失明导致自身无法洞察周遭的环境，无法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

叙述者潜伏在南越将军的身边，斡旋于两边。他政治身份上的双重性为他提供了两个视角。小说叙述了美军撤离越南后，越南人经历的混乱、无序的状态。在描写越南时，叙述者的口气不无揶揄：“越南人素来讨厌排队。供少于求时，我们为了得到好处，会钻、推、挤、搡；一旦此类招数行不通，便贿赂、谄媚、撒谎、渲染自己的难处。”[3]38越南人如此的做事方式，是固有的文化呢？还是殖民统治的结果？叙述者对此没有明言。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到越战结束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越南确实饱受压迫，国土甚至在1954年被一分为二，这些对越南人民的伤害都是难以估量的。虽然叙述者对越南有所揶揄，但他内心仍然对越南充满同情。通过一场场暴力场景的描写，叙述者再现了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以及审讯的非人性。

小说的第一至三章，主要描写越战结束后南越军官撤离西贡的场景。飞机降落后，机场里等待的人不顾一切地向飞机冲过去，而正在此时，炮弹袭来，机身被炸成两截，随即枪声响起，邦的妻子和儿子被打死，邦瞬间成为流亡他乡的孤身难民，带着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远离了故土家园。通过对暴力场景直白的描写，叙述者再现了最为纯粹的主观暴力。北越和南越在机场兵刃相见，而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军人已经撤离大半，越南人伤害着越南人。正在上演的暴力是对生命的冒犯，它所带来的创伤将无法弥合。

逃往美国后，将军怀疑身边出了间谍，叙述者为摆脱将军的怀疑，设计诬陷了一位军官——酒仙少校。酒仙少校“肉体重于其罪恶”[3]107，不过是一个无害的吃客，但是将军决意让少校死，少校就得死，这是南越将军的权威，也是越南人民命如草芥的明证，毕竟在越南“杀个男人，杀个女人，杀个孩子，容易得像翻阅一张晨报。”[3]115后来，酒仙少校被杀死，他的死在美国也没有激起什么浪花，他不过是一个“不幸的难民”[3]116。刺杀桑尼的行径与刺杀酒仙上校如出一辙，叙述者成了暴力的化身，暴力的执行者，恐怖行为的见证者。酒仙少校与桑尼的死展示了一幅暴力当道的图景，施暴的人给人带来恐惧，是罪恶的化身，俨然是再生的撒旦。

叙述者的身体既是暴力的施动者，也是暴力的受动者。叙述者虽然和南越军官一起，严刑拷打北越共产党；参与了两次谋杀，但他并没有因此凌驾于暴力行为之上。叙述者回到越南之后，遭到了越南政府的严刑拷问。小说第十九至二十三章，叙述者在越南被施以各种酷刑，其目的是为了让叙述者彻底悔悟。酷刑对他精神上的摧毁远大于肉体上的摧毁。叙述者最后逃离了越南，远离了故土，身份被彻底搁置，这种主观暴力带来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折磨只有处身其中的人才能感知。

三、移民身份与系统性暴力

体系性暴力由约翰·加尔通提出，指的是某群人遭遇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不公正主要包括不同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身份等方面遭遇到不平等待遇，具体表现为给不同群体贴上阶级、性别、种族等身份标签，驱使他们将身份标签内化和本质化。[6]由此可见，体系性暴力本质部分在于给特定群体划分相应身份，基于此身份施加不公正待遇和暴力，此类暴力不同于常见的物理暴力、语言暴力等，危害往往范围更大，程度更深。叙述者随将军逃亡美国后，与其他在美越南人一样多了一层身份——移民身份。作为难民初到美国时，几千人共用一个没有隔间的澡堂。越南人被分配在美国各个地方，不能聚在一起。越南人要离开难民营，必须得到担保人。在得到担保人的过程里，很多越南家庭被拆散，他们在美国社会里处境艰难，不被社会主流接纳和理解，被社会边缘化。叙述者从自己的境遇出发，揭露了美国社会隐形的种族歧视。越南难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靠救济度日。即使他们已经在美国拿到绿卡，在美国白人眼中，他们仍然是外国人。交给系主任的关于“东方特质”和“西方特质”的作业上，叙述者动用了自己所了解的所有刻板印象，因此受到了白人系主任的高度赞赏，这赞赏本质上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人对于东方人的偏见。

西方人对东方人最典型的偏见可见于小说中好莱坞电影的拍摄。在电影拍摄中，亚裔群体面对着媒介暴力。媒介暴力是一种虚拟暴力，主要表现通过媒介所呈现的含有暴力情节、画面、语言等的暴力内容，它通过合理化、美化之后呈现的暴力内容，将暴力赋予正义性呈现在读者的眼中。美国导演要拍摄一部越战影片，他将剧本给叙述者过目以寻求意见。当叙述者就剧本问题提出意见时，导演颇不高兴，“我读过约瑟夫·布庭格、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你读过约瑟夫·布庭格、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他是研究世界上你那个巴掌大地方的头号历史学家，而她得过普利策奖，她剖析过你们心理。我想我多少了解你们的人。”[3]155导演自认为通过阅读非越南人的书籍就对越南足够了解，事实上，他既没有去过越南，也不认识越南人，缺乏对越南民族、文化等因素的全面了解，他所谓的“了解”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肤浅的。

导演将拍摄的地点选择在菲律宾吕宋岛，而不是越南任何一个城市；他对参演的人员进行了消音，“越南人没能力演越南人角色，我们必须被代表，由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演。”[3]186导演不仅剥夺了越南人作为主角的参演资格，还将影片中的越南人全部用同一种叫声表达情绪，抹掉了他们的台词。叙述者与导演就越南人的叫声的争论隐射了亚裔美国文学中率先进行族裔身份讨论的“哎—咿集团”。以赵健秀为首的“哎—咿集团”认为，“黄种人就是那些在受伤、伤心、愤怒或发誓时发出‘哎—咿’的哀叫、呼喊或者尖叫的族类。”[7]以此为基础，“哎—咿集团”收录了一批亚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并认为这些作品表现了“亚裔感性”。叙述者以调侃的语气表达了自己作为亚裔美国人的感受，认为叫声不是“AIIIEEEEE”（“哎—咿集团”的表述），而是“AIEYAAHHH”。其实无论怎么叫本质区别都不大，最重要的是这些叫声都没有意义，都是亚裔群体被消音、被代表的明证。

这部隐射好莱坞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的电影在剧情安排上，“越战”成了背景，“越南人民”成了衬托，故事情节是为突出“美国英雄形象”而服务。这部所谓的好莱坞影片从导演、剧本剧情再到整个电影拍摄过程，无一不在影射美国社会对越裔群体的排挤与歧视，在美越南人的生存空间小且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种媒介暴力，利用电影的传播功能，潜移默化地向广大观众或是读者传递出美国的高大形象和越南的卑微形象，对于价值观念尚未健全，且缺乏一定的知识累积和思辨能力的人来说，难以避免媒介暴力的负面影响。《同情者》中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再现了美国好莱坞拍摄越南战争时的情景，人物形象被刻意妖魔化和英雄化，媒介暴力发挥了特殊的威力。

电影摄制组不过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微型单位，生活在美国的越南难民遭受的除媒介暴力之外的系统性暴力无处不在。将军等难民在美国向生活一步步妥协，从开酒庄到开饭馆，付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多，实现美国梦的难度越来越大。邦一直无法融入美国生活。这样的难民角色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不仅如此，阮清越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难民》中，以一篇篇精致的短文刻画了形象各异、生活困顿、遭受美国社会系统暴力的难民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世界难民文学的宝库。

四、革命者身份与民族暴力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建构了以同情为基础的伦理体系，他将“同情”定义为“无论一个人被认为是如何自私，依然天赋存在一种被我们称之为同情的关注他人命运的本性。”[8]其内涵包括认可别人的激情、承认别人的感情、同情共感、怜悯情感及赞同别人的激情。具体说来，同情是人的一种天赋本性，是人对他人产生的一种友好的感情，包括人道、善良、怜悯等。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中刻画了一个具有亚当·斯密定义的具有“同情”心的人，即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者是越南女人和法国神父的私生子，虽然接受了美国教育，但是骨子里同情越南共产党，希望越共能救祖国于水火，受训成为间谍，成为越南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小说共有23章，前面18章都是叙述者的检讨书，详细叙述了叙述者在越战结束之际从越南去往美国然后又回到越南的经历。也就是说，小说通篇都是同情越南革命的共产党、一位卧底回到了自己母国后遭受的非人待遇。叙述者在战后的越南被迫一遍又一遍地写检讨书、被迫关在屋子里，不让睡觉，接受审讯。最终他悟到的答案是“空”，也就是说，“空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3]430这对于支持越南共产党的同情者来说，无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次精神的幻灭，其本质是越南民族主义者对内部成员施加的暴力。

革命者的理想是要在原来殖民地的土地上建起属于越南人自己的家园，为此，叙述者安排杀死了自己的法国父亲。可是越南革命的结果是什么呢？越南难民流离海外，生活困苦。回到国内的越南人不得不接受所谓的“再教育”。叙述者在最后问道：“对于我，或对于所有其他完成再教育的人，越南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对于越南战争的遗产，或者越南的民族精神，还有什么，还剩什么，叙述者自己这样回答：“在这个革命社会里，我们这类人甚至包括视我们为革命者的人，已无容身之地。我们不被视为这个社会的成员。”[3]423此处的“我们”不仅指的是欧亚裔混血，还包括了同情越南革命的越南人。他们作为异己被排除在越南社会之外，没有资格享受革命的胜利成果，只能是再教育的对象。越南战争是一场越南对阵美国的战争，理应带来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可是亲美与反美人士被主观割裂，当权者压制身份存疑的人，使得母国对于部分越南人来说成为指向不明的能指。可见，越南战争带来的伤害仍在持续。

阮清越在小说中的本意不是批判越南，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反思越战。正如战后的越南一样，曾经的敏、现在的“无脸男人”虽然是政府高级官员、“集权聚势的保守者”[3]431，但是敏现在生活在具有象征意义的“集中营”[3]430，生不如死，拥有两套思想，内心分裂。美国曾经也是世界民主的典范，但是在二战之后演变成为帝国主义者，先后在亚洲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殖民、占领我们这个不顺从其意的小国，打着拯救的幌子剥夺我们的自由。”[3]431越南战争历时13年，无数无辜平民丧生其中，美国最后突然抽身离去，留下了不知所措的南越人民、百废待兴的越南。美国建国时的口号是“独立”“自由”，可是在越南战争中，越南人民并未丝毫感到“独立”“自由”。战后流亡到美国的越南难民遭受种族歧视，难以融入美国生活，更难品味“自由”的意味。这对于美国崇尚的“独立”“自由”精神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五、结语

《同情者》这部小说的主体是一部检讨书，也是作者对越南战争的反思，对越南难民生活的再现和同情。小说的叙述者作为一名欧亚裔混血，身份处于不确定之中。叙述者从越南流亡至美国，然后返回越南，随后再次前往美国，他所处的地理空间不断变换。同时他还处于北越、南越两大力量的角力之中，表面跟随南越军官，事实是北越解放事业的同情者。这些均表明了叙述者的居间身份。小说中出现的隐性暴力、主观暴力、系统暴力、民族暴力的描写是对小说主题的深化。在这些暴力场面的背后，作者探讨了亚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