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洁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一、引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下称《若干规定》)确立了证券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即投资者要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除应满足《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外，还要以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为依据。1该前置程序作为我国司法实践因应资本市场发展的权宜制度安排，历行十余年，在避免滥诉、解决投资者举证难等方面发挥了有目共睹的功效2，但因其限制了投资者的诉权也饱受诟病。时至今日，取消前置程序的呼声渐成现实。2020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率先取消了前置程序；3而早在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中曾提出，“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立案受理时不再以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为前置条件。”此外，202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也明确规定，适用普通代表人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时，原告可以提交“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刑事裁判文书、被告自认材料、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等给予的纪律处分或者采取的自律管理措施等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