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座位前面的国名牌应当如何写乔冠华明确回答：“就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用中国很好。”

1971年10月25日，标志着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担任过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法语译员的吴建民，成为第一批被派驻联合国的外交人员。本文是吴建民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历史细节的回忆。

“‘英法联军要打去纽约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联合国内，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出现了，究竟谁代表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蒋介石政府？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主持正义国家的支持下，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奋斗了22年。1971年10月25日，当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决议的时候，联大的会场沸腾了。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代表，情不自禁地在联合国大厅和大厅外的走廊里翩翩起舞，这样的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

当时，基辛格正在北京访问。他估计，1971年中国代表团合法席位问题解决不了，可能还要拖几年。这个看法得到许多人的赞同，中国自己对于1971年能够解决合法席位问题也没有把握。

1971年10月26日，基辛格从钓鱼台前往机场。在他乘坐的飞机起飞不久，我们就得到前方的消息了，联合国大会已经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恢复我国席位的提案。

联合國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缅甸籍）致电时任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这个电报到了北京后，外交部内部议论纷纷，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因为毫无准备，今年就不去联合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去，这是我们多年奋斗的结果。

最后中央的决定是：要去联合国。毛主席后来在会见前往联合国的代表团时，谈到决定去的原因：“要去，不去会脱离群众。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怎么能不去呢？”

10月底的一天，当时外交部翻译室的领导冀朝铸笑眯眯地跑来对我和我的夫人施燕华说：“领导决定，你们两人将参加联大代表团，开完会议后常驻联合国。”讲完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你们一个英文，一个法文，正好是‘英法联军。‘英法联军要打去纽约了！”然后他告诉我们，下个月9日就要出发。

施燕华把那段准备工作称为急行军，行前要安排家务、业务学习，还要准备行装。我们听说一去至少三四年，两年才能回一次家，所以一家三口去拍了一张全家福作纪念，又把孩子托付给了上海老家。

1971年出国，不像现在可以打包就走。那时中国还在搞运动，极左思潮十分严重。但是，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件事，对极左思潮是有冲击的。1966年，曾有一位兄弟党的领导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中国外交人员的状，称中国外交人员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出入西方上流社会，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当年9月9日，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了十个大字：“来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这在当时被称为“九九指示”，为了贯彻这一指示，中国外交人员不能穿西服，也不能穿呢料的中山装，只能改穿布的中山服。

但五年后中国外交人员去联合国，不仅可以做呢料中山服，还可以做一套西服。联大代表团的成员，置装费比一般人要高，当时给了我1500元，施燕华2000元，女同志置装费要高一点儿。

做衣服的地点是北京最好的红都服装店。红都的师傅们对我们特别照顾，当天量尺寸，第二天试衣服，第三天就可以拿衣服了。那些师傅们很辛苦，连夜为我们加班做衣服。

考虑到这次出国要去纽约，冬天比较冷，我和施燕华每人还做了一件呢子大衣。1961年我去匈牙利工作的时候，穿的大衣是从团中央借的。1965年回国之后，大衣退还给了公家。去纽约之前，我们在挑选面料的时候，师傅向我们推荐斜纹呢，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好的料子了。我和施燕华到了纽约后，有一次到美国朋友罗森大夫家里做客。临走时，罗森大夫很客气，帮施燕华穿大衣，他手里拿了施燕华的大衣，不禁感叹了一句：“我的天呐，这个大衣怎么这么沉啊！你人这么苗条，大衣要把你压垮了！”

“总理告诉大家，国内的形势是稳定的，你们放心去吧！”

联大代表团出国前受到了很高的政治待遇。1971年11月8日晚，毛主席会见了代表团的代表和副代表。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出席联大代表团正代表五人、副代表五人，代表团副团长黄华在国外，没有参加毛主席接见。

参加这次会见的人告诉我们，毛主席非常兴奋，侃侃而谈。他讲到1971年中国有两大胜利，一是林彪问题解决了，二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他还作了两个决定：一是由总理带领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到机场欢送联大代表团成员，还要组织几千名工农兵群众到机场送行;二是我们所乘的去上海的民航班机改为专机。

当天晚上临近午夜时，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了出席联大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也参加了。我记得总理很开心，满面春风，拿着出席联大代表团人员名单，一个一个念。叫到谁，谁就站起来。因为我时不时给周总理做法语翻译，叫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周总理说：“认得。”叫到施燕华的时候，施燕华站起来，总理看到她的政治面貌是共青团员，便说：“将来可以努力争取入党嘛。”施燕华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1974年她在联合国代表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那天晚上穿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式短长衫。他对总理说：“我们长期在联合国之外，对联合国情况一点不了解。我这次去联大，心里没有底，怕任务完成得不好。”总理说：“临事而惧是好的，临事而惧就不会掉以轻心。不了解情况不要紧，学习嘛！向一切懂得联合国的人学习，包括向我们的对手学习。”

总理的这几句话，我终身难忘。后来到了联合国，我们一切从头学起，对联合国的工作就是在不断学习中逐渐熟悉起来的。一年之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介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的文章，其中还讲到了我，称赞中国的外交官对联合国的工作上手很快。

总理那天还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林彪叛逃的情况，一些成员还是第一次听到。总理告诉大家，林彪的问题解决了，国内的形势是稳定的，你们放心去吧！总理跟大家谈的时间不算短，谈完之后，总理请大家在怀仁堂吃面条，每人一碗阳春面，不收粮票，也不交钱，这可非同小可。当时吃饭必须得交粮票和钱，这次全免了，这可是一次特殊的待遇。

去联合国前，我对联合国一无所知。除去阅读外交部准备的有关联合国的材料外，我就从当时仅有的法文《拉卢斯百科大辞典》上查询有关联合国的信息。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联合国秘书处那幢火柴盒状的大楼。我看了这幢大楼，觉得形象很新颖，建筑风格很独特，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建筑。我心想，我就要去联合国工作了，亲自看看这幢大楼到底是什么样子。

派我去参加联合国代表团，是要去做翻译的。而有关联合国的很多词汇我都不熟悉，走之前，我对联合国的一套法语词汇进行了突击。

“当时从中国去纽约真不容易啊！”

周总理接见后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前往机场，在机场贵宾室等候总理，同行的还有厨师、司机和公务员。

总理到后，跟代表团每一个同志握手。一位南京来的厨师很幸运，他和总理握手的照片被照了下来，他把这张照片放大后放在家里客厅的中央。

总理带领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与代表团一道绕场一周，向欢送的人群致意。

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也跟着走了一圈，走到飞机的舷梯旁，礼宾司的官员通知我们，让我们赶快上飞机，乔冠华及其他领导最后登机。

我们这些人赶快登上舷梯，没想到被总理发现了。总理说：“怎么走了？我还没跟你们握手呢！统统下来！”于是我们这些人又走下舷梯，与总理握手道别。

轮到我与总理握手时，我看见总理憔悴的面容与我1965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人老多了。我不禁说了一句：“总理多保重！”总理看着我，回答说：“谢谢你。”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总理。

那时，中美没有直达航班，从中国去纽约真不容易啊！

我们先乘飞机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当时上海市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对代表团也很客气，破例请我们在上海机场吃了一顿大闸蟹。

从上海机场出发，我们乘坐的是法航飞机。第一站停在了仰光。缅甸是1950年与中国建交的，对中国代表团一行很客气，招待我们在机场贵宾室吃馄饨。

第二站到了卡拉奇，巴基斯坦政府也非常客气，由外交部出面招待我们。

第三站经停雅典，当时中国和希腊尚未建交（希腊1972年6月5日与中国建交），但是希腊外交部官员也来机场会见了代表团团长乔冠华。

第四站经停开罗，在那里我们没有下飞机，在机上等候加油。第五站到了巴黎，下飞机后，我们看见戴高乐机场非常先进，非常羡慕。

在戴高乐机场等候我们的除去驻法大使曾涛和使馆外交官外，还有许多法国记者。中国代表团不接受记者采访，他们只能照相。他们也分不清楚谁是谁，以为那些胖胖的、长得比较魁梧的一定是大官。

结果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许多是厨师和司机的照片。

到达巴黎时，已经是11月10日的白天了，我们下榻大使官邸。因为一路上大概有二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进了房间之后我们便蒙头大睡。

突然有人敲门，说法国外交部亚大司司长要来见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要我去做翻译。法国196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走在许多西方大国的前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一步证明了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很有远见的。

11月11日，代表团分别乘两架不同的法航班机飞赴纽约。

当时的警惕性很高，怕代表团都乘同一架飞机，万一飞机出毛病就麻烦了，不如乘两架飞机，保险一点。

“先生们，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已经有500名记者在恭候诸位的到来”

从巴黎直飞纽约，大约需要8个小时。当飞机接近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机长跑来告诉我们：“先生们，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已经有500名记者在恭候诸位的到来。”

我们抵达肯尼迪机场时，上飞机来迎接中国代表团的，有联合国礼宾司的官员和法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斯卡拉布尔。

斯卡拉布尔讲一口很漂亮的英文，我本来上去准备做翻译，但是他跟乔冠华交流很顺畅，就不需要翻译了。走下舷梯，我看到长长的车队在等候我们。不远处，果然有很多记者，黑压压的一片。

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一篇讲话，由唐闻生翻译。乔冠华讲完话之后不接受任何记者的提问，就上车直奔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罗斯福酒店去了。

为什么选择罗斯福酒店？因为该旅馆離联合国比较近，在麦迪逊大道上，43街和44街之间，走路到联合国最多十分钟。我们把罗斯福酒店的第14层楼包了下来。美国人忌讳13，14层楼实际是13层。代表团一行近40人，全部住在这里。

我们抵达罗斯福酒店时，旅馆大堂里好多记者，给我们照了很多照片。我们不接受采访，他们问问题我们只是笑笑，不回答。但是罗斯福酒店大堂里总有一批记者在等候我们，我们出入他们都照了不少相。中国重返联合国确实是一条大新闻，中美隔绝了22年，人家对所谓“赤色中国”不了解，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很感兴趣。

抵达纽约时正赶上一个周末，联合国不上班。

11月14日，星期一，联合国第二十六届联大举行专场会议，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上午，我们一行乘车赴联合国大会会场，是从代表入口进入联合国大厦的。我们到达联合国总部时，入口处挤满了记者，照了很多照片。我们来到联合国大会的会场时，会场里各国代表已经相当多了，很多代表跑上来与乔冠华等人握手，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当乔冠华等人坐到中国代表团席位上时，这可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记者早就在那里等候了。

第二天，很多报纸头版头条登出了记录这一刻的大幅照片。

欢迎中国代表团的专场会议，原定开半天，但是由于报名发言的代表太多，不得不延长，开了整整一天。

共有57位国家的代表发言。许多发言者批评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不公正的，是美国等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长期阻挠的结果，矛头所向十分明确。许多代表欢呼中国重返联合国，欢呼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

我在现场真实地感到：是历史潮流推动中国重新回到了联合国的。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独立和解放的事业是正义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是对中国人民从事的正义事业的一种承认。

我记得在会上最后发言的是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老布什。他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是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但是，美国失败了。今天中国代表团来到联合国，他作为东道主，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欢迎。1971年已经是我投身于外交工作的第11个年头，但直接听美国大使讲话，还是第一次。我觉得美国人还是相当坦率的，对于他们的失败没有回避，这在外交上是不大容易的。

国名就用“CHINA”

联合国大会会场外面，是印度尼西亚厅。因为在厅里摆放了印度尼西亚赠送的艺术品，所以被命名为印度尼西亚厅。厅里有一些白色的皮沙发，乔冠华团长经常在那里会客，我有时也会陪同他去那里做翻译。乔冠华会客也是外国记者追逐的目标。

有一次外国记者照相的时候，乔冠华开了个玩笑，说：“Free picture（照相不要钱）！”说完之后，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重返联合国之后，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譬如，中国代表團座位前面的国名牌应当如何写。联合国方面专门来征求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写“CHINA”（中国），还是写“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写“PRC”（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缩写）。在讨论如何答复联合国方面时，我正好在场。当时乔冠华团长明确回答：“就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用中国很好。”他的主张得到国内的批准。现在，各种联合国会议，中国代表团前面的国名牌写的都是中国。回顾起来，不得不佩服乔冠华的胆识。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长期奋斗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的外交上的胜利。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阶段，也为后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也是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奋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