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实事求是地不断调整自己的对台政策以适应新形势变化，朝着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向努力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也是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共同历史使命。1949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台湾问题，关心国家的统一大业，他们为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依次经历了对台的“武力解放”、“和平解放”、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及“和平发展”等不同阶段的政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朝着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的方向努力。

“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由于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时间内全部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1949年3月15日新華社《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节选）

新中国的统一问题，还在毛泽东筹谋建国大业时就提出来了。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向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系统地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基本设想。关于全国解放后的完全统一问题，他着重谈了香港、澳门、西藏、台湾四个地方。他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急于解决港澳问题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比较麻烦的是台湾和西藏。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当时解放军还没有打过长江，毛泽东预言：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

究竟多少时间，毛泽东没说。无论如何，这次谈话确定了中国统一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台湾和两岸统一。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起草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解放台湾的文章。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12月，毛泽东访苏请求军援，要求派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攻台。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

遗憾的是，就在攻台蓄势待发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了。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下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这一举动使新中国“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把抗美援朝提到了首位。

“解放台湾应该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解放台湾沿海岛屿，第二步是解放台湾本岛”

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又是一个战略任务，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说斗争是长期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说斗争是复杂的，是因为这个斗争有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动员全国人民从各方面加强团结，提高警惕，瓦解敌人，加强国防建设，加强海军和空军的训练，增加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建设计划，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1954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节选）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庇护下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力量。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放蒋出笼”政策，并积极拼凑以新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经过对国际国内形势、国共关系的慎重思考，重新提出武力解放台湾问题。但是，面对台湾海峡的复杂局势，毛泽东、周恩来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解放台湾的难度进一步增大，方针政策也要随之调整。

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执意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强调其防守区域限于台湾和澎湖地区，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出去，制造像东西德国、南北朝鲜和南北越南那样长期分裂的局面。

根据美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和各种新动向，毛泽东、周恩来判断：中国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岛屿，美国政府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美第七舰队则是要阻挠的。因此，周恩来明确提出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他指出，“台湾战争是一直存在的”，国民党军队利用还占领的几十个海岛，“对中国大陆进行破坏性的、骚扰性的战争，所以，我们解放台湾，也要从沿海岛屿开始打击敌人。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

1954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半年后，1955年3月5日，毛泽东在致赫鲁晓夫电中更为明确地指出：“解放台湾应该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解放台湾沿海岛屿，第二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是解放台湾本岛。”

根据毛泽东指示，1955年2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浙江东南沿海全部岛屿。

“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我们的立场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我们的方针是：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响亮口号。就是谈判和平解放，也要有力量才能实现。我们的策略是：决不能答应沿海岛屿停火，防止将台湾与沿海岛屿分开;决不能无条件到联合国去，防止在联合国造成两个中国合法化的形势;决不能同意允许什么台湾“中立化”或“托管”的办法。

——1955年2月3日《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节选）

根據中央军委制定的沿海作战计划，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金门、马祖。但是，毛泽东敏锐地观察到：在大陈岛解放的第三天，1955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美国部队阻止对澎湖列岛和台湾的进攻。这样，如果攻打澎湖列岛、台湾，美国势必进行军事干预，中国必然在不对称的中美海上军事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然而中国夺取马祖、金门，将正中美国下怀，势必造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因此，以有步骤的方式来实现“武力解放台湾”，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难以实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

1955年2月3日，周恩来向出席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专业会议代表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的报告，阐明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方针、策略和对斗争前景的估计。

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方针政策的一次根本性转折。

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中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周恩来的讲话和随后发表的相关声明，获得了亚非各国以及世界舆论的广泛理解、欢迎和支持。在这前后，周恩来在外事活动和公开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总是反复强调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包括和平解放的方式，作为中央政府不会拒绝而且提议同蒋介石集团进行谈判。

“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说

在毛泽东、周恩来看来，和平解放台湾不是单靠政治宣传或者通过口头方式表示就可实现的，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加强联系、逐步沟通，并且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进行国共谈判，才能实现。因此，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

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

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奋斗》。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因此主要通过密使故旧来传递信息。

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三次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曾在赣南同蒋经国共事、时任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10月3日，毛泽东同曹聚仁长谈，希望曹聚仁把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新政策传到台湾去。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同曹聚仁谈话。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但是台湾方面对曹聚仁的来信，没有任何积极答复。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立即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选中宋宜山赴大陆一趟。蒋介石考虑到，宋宜山的哥哥为原国民党被俘将领宋希濂，当时在大陆功德林监狱服刑。派他回大陆，可以借探亲的名义掩人耳目。1957年4月，周恩来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翌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了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遗憾的是，1957年10月的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

1958年，蒋介石派兵轰炸大陆沿海地带，并向美国请求武力支援，两岸局势陡然紧张起来。

毛泽东决心以强硬对强硬，以“战争边缘”对“战争边缘”，用炮击金门的行动向美国表明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和意志，同时告诉美国人，谈与不谈的权力并不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如果“文谈”不成，“武谈”中国也可以奉陪。

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军用炮火封锁了金门，登陆金门胜利在望。正在这时，毛泽东却突然下达命令：前线各部队从9月4日起停止炮击金门三天。这一决定令国内外大为费解。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叶飞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9月8日，毛泽东下令再次开炮。

此后，毛泽东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3份《告台湾同胞书》，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和阴谋，划清了中美两国之间与国共两党之间的界限，在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军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通过有条件暂停炮击和无条件隔日炮击的行动，抵制了美国胁迫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兵，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持续两个多月的紧张局势，开始松弛下来。

金门炮战中蒋介石反对把金门、马祖与台湾岛割裂开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达到了“共鸣”，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谈到了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情况。他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1960年2月，蒋介石第三次当选“总统”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捎话表示赞成。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和确定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等中央常委一致认为：“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现在叫蒋介石过来有困难，但问题总要有个想法，逐步地制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1961年6月，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台湾回归中国，“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以及中央的对台政策，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科学地概括出“一纲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谈到了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一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蒋介石）与兄（陈诚）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中共中央的对台统战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965年3月陈诚病逝后，在发表的遗嘱中既没有讲“反共”，也没有讲“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可惜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心里对中共高层十分感激。

20世纪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代表”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3年，为了促进台湾问题早日解决，毛泽东派92岁高龄的章士钊前往香港，以期与台湾方面对话。章士钊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和国民党方面接上了联系。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章士钊因劳累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此次的国共沟通因此也没有建立起来。

由于中共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請，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使命交给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但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毛泽东对全面主持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

然而，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重开和谈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1月8日周恩来逝世，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历史留下了遗憾。

“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代之以‘台湾回归祖国”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解决台湾问题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打着手势，果断地说：“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就是我们可以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为党和国家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思路和方案，也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一直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份文告感情真挚，言辞恳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当天，全国政协专门就此举行了一个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

1月底，邓小平启程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美国期间，邓小平一再申明，中国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1月30日，邓小平在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统一祖国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我们关怀台湾同胞，寄希望于台湾广大同胞。我们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正视现实。这样，台湾回归祖国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

邓小平在向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解释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代之以‘台湾回归祖国。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在尊重台湾现实的情况下，我们要加快台湾回归祖国的速度。”

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公开宣讲，使对台工作的新方针为国际社会广为知晓。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

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来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

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和台湾方面建立沟通的渠道。1978年5月，蔣经国当选为第六任“总统”。邓小平第一次给蒋经国带话是1980年5月14日。这天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时说：“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双方沟通思想，寻求合理的方式、方法，能够尽早地实现这个统一。”

1980年9月9日，邓小平让美籍华人学者陈树柏带话给陈立夫。陈树柏是国民党元老陈济棠的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元老中他还能说说话，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统一是大势所趋，问题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想由我们这一代交账为好。不行，还有你们一代，希望早一点。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为了适应新形势，排除干扰，邓小平提出需要全面、系统、具体地公开阐释对台政策。1981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32周年国庆前夕、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后称“叶九条”。这些内容是把邓小平此前在内部的一系列讲话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力争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祖国大业的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积极反响。连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九条建议是条件极其豁达的和平姿态”。

“叶九条”的发表，表明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开始形成。1984年12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提出“邓六条”，“我们的底全部交出来了”

台湾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构成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坚持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

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

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允许外国势力插手。

——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阐述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构想

“叶九条”发表后，对台工作进入新阶段，两岸开始进行多渠道沟通工作。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考虑到台湾同大陆统一后的特殊情况，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

从1980年起，经过3年扎扎实实的工作，到1983年，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国民党当局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取代过去“武力反攻大陆”的僵硬立场，两岸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开始有了接触和联系。

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于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1949年赴台，1960赴美留学，后寄居美国），发表了一篇精心准备的正式谈话，详尽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

“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为完备、充实，对中央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和论述。

“邓六条”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海外舆论极为重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底”。1983年8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一行时说：“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始终着眼于用和平方式。最近我出面谈了一篇和平统一的方案。实际上还是我们过去提出的九条，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更具体一点，更明确一点，我们的底全部交出来了。”

遏制“台独”，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随着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顺利完成，邓小平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上提出了两手抓，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草签，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人们期待香港问题的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影响。

1984年10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要在国庆35周年招待会上讲话，邓小平审阅讲话稿时，把原稿“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改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和台湾各界人士共同协商，早日实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统一”。

从1985年开始，蒋经国的身体每况愈下，台湾政局的走向引起各界广泛议论。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蒋经国一旦去世，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因此，他多次利用有关途径向蒋经国传话，希望其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着眼，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祖国大陆坚定地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从1986年起，两岸关系开始缓和。3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发表《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的讲话，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台北舆论开始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和平渐进地与中国大陆统一是正确的道路。

19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机长王锡爵驾驶B198号飞机在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的途中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要求在大陆定居，和家人团聚。机上还有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两人，以及货物22万磅。事件发生后，5月17日至20日，中国民航代表和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代表在香港举行4次商谈，对货机、机组人员和货物在香港进行交接事宜全部达成协议。23日，双方在香港顺利完成交接，事件圆满解决。华航事件的解决，标志着海峡两岸30多年来，首次进行了在社会舆论公开监督下面对面的谈判，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扩大了大陆政治影响，受到海内外普遍称誉。

1987年春天，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中国与葡萄牙就澳门的回归问题也达成一致。这一年也是国共关系实现突破的一年。

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从1987年起台湾本岛及澎湖地区解除戒严令。16日，台湾当局宣布，允许台湾民众以香港作为出外旅游观光的首站。

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会议通过决议，决定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可赴大陆探亲。11月2日，台湾当局又出台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施细则》，终于打开了封闭近40年的“台海大门”，实现了海峡两岸有条件的人员交往。

令人遗憾的是，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蒋经国选定的继承人李登辉，被日后的事实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

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台湾回归祖国这一重大任务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在邓小平逝世后的二十年里，岛内政局发生了极其复杂的深刻变化，李登辉、陈水扁以及目前的蔡英文等人不遗余力地推行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主义，给国家和平统一的前景蒙上了沉重阴影。

对于台湾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邓小平早有所料。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的問题，这是一个主权问题。不能设想中国人民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台湾从中国国土上分割出去，这不可能。”后来邓小平也多次表示，大陆追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就会放弃使用武力。由此表明，当时邓小平已经意识到，武力模式是遏制“台独”的实力保障，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保留手段。

（责编/黄梦怡 责校/李希萌、陈小婷 来源/《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熊华源、单劲松/文，《党的文献》2019年第5期;《毛泽东与中国统一大业》，罗燕明/文，《党史文汇》2013年第11期;《毛泽东反对“台独”的斗争》，陈思/文，《世纪风采》2019年第2期;《决策炮击金门》，黄迎旭/文，《学习时报》2012年10月8日;《邓小平与“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践》，田姝/文，《红岩春秋》2019年第2期;《邓小平殚精竭虑解决台湾问题》，蒋永清/文，《湘潮》2014年第11期;《邓小平：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佚名/文，《党史天地》2016年第12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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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台双轨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企图通过政治遏制、外交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将它扼杀于摇篮中。新中国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同时也适时地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马利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接着，他于8月30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控诉美国侵略台湾案。9月16日，他致电赖伊，要求派遣代表参加关于中国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讨论。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地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予以坚决驳斥。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谈结束后，立即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直接促成了3个多月后中美谈判的开始。一年后，由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中美谈判先后进行136次，历时长达15年，虽然几经波折、只取得达成遣返平民协议的成果，但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进了相互了解。同时，通过大使级谈判，中国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

在中美大使级谈判期间，美国一边谈判，一边则蓄意阻挠，拖延谈判，中国政府给予了坚决的揭露。195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指出：“美国同中国举行大使级的会谈，而会谈中又要求中国承认它侵占台湾的现状。这在实质上就是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方面当然绝对不能容许。”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以及参加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和奥林匹克委员会等其他国际组织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明确表示必须首先驱逐台湾国民党的代表。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

这以后的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也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企图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为诱饵，正式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双重代表权”提案，制造“两个中国”。

1971年8月20日发表的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1972年2月，毛泽东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2月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谈判。谈判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

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台湾对于中美双方都有重要的战略因素。台湾问题就如同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谈判，从1972年至1982年，短短十年间，中美签订了《联合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三个公报。可是这三个公报中仍然能分析出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分歧。

从1972年的《联合公报》里，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

一，美国只是“认识到”（recognize）只有一个中国，而不是“承认”（acknowledge）或接受这一原则，表示“不提出异议”，而不是“赞同”或者“支持”。这就可以看出美国的被动性，并没有主动接受中国方面的立场。

二，“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所持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对海峡两岸都适用。“一个中国”的立场，既可理解成是中华民国，也可以理解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美国仍然对台湾的和平表示“关心”。从台湾撤军是“最终目标”，撤军是有前提条件的，而且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减少到什么程度以及何时终止与台湾关系等问题均没有明确的承諾。

尼克松政府仍然保持着与台湾的各种友好关系，并且通过政策、投资贸易和军售来减少由于中美关系改善而在台湾引起的负面影响。1972年，尼克松会见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他解释《上海公报》不是条约，也不是协议，只是一份共同声明而已，但“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我们有《共同防御条约》。请告诉贵政府，美国决心遵守它对中华民国的义务”。

可以看出，尼克松政府的“双轨制”方法实质上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模式。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美国政府明确地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作为它的一个战略目标。

中美双方经过半年的谈判，终于达成了有关于台湾问题的以下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方面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

《建交公报》表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打破了美台“外交”和盟友关系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这并不等于台湾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美国没有放弃它与台湾的官方关系。1978年12月30日，卡特总统向所有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下达了一道行政命令，凡美国法律、规章和政令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各部门和机构在解释那些名词和执行这些法律、规章和命令时都应包括台湾在内。这实质上是仍把台湾作为一个实体对待。

美国仍坚持采取措施来保证他们所关心的台湾的安全。卡特在电视上明确讲出：当《共同防御条约》失效后，要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

美国国会以国内立法的形式于1979年3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并于4月10日卡特总统签署生效，事实上是对《中美建交公报》的否定，是变相地重新恢复了已经终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1980年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在竞选中发表了明目张胆地鼓吹“两个中国”的言论，受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里根上任后，是否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成为对华政策的严峻考验。

1981年6月，邓小平指示，要同美国进行一场售台武器的斗争。自此，两国外交部门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紧张谈判，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的内政，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还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的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个公报是中美双方为了彻底解决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问题而签订的。然而双方都只是阐明了各自的立场，未达成共识。

这个公报是美国政府基于现实考虑而签订的。美国政府在签订公报前的7月14日，向台湾当局做了六点保证：美方未同意在对台军售上，设定结束期限;美方未接受在武器售台前与中国政府相商的要求;美方无意扮演任何在大陆与台湾间进行调解的角色;美方不拟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美方未改变其对台湾主权的一贯立场;美方无意施加压力，促使台湾与大陆进行谈判。

美国政府后来又添加了备忘录，表示只要中国大陆对台湾持续有军事威胁，美国就会继续对台军售，这也成为美国延续至今的台海政策。

（责编/黄梦怡 责校/李希萌、陈小婷 来源/《从三个联合公报中浅析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分歧及启示》，谢文曼/文，《世界华裔经济年鉴》2014年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