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多 刘景裕 李 蓓

(1.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2.上海上师初级中学，上海 200234；3.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4.武汉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政府向体育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业已成为政府转移职能、提高供给效率的有效手段，改变了政府唯一代理人的角色定位，使其从具体的生产环节脱离出来，减轻了政府的供给压力，调动了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群众体育治理的积极性，逐步成为了一项制度安排与群众体育治理的最佳途径。但同时应看到，增加的界定购买内容、遴选优质体育社会组织和监督服务质量等环节不仅使政府产生新的治理成本，而且蕴含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潜在风险。在理想状态下，公共体育服务外包的出现，政府与非盈利性承接方都应本着公共精神以服务群众为出发点。但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践来看，不论是作为委托人的政府，还是作为代理人的承接方都存在趋利性，以承包合同为媒介形成的经济契约精神并非公共服务精神般纯洁与高尚，并不能排除来自公私双方主体隐匿的自私性与假集体意识。这就使得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性存在潜在“公共性拆解”的风险。换句话说，以更好的服务群众为初衷的公共精神在政府——体育社会组织——群众传递过程中逐渐缺失，公共体育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可及性、公平性与均等化遭到了侵蚀与剥损，从而导致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公共性拆解”风险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