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卫

(蚌埠工商学院体育教学部,安徽 蚌埠 233000)

皮埃尔·布迪厄(1930-2002)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终身致力于“人与秩序关系”的诠释。20世纪60年代后，以一套深刻而有序的社会学实践(以“场域”、“惯习”、“资本”、“区隔”为核心概念)本体论，在国际学界上(包括汉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以至于在社会学界兴起了一股“言必称布迪厄”的思潮[1]。这个以“经验研究”为主的学者，其研究横跨政治、经济、文学、教育、艺术等多个领域，甚至对“体育实践”这个并非为大多数社会学者所关注的微观事象也有所探究。虽然他并未对体育实践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但是，他对体育实践些许的探索与论述却对体育社会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对当时徘徊不前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来说，无疑是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甚至奠定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基础。当下，中国体育实践的诸多研究往往难以超越体育本身范畴来深入而成体系地反映中国的社会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着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深入推进与发展。面对此种情形，对布迪厄体育实践理路的梳理，应该说是有着较大的启发与指导功用的。基于此，本文以理论梳理的视角入手，对布迪厄的社会学及其与体育实践相融合的理论进行窥探，并对其社会学理论视域下的体育实践理路进行深入剖析与探讨，以期为国内体育学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1 布迪厄研究体育实践的知识学底色

布迪厄处在一个身体现象学凸显的时代，一个大师云集的时代：萨特、涂尔干、福柯、梅洛·庞蒂几乎都是布迪厄同一时代的学者，布迪厄身处其中，可以说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在布迪厄访谈录中曾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然后，他又接触了梅洛·庞蒂、伊波利特、胡塞尔等人的著作。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读书，深受涂尔干的喜爱。而后，成为涂尔干重要的当代传人，在涂尔干的影响下，布迪厄一直对社会结构、生产、身体、符号与表征等问题有所关注[4]。正如布迪厄自己所说：“那些作者(如马克思、 涂尔干、韦伯、福柯等等)垒起了我们理论空间的一块块里程碑”。他吸收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涂尔干、萨特、梅洛·庞蒂与福柯等人的身体思想，提出与拓展了“场域”、“惯习”、“资本”与“区隔”等社会学概念，并对体育实践进行了一系列探究。与对体育实践处于漠视状态的大多数经典社会学家有所不同，布迪厄对体育实践也颇感兴趣，在布迪厄看来，体育实践如同听音乐、欣赏绘画等文化实践一样，是构成个体社会实践的重要生活方式，是社会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在社会实践研究过程中，还是对文化深层结构的关注，体育实践都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不可等闲视之[5]。

2 认知与建构：布迪厄体育实践研究核心理路的基本要素

2.1 场域：体育实践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直以来，福柯、边沁、马克思等经典社会学家都非常关注事物发生的“逻辑起点”，在梳理诸多因素后，学者们认为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之一是“空间”。因此，人们提出了“空间”的概念，马克思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也特别指出“空间是人类身体不可或缺的存在”，当然，他这里的“空间”主要指的是“自然界”。他提出，“自然界，首先是人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是人生命活动的对象[6]。以“自然界为主的空间”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之一。那么，随着事物的发展，这一概念亦发生较大的转变，有没有超越“空间”这一概念，更加完美地诠释事物发展的逻辑起点呢？

布迪厄在马克思“自然空间”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场域”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空间”这一概念遮蔽了事物发展的诸多逻辑关系，作为生物学的任何一个个体，无论大小，“在物质与空间中均占据一个位置，”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人类对空间位置关系，更加取决于其所占位置所拥有的物质性或身体上的资本差异，人类不同的位置之上，构成一个关系网，而每个人都是关系网上的一个节点，他将这个“网状结构”称之为“场域”。为了解释“场域”这一概念，他将“场域”与“场所”进行比较，他认为，“场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而“场所”是平面化的[7]； “场所”是可以逃离的，而“场域”却是个体或/与群体存在的前提，任何人都难以逃脱的。场域包含“场所”，又超越“场所”表现为经济、政治、学术、艺术、体育等学科属性，体现出其独特的逻辑、规则与规律，并且，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或体系。“场域”应该作为体育实践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

在布迪厄看来，体育场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域，有着非常独特而鲜明的逻辑、规则与规律，“不能将其简化为仅仅是仪式或节日消遣”的空间来看待[8]。公共空间、体育产品、体育组织与私人参与构成了体育场域的“四大要素”。体育场域是在这“四大元素”的基础上构成的一个独特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体育产品是场域的核心，体育组织(或协会)起主导作用，通过制定规则、标准来管理体育活动，而私人或群体(体育行动者)都在寻求着各自位置上的移动。在布迪厄看来，个体在空间位置上的移动，必然会带有个体的位置重构，而场域便是限制或促成个体位置移动的一种力量，因此，布迪厄将场域引申为力量(权力)空间，带有强制的垄断力。由于体育场域本身就是一个竞争的场所，“竞争”这一属性在体育场域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对于体育行动者而言，个体往往要服从体育实践的规则、规范才能达成个体的需求，否则，就会被淘汰或剥离[9]。体育场域的身体、游戏与社会实践融合性，尤其是体育场域中游戏性的存在，为个体位置的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当游戏者具备竞争精神之时起，甚至是一个意谓或寻求一个存在的理由，个体便会获得位置上的调整。无论是越升，还是下降，场域总会给个体提供一个存在的位置，当然，个体对体育的参与、在体育实践中的价值体现都必然受到体育场域的影响，无论个体如何行动，都是难以逃脱场域对其刻画或影响的[10]。

因此，布迪厄提出，只要是对社会事象进行关注，则必然要对其“场域”进行透析，否则，便会难以窥其全貌。对体育实践研究亦不例外，场域的研究是无法回避的，否则，对体育事象的研究，便会陷入“诡辩”之中。

2.2 惯习：体育实践的历史印痕在当下存在的根源

“传统如何延续”一直是黑格尔、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者所关注的重要话题。经过一系列思辨，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习性(Habitus)，即习惯、经验、素养的存在，在他们看来，传统之所以延续，事物呈现当下的样式，是源于“习性”的存在，而“习性”是由社会先验图式所决定。布迪厄接受这一概念，但不完全认可这一提法。在他看来，习性并非是社会先验图式的简单反应，而是社会结构限定和行动主体创新二者融合的共同呈现。因此，他更新了原有的“习性”概念，将其表达为历史关系在个人身体上沉积下来的“一种稳定的性情倾向结构”，“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团体价值的内化”[11]。 在他看来，习性即是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而这种“被结构化的结构”作用于“结构化的结构”之中，引领着社会行动者做出带有文化特色的行为、认知与思维方式的社会实践，特定社会元素是构成习性生成的重要原因[12]。他将他所提出的“习性”称之为“惯习”。“惯习”从更深层次上诠释了“体育事物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同时，也为体育实践与社会结构的历史关系与现实发生的解释提供了有力的抓手。

在布迪厄看来，体育行动者的当下并非是个体的当下，往往是惯习使然或涵化而成，并且，在著作中他从感知、思维与美学标准等三个层面对体育现象的“惯习”予以了解读：首先，他从感知层面上提出个体的“运动技能”以及经典性的身体动作(这种技能或动作，即人们所常说的“风格”)，这种行为的发生大多不仅仅是个体能动性的体现，更多是 “家族式”的类似性的体现，而这种“家族式”的风格往往会依据个体的日常实践或群体的身体体验影响而形成[13]。其次是从思维层面上，他提出，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结构会带给个体一系列先验“记忆”，包括日常分类与隐性的伦理标准等等，对体育实践的禁忌、规则、性别差异等内容，便是“惯习”在思维上的一种体现。最后，从美学标准上，他提出，人们总是会以“品位”或“兴趣”来实践或评价文化实践，这种被“规范化了”并且“合乎规则”的实践，其实亦是“惯习”使然。个体或群体的“品位”往往与“惯习”有着直接关联，如16世纪至18世纪的英国，“猎狐运动”被界定为一项高贵的运动，而在印度人反倒觉得其索然无味，甚至是禁忌的[14]。

另外，布迪厄还对“惯习”所发生的路径作为剖析，在他看来，在体育实践的场域下，尤其是缺少学院教育介入的原始社会里，惯习的灌注往往以神话、仪式等原始习惯的反复实践与灌输而实现的，身体的存在即是仪式、祭祀动作的备忘录[15]。在现代社会里，惯习则通过游戏、训练等内容，将风格、规则以及体育场域的结构描摹在个体身上，形成了不同的体育实践风格，甚至阶级印痕。例如南美足球风格讲究扎实粗犷，美国足球则表现为自由奔放。在南美国家，踢足球的大多数是有色人种的贫穷家庭，但在美国，足球却是为大多数中产阶级白人所热衷的项目。

2.3 身体资本：体育实践价值流通与实现的结点

在布迪厄看来，所有的实践都以资本为根本基础。何为资本？布迪厄认为：“资本是体现劳动积累的一种具体化形式”，这种劳动往往以物化或身体化的形式而存在，具有潜在的生成性，在适当的时空下会以等量或扩大的方式来生产自身[16]，当然，这种形式也存在诸多消蚀的风险。资本有经济资本(货币、物品与服务)、社会资本(头衔、声望、社交)与文化资本(知识、教育、文凭)等三种形式。任何一种社会实践都必然会涉及到资本的流动，体育事象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实践，其资本性也自然不例外。然而，布迪厄在体育研究中惊奇地发现，体育实践中资本核心并不是这三种资本的简单集合，而是有其独特的资本形式——身体资本[17]。在布迪厄看来，当体育成为竞技观赏之物的那一天起，富于创造性的个体“身体”就变得具有多种意义[18]。在体育实践中，身体可以是自由买卖的经济载体，也可以是综合的资本形式，还可以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之间进行转换。“身体”除了是生物层面上体力、耐力、速度等能力的集合外，还是权力、地位、特定符号的“代称”，布迪厄将其称之为“身体资本”。

在体育实践的场域下，身体资本具有流动性与再生产性。社会底层的身体往往以力量、速度、协调性作为价值交换的客体出场，来获得身体资本。通过完成特定目的的体育手段，获得进入职业体育生涯的机会，一旦某个个体获得了进入职业体育生涯的机会，则意味着身体有了转化为身体资本的可能，也意味着获得了赢得经济资本的可能，甚至获得了与上层阶级接触的可能，为赢得社交资本奠定基础。个体的身体资本会因其表现力、积极性与拼搏取胜的精神而获得增值。当然，具有符号价值的身体资本，要付出大量投入才可能获得。然而，“身体化”的资本不像货币、股票或产权可以简单的移交与传递，虽然可以使个体实现从下层阶级向上流动的目的，但由于自然性、生物性因素的限制，与其他资本形式相比，身体资本显得更加脆弱。无论是从事任何项目，足球、篮球、橄榄球运动还是滑雪、拳击等高风险的项目，身体遭受一次重伤就可能导致终生告别职业生涯，身体资本便荡然无存[19]。

在布迪厄看来，体育实践中，身体资本也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尤其是在社会分层界线分明的西方的运动场合或休闲场合中，严格的礼仪与规则，自然而然地就已经把参与者的身体认可为一种特定的价值与身份的象征了。英格兰贵族经常会参与马术与高尔夫运动，法国绅士则经常参与保龄球运动，意大利上层社会人士经常会参与击剑等等，这些运动实践均是社会地位的一种彰显[20]。个体对这种体育实践的参与，虽不能直接获得经济资本，但是，个体可以通过运动结识上层群体，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建构其个体的社会资本，进而，可能会获得商业合作或政治身份的筹码。在体育实践的场域中，由于“身体资本”的存在，使得体育实践不仅仅是运动本身，更多地实现了资本之间的转换，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勾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布迪厄对“身体资本”的提出与描述，无疑是完美地回答了体育实践价值流通与实现的问题，为人们对体育实践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点。

2.4 区隔：体育实践界限划分与身份呈现的前提

如何厘清事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大多数社会学家不断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经过一段时期的探讨，学者们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区隔”，而后，这一概念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其中，社会符号学家范鲁恩的界定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社会生活功能上的独立或意义上的独立，如座位、居室、包间等等，即是“区隔”[21]，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如果相对而言的话，也被视为“区隔”，社会中区隔无处不在。涂尔干曾长期关注“区隔”这一问题，他提出，处理事物的关系时，首先要对事物的某些观念有意向性地进行隔离。作为涂尔干的学生，布迪厄在涂尔干对“区隔”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区隔”的内涵。在《区隔：一种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将区隔提升为更加抽象的层面上来，在他看来，男性与女性、阶级之间也是一种“区隔”，“区隔”呈现了他们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

以此推之，布迪厄提出，体育实践的发生前提即是“区隔”，男女的区隔、组织的区隔、阶级的区隔以及个体的区隔，如果缺少区隔，体育实践则难以发生。诸如男子作为气概、英勇概念的“化身”，与其力量是密不可分的，女性代表柔软，而无法与男性同台竞技，因此，男女区隔较早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重要事实，其实，这即是区隔最简单的边界划分。在布迪厄看来，区隔作为体育发生的边界，并非天然生成的，而是社会不断建构的。例如早期不允许女子参与体育运动，这种区隔便是社会的一种建构[22]。女子“被视为一个否定性”的实体，整个社会倾向于将女性的身体归结为与“污秽”相关。因此，在神职活动、体育运动参与以及体育竞赛过程中，女性往往被排除在外。即使在当代体育被高度普及化的今天，女子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也远比男子少的多。这主要是源于男性对社会的统治，而形成了这种生物性的区隔，社会秩序也认可了这一关系。

区隔是边界划分的呈现外，还体现在“阶级”差异上。而在体育实践中，阶级的差异体现在品位的差异上。品位是由物质约束的生活方式而产生、塑造的一种自愿选择与偏好。19世纪的英国，贵族绅士经常参加拳击运动，拳击作为锻炼品格、学习自控的运动，下层阶级则很少有机会参与。每个运动项目从它或大或少的稀有性中，或多或少地便与阶级产生了联系。人们提到足球、橄榄球、拳击或健美运动便会想到劳工阶级，一提到网球或滑雪则会想起小资产阶级，而提到高尔夫运动人们则会与上层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

“区隔”作为体育实践发生的前提条件，区隔的出现构成了体育实践行动者的“聚类”，进而促成体育实践活动的发生。同时，区隔也体现了不同阶级的身体诉求或群体的选择偏好[23]。从实质上来看，“区隔”的效用，不仅仅是体育实践矛盾发生的起点，而且，伴随着“区隔”而建立起来的象征性的身体资本，也呈现出或确定了个体的身份，因此，在体育研究过程中，“区隔”也便成了不应忽视的重要内容。

3 启示与反思：布迪厄体育实践理路图式及在国内的应用

3.1 布迪厄体育实践理路要素的关联与整合

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结构—能动性”、“主观—客观”、“系统—行动者”等二元对立问题，各个学派的社会学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长期以来，这种对立导致诸多具体事物的隐蔽机制与社会规律难以厘清，产生了一系列无法揭开的困惑。当喋喋不休的经典社会学理论难以将复杂的社会强行化约的时候，布迪厄创造性使用了“场域”、“惯习”、“资本”、“区隔”等概念，并将这些看似矛盾的要素巧妙地组合在一起[24]，提出了一套具有辩证色彩的社会本体论。它化约社会复杂性与二元对立的问题，同时，还融合了观点各异的经验研究。这一实践本体图式的提出，无疑是为人们发现隐蔽的社会机制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窗口”。他认为，“场域”、“惯习”、“资本”、“区隔”等要素融合在一起，才能构成社会实践的基本图式：

场域+ [惯习*资本]+区隔=社会实践

带着社会学的理论视野探查体育实践，布迪厄发现，体育实践活动与其他事项一样，作为人类文化实践活动重要形式的一种，同样是解释社会的一把钥匙，深刻地揭示着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隐蔽关系[25]。 “场域”、“惯习”、“资本”、“区隔”等社会学要素在体育实践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亦构成了体育实践体系的几个支撑性要素。其中，体育场域作为“立体性的网状空间”，回答了体育现象发生的背景相关的问题，“惯习”回答了体育实践的历时性与共性性关系问题，“身体资本”回答了体育实践中的价值生产与流动问题，“区隔”则明晰了体育实践发生、边界划分与身份呈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体育实践“场域”、“惯习”、“资本”、“区隔”等几大因素深入剖析后，布迪厄进一步提出，“场域”、“惯习”、“资本”、“区隔”在体育实践中既有社会学理论中的普适化规律，但也有其独特的表征、规则与规律。然而，有一点是极为肯定的，各个因素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连带关系。因此，布迪厄指出，对体育实践的研究，应将体育实践置于“场域”、“惯习”、“资本”、“区隔”等元素之中的整体中来进行研究。阅读其社会学理论著作，爬梳其对体育实践的关注，亦可以隐约地发现布迪厄对体育实践的研究图式：

体育场域+ [惯习*身体资本]+区隔(品位/身份)=体育实践

这一理路在1978年布迪厄晚年所撰写的《个体如何成为运动员》以及1984年撰写的《体育社会学计划》《奥林匹克：一种分析的方式》等关于体育实践研究的作品中有着越发清晰的体现。当然，阅读他早期的作品也会发现，他在社会学与体育实践的研究中，早就透露出这种研究倾向。经过一系列的探讨与实践，他在实践研究中从社会学的视角开拓了对体育实践的诸多研究，间接地为体育实践研究开创了一套社会学介入体育实践的研究图式，对体育实践的研究者提供了诸多启发。

3.2 布迪厄体育实践理路在国内应用的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布迪厄的体育社会学研究理路为体育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诸多纲领性指导。然而，对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反思其理论的适用性是极为必要的。毕竟，布迪厄的实践理路是以法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事实为素材而得出的。当下，国内学者对布迪厄理论的应用，总体上可以归结为3个方面，即社会分层与体育大众化研究(如柯海宝[26]，2005；如谢庆伟[27]，2012；于永慧[28]，2012等)、体育“场域”与“惯习”问题(如徐波[29]，2008；高强[30]，2010；段威[31]，2015等 )与体育资本介入与转化研究(如张永[32]，2013；蒋国权[33]，2014；范运祥[34]，2014等)，从数量与理论引用来看，已经呈现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体育社会学认识的不断加深，国内学者对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应用也日益增加。然而，从对布迪厄理论的应用来看，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从研究文献来看，这些问题往往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硬套布迪厄理论于中国体育实践研究之中。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源于对“场域”、“惯习”、“资本”等内容的狭义的理解与应用，使得某些研究走向歧途。以“惯习”的应用为例来说，谈论“体育社会实践与阶级对应”这种“惯习”，在法国语境下，是有着直接阶级基础的，项目选择的“惯习”的确与阶级有着直接关系，这一点在法国体现的尤其明显。而在中国语境下，对这种“惯习”思维的“移用”则显得不合时宜，如有国内学者在文章立论中[35]，将“惯习”与社会分层进行直接对应关联，便有结论偏颇的问题出现。众所周知，在中国当下，虽然有阶级固化趋势的出现，但国内的政治分层作为阶层形成的一个特殊变量则是不可低估的，也使得阶层这种结构化基础未能成型。因此，对中国社会体育实践的研究来说，直接套用布迪厄的“惯习”的理论，则必然走向误区。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布迪厄理论的碎片化应用，学者们偏重于借助布迪厄的“场域论”、文化资本理论或惯习理论等单一内容对问题或现象进行解读，如有学者单一以“身体资本”的视角来解读体育实践[36]。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一些问题，但往往会造成单一理论对所探讨的问题解释力不足的现象发生，以至于对其深层次问题难以揭示的困惑出现。

4 结语

布迪厄从“结构(场域)产生惯习、惯习决定实践，资本决定阶级，实践再生结构”的逻辑出发，通过“经验研究”的方式间接地提出了一套带有“中间工具”(“场域”、“惯习”、“资本”、“区隔”)式的体育实践理路范式，对后续的体育社会学实践理路来说，无疑是作了一个极大的开拓性的诠释与推进。对处于探索状态的中国体育社会实践研究来说，无疑也是具有诸多理论参与和实践指导的。当然，在中国的体育实践语境中，对布迪厄的理论应用，还需深入地进行本土化的研究，需要看到布迪厄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框架指导性，同时，也要注意其理论的局限性，才能对中国的体育实践问题进行更为恰当的诠释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