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凌云 赵 震

(1.江南大学体育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2.江南大学教育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学校体育政策的引领和规制，而“支配政策结果的，最核心的要素是执行的问题。”[1]在学校体育改革的政策实践中，改革者不仅要合理地解决‘执行什么’的内容问题，而且要恰当地解决‘怎样执行’的路径与方法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执行的基本思维路径都是“自上而下”式的，即由政府部门直接出面，借助于行政的力量强力推进，并对政策实施过程予以协调、支持和监督。始于21世纪之初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以下简称“新课改”)即为典例。“新课改”是一场由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展开的改革行动，改革在行动组织、专家引领、资金投入和舆论营造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行政介入的力度。正是由于自上而下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才使得新课改在较短时间内大范围展开，取得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然而，改革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组有着强烈对比的现象：当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体育研究者以及舆论媒介等都在大谈改革并积极推动改革的同时，作为改革具体实践者的不少校长、体育教师以及作为改革受益者的学生和家长却对改革并不十分热衷，他们更乐于“墨守成规”，“遵循着自身逻辑，游弋于理论界与决策界之间。”[2]这就造成了国家的政策意图与学校体育实践之间的断裂。概言之，尽管“上”面(高层)的改革意愿、决心十分强大，但“下”面(基层学校、体育教师等)的执行动力、活力却明显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