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世纪80年代，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兴起，经历了从探索阶段到高速发展、从缺位监管到统一监管的规范发展过程。

私募股权基金在企业成长和扩张阶段，特别是对初创型和成长型企业，提供了重要的金融中介服务，填补了商业银行贷款和证券融资因条件约束带来的金融服务空白，大大提高了金融对经济的配置效率，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灵活性和高收益性，受到很多企业和投资机构的热捧。

北京作为全国金融管理中心，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在全国亮眼。世界顶级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多数在北京展业，私募股权基金在外资投资中成为一种重要形式。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在此背景下，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现况如何，未来发展路在何方？这些都成了政府、企业和研究领域亟待探索和着力解决的重点。

一、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多项数据稳居首位

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在发行以来，在管理人员数量、投资案例规模和被投企业IPO数量等方面保持着全国领先水平，相关数据和指标长期居于全国首位。

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数量稳居全国首位。北京市因具有人才、科技、经济基础等优势，私募股权基金行业起步较早，具有领先地位。截至2021年一季度，北京市注册且已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2 943家，已备案的股权投资基金3 293支，全国占比分别为18.9%和7.6%。一季度，北京市新募人民币基金16支，募集金额74亿元，分别占全国新设人民币基金数量和规模的1.9%和3.3%，数量和规模同比上升6.7%和53.2%。

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案例数及规模均居全国首位。2021年一季度，北京市发生股权投资案例444起，投资金额745亿元，数量和规模同比上升37%和29%，占全国总案例数和规模的21%和29%，均居全国首位。从投资领域来看，该市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案例多集中在战略新兴产业，一季度北京市战略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案例共计369起，投资金额593.2亿元，占北京市股权投资案例和规模的83.1%和79.6%，占全国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案例和规模的22.4%和32.3%。信息技术、医疗健康、互联网仍是北京市股权投资市场的主赛道，分别发生167起、75起、62起，合计占北京市总案例数的68.5%。

退出案例数和被投企业IPO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创投机构的退出通常有IPO退出、转让退出、并购退出三种方式。美国和欧洲，转让退出和并购退出合计占比超过90%，而我国由于并购市场并不活跃，IPO和新三板是机构退出渠道的首选。一季度，北京市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159笔退出事件，同比上升10.4%。北京市共有23家企业成功IPO，同比上升64.3%，总融资规模高达914.75亿元，排名全国第一，同比上升104.6%。其中，境外上市企业数量15家，是去年同期的2倍。

总体来看，在当前私募股权基金行业越来越向头部机构集中，募投管退较难的趋势下，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基础好、底子厚，表现亮眼。

二、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发展瓶颈

税收等相关行业政策有待提升。相比而言，在税收方面，海南省和珠海市有较大优势。《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海南省对注册在自贸港的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珠海市可给机构全员返税。部分地区虽缺乏资金、产业、人才等资源，但执行较低税率或地方财政给予几乎全额的税收返还，形成税收洼地。部分企业将纳税主体迁址到税收优惠地区，却仍在北京市实际办公，形成大批异地经营企业，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对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监管提出了极大挑战。这也对在京规范经营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公平竞争上产生不利因素，容易引发效仿跟风效应。

政府引导基金设立速度和出资频率趋缓。当前，各地发展竞争已从传统的招商引资升级为借助资本运作手段获取创新资源和产业优势，私募股权机构落地更多取决于当地政府引导基金出资。据清科统计，2020年北京市新设2支政府引导基金，规模108亿元，数量与规模少于上海市(3支，140亿元)、江苏省(16支，179亿元)和浙江省(9支，182亿元)。北京市存量引导基金出资活跃度与其他地区存在差距。2020年，北京市政府引导基金(除国家级)出资频率为22次，江苏省103次、广东省84次、上海市34次。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北京在政府引导基金上，无论是规模还是出资频率都跌出了全国前三。

在芯片、医疗领域产业优势不明显。近两年，私募股权基金热门投资领域发生变化，半导体、医疗健康领域投资活跃度大幅提升。2021年第一季度，北京市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案例数为369起，占北京市股权投资总案例数的83.1%，投资金额为593.20亿元，占比为79.6%。按省份统计，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案例数量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例为22.4%，金额占比为32.3%。然而，北京的医疗健康和半导体产业基础稳固性不如上海和江苏等地。按照惯例，如果被投项目大多分布在其他省，为方便项目尽调、投后管理、出资回款等，基金也多考虑设立在当地。

中介机构和基础设施集聚力量不足。目前，北京确实存在行业组织黏性及中介机构服务不足的问题，行业的交流和定期活动相对较少，缺少民间组织小型活动和聚会，缺乏稳定的沟通圈子。国际金融中心必然是交易的中心，与上海和深圳分别有上交所深交所不同，北京缺少全国性的交易所。沪深交易所对私募证券基金发挥了聚集作用，北京显然在基础设施集聚力上难超上海和深圳。

当然，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行业也存在着全国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普适性问题，比如说募资难题凸显，特别是金融机构、国企央企出资难；投资越来越向中后期偏移；推出压力大等。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要想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可能需要整个市场的变革、制度的健全。但是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的个殊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具体看来，可以学习借鉴先进省市的经验做法，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采用科学有效的措施，解决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卡脖子问题，推动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政府、企业和市场协同推进方为应对策略

第一，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出台行业税收政策。针对创投行业投资风险大、沉没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等特点，综合考虑纳税主体、纳税所得额和纳税时点等因素，借助北京地理位置优势，推动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全国性的解决行业痛点的税收政策。避免由于各地税收政策不一致，使区域间恶性竞争长期存在。

第二，优化私募股权基金行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首先，要鼓励北京市各区建立与私募股权机构沟通交流机制和服务管家机制，形成主动服务金融机构和创业企业的氛围。其次，要加强对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优势的宣传，利用“两区”建设契机，积极先行先试，打造政策高地。宣传并落实好境内合格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QDLP)、境外合格投资者境内投资试点(QFLP)。当然，还要对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注册加强审核、严控风险的同时，对私募股权基金的注册做好便利化服务。

第三，推动设立各级政府引导私募股权基金。引导基金具有资金和信息的优势，倾向长期价值投资，抗风险能力更强，并且可以撬动社会资本投向中小微民营科创企业。建议北京有条件的区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与政务服务形成合力，加大机构引进和产业落地力度。同时，可通过专业化的投资运作，增加政府非税收入。

第四，建设私募基金综合服务平台。依托北京基金业协会搭建私募行业综合服务平台，通过全面整合机构、资金、项目、人才、中介等各要素资源，在对优质私募机构做好服务的同时，重点帮助投资机构投后管理，特别是围绕头部投资机构，追踪高精尖产业链，培育更多独角兽和隐形冠军。同时，依托北京基金业协会搞好行业活动和培训，逐步增强行业组织粘性。加强对中介机构的引导，创造行业交流的机构，将全球PE北京论坛打造成为北京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名片。

第五，稳健地推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新三板主要服务的就是中小创新企业，而且新三板在北京，是北京唯一的全国性的交易场所。去年7月，新三板重大改革推出精选层，吸引了众多私募机构的眼球，并且部分私募股权基金也成功投向优质的新三板挂牌企业。新三板可以接着这股东风，进一步深化改革，打破私募股权基金投资新三板的现有顾虑，增强他们的信心，进一步引导社会资本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同时，在监管部门指导下，发挥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功能，支持一批市场化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设立，活跃私募股权基金二级市场，拓宽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形成行业“募投管退”良性循环。

在探索北京私募股权基金发展路径，引领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更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不断建立起来的私募股权基金发展的相关法律体系，不断适应环境的发展，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北京市私募股权基金突出的问题，重点在优化政策环境、加强政府引导、提高服务水平、调动自律组织和中介机构积极性等方面下功夫，推动私募股权基金步入良性轨道，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