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洲　李婉荣

【摘要】魏晋之际不仅是颂文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颂文的繁荣期。颂文从汉代发展到了魏晋出现了许多变化，而曹植的颂文相较于同时期的颂文又有许多新变。曹植用颂文讽谏和抒情从而扩大了颂文的功用，在艺术上曹植用典广泛且灵活，在句式上颂文呈骈偶化的趋势。这些新变不仅为后世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经验，而且影响了后世颂文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颂文;曹植;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2-0030-03

一、魏晋颂文概述

（一）颂文起源与演变

中国古代的颂体文学脱胎于祭祀诗，《诗经》中的《颂》即是其滥觞。《诗经》中的颂文主要用于“颂主告神”的祭祀仪式，所称颂的对象也是与先祖、先王、社稷相关，而且这种功能就决定了颂“义必纯美”这一重要特征。这一时期的颂文多四言成句，风格典雅，而且由于是宗庙颂词往往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如《清庙》中的“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烈文》中的“惠我无疆，子孙保之”等都是宗教性祝颂语。战国末期，这种颂德告神的形式衍生出一类称美物类之颂，如屈原的《橘颂》和上博简中的《李颂》均是美物而非颂祖，并且这一转变到了两汉时期更为明显。

至于两汉，颂文有了世俗化的倾向。以告神颂祖为核心的颂文不再限于宗庙，渐渐地开始歌颂贵族王侯、将军战士。如扬雄的《赵充国颂》歌颂了威震匈奴的将军，蔡邕《樊惠渠颂》歌颂的是河渠可以说这一时期颂文的庄严性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