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银

摘 要：小农经济、血缘关系和家国一体是传统中国农民价值观念形成的最为基础性的影响因素，间接塑造了传统中国农民群体保守性和革命性的双重价值取向。在诸如家庭主义与自我主义、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普遍主义和例外主义等方面，这些双重性特征体现了其双重层级化的格局，各层级之间基于不同的考量具有深刻的转化逻辑。立足于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动员，通过解读革命中农民的性格特征，可以对我国革命中农民群体的保守性和革命性的转化逻辑进行分析。

关键词：农民;政治动员;保守性;革命性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28-0042-03

一、政治动员问题研究述评

政治动员理论在发挥治理效能和塑造民众共识等方面的功能持续吸引着国内外学者和政党的关注。国内外学者从各个学科视角对政治动员理论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从政权合法性的来源的世袭、魅力和法理三种渠道来说，政治动员实践是一种早期的人类活动现象。早期的政治动员实践及理论发生在古希腊雅典时期，但对政治动员的系统阐释和理论框架体系建构却是近现代的事。20世纪中后期，现代政治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的学者对政治动员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作有：塞缪尔·P.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他认为，亚非拉地区通过教育、经济、新闻媒介等方式动员社会资源，但是政治制度的发展晚于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动员的无序开展部分导致了社会混乱。在中国，政治动员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稳定的社会崩溃和政治秩序的重建。亨廷顿深刻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动员状况。大革命失败后期，中国共产党将政治动员的重心和着力点转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将农民武装起来，使其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而农民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解决了孙中山致力于革命四十余载都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作者把政党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主体[1]。詹姆斯·汤森等的《中国政治》，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对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政治动员体制形成的原因、背景、方式、利弊和政治领袖在政治动员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文中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模式”极力强调群众的参与，同时，群众的参与也是政治动员主体达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目标的手段。在政治发展初期，因文化教育程度的落后，加之现代交通和通信服务的欠发达，面对面传达和交流信息成为政治动员主要依靠的手段[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国内学者对政治动员理论和实践也有了广泛的关注。专著方面主要有：张宏卿的《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央苏区的政治动员机制作为考察对象和研究视角，深入挖掘党对农民的“迎合”动员模式，以及如何通过这样的模式实现农民政治利益诉求和物质利益诉求的表达和实现，最终达到将革命信仰与信念世俗化、简单化相结合的问题[3]。林尚立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立足于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发展进程，对政治动员的原因、背景、组织方式和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对政治动员的途径进行了自成体系的归纳和总结，包括党组织控制途径、政治途径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的思想途径等。

二、农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性分析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虽然部分运动中能看见农民的身影，但农民始终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洋务运动是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官方式的精英自救运动，与农民几乎没有关联;维新运动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维新人士缺乏“不用乡人而用谁乎”的意识;时任执政党的国民党，悬浮于农民之上，对农民利益的关切和政治动员也没有改善。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压迫最深的是占当时中国总人口80%的农民，农民谋求自身的解放只能依靠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唤醒自身的觉醒意识以发动革命来实现。同时，沉重的压迫使农民的反抗意识相对于其他阶级来说也最为强烈。民主革命时期，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主力军和政治动员的主要对象，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者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已从宏观阶级分析转向微观动员视角，政治动员理论的引入为研究中国农民革命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政党的政治目标涉及社会与政权两个方面，其对政党的动员目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中体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政治纲领显示了动员农民群体的重要意义。

政治学家萧公权认为，乡村存在着行政体系不完善的局部行政真空状态，但这样的行政真空并不是费孝通所认为的“乡村自治”，而在这种行政真空中，政府也在通过分级和分组努力在地方寻找政府的代理人。

参考国际共运史，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大多以城市为中心开展革命斗争，因此工人阶级是主要的动员对象。中国共产党最初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城市路线的经验，但之后在秋收起义拉开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序幕，广大农民群体由此被动员起来参与革命，中国当时的国内客观条件也为农民革命提供了基础。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小农被迫卷入世界资本市场。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与官吏相勾结，榨取农民的地租和赋税。“中国农民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三种剥削，其困苦达于极点，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4]但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和小农经济基础对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影响了上千年，他们对传统封建政权有着下意识的服从感和宗派性;专制统治的高压政策没有赋予农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渠道。在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小农有着极强的集体主义倾向，以及实利主義和“寡欲无为”的均平心理。正如列宁所说，“农民像在地里生了根似的生活着：他们惧怕新事物，他们顽固守旧。”[5]只有通过对农民态度、价值观等进行引导和塑造，唤醒其政治觉悟，以政治动员给其灌输革命思想，才能调动其革命性。

三、保守性与革命性：小农经济影响下的观念双重性

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政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农民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暴露了农民性格中保守性的一面，呈现出其在经济改革上的进步性和保守性，政治革命中的革命性和保守性。保守性与革命性具有可深入分析的转化逻辑。

小农经济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基本单位结合在一起，在循环中强化，具有历史稳定性。在稳定性的小农经济形态下成长起来的农民形成了保守的行为模式和观念取向。他们“世代定居是常态”[6]，遵循“小富即安，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7]。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抵消了他们进阶的主动性。正如马克思对农民的理解：“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变化的偏僻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这一切都使得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8]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论述道：“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9]巴林顿·摩尔也认为，农民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较为保守的力量。

稳定的小农经济在面对极端变化的自然条件、王朝末期赋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也面临着剧烈的变化。生存遭遇威胁、劳动产品无法分配等都会引发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农民起义和革命。小农经济的长期循环和在循环的过程中得到的强化巩固了农民群体的稳定性。“在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们只是当他们的显然可以感觉得到的迫切的个人利益要求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命。”[8]总结而言，农民革命是被迫的，而不是他们主动而为，他们不以革命为目的和归宿，革命只是在矛盾无法调和时农民群体表达利益的手段。且在通过革命手段表达诉求的过程中，其诉求多是以经济利益为主。传统中国农民同样也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民族具有相似的特性，所以这样的革命性是有限度的，即没有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革命意义方面。

总而言之，正如亨廷顿所言，政治参与体制的有限性和传统的乡村精英分子的支持足以使政治保持稳定，而当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正在拓展时，农民就成了决定性的集团，单就人数规模而言，农民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农民忠于保守势力，抵制变革、倾向于稳定、服从于传统统治者，同时敌视城市。农民群体内部也有自己的权威，如村长、族长。农民普遍关心家庭的成长，关注本村的变化，世世代代地传承下来。农民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土地，丧失土地导致农民的生存伦理被破坏。此时传统的农民受尽了来自统治阶级的压迫，赋税、地租使其不堪重负。此时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改革无法完善，农民的革命性被激发。现代化也给农民带来冲击，比如使农民劳动条件和福利获取的客观环境恶化，加上西方土地所有制观念带来的冲击，自耕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民成为雇农的过程。城市对农民的影响也具有双重性，在带来冲击的同时也给予农民以启蒙，借助交通发展解决其运输障碍，使其意识得到革新。此时，改变命运在农民意识中已经变得可能。最后，农民在劳动成果无权分配的情况下，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较平均分配是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但农村又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分配问题使得农民的革命性被激发。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动员对农民群体的态度、价值观念进行引导和塑造，极大地激发了其政治觉悟，唤醒了他们为自身权利做斗争的政治意识，从而引其进入了革命的洪流。

四、思考

從整体上看，传统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取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经济和社会基础对农民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虽然农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他们仍然处于“被决定”的位置。但农民又是具有个体智识和主体选择能力的，他们在主观能动性上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农民的价值观念与他们所处的“情境”有直接联系，他们也在不断权衡利益，最终决定自己的行为。在各类社会关系是确定的情况下，农民就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原点，进行平衡和综合。

总而言之，观念价值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不仅受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还与农民自身的属性、家庭背景、地方文化等因素有关。权力按流动趋势可区分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两种。政治权力不言自明。社会权力的目标在于建立并维护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实现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控制和使用。时代在发生变化，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社会结构和环境状态也在发生变化，这些对农民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都在造成影响。所以，对农民性格的关注必须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

我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由于我国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比大，因此，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引起极大重视的问题。党和政府在“三农”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和成果，我国的农业实现了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农民融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了物质生产能力，部分农民已实现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过渡，而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为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关键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转变问题，这个过程必须依靠农民物质生产能力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提高。应扩大就业领域，为富余劳动力创造生存空间，加大教育的资源投入，改善其生产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2]  [美]詹姆斯·R.汤森，等.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3]  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45.

[5]  列宁：对莫斯科省贫农委员会代表的演说[G]//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57.

[6]  周晓虹.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21.

[7]  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生存[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9-33.

[8]  恩格斯.从巴黎到伯尼尔[G]//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6-477.

An Analysis of the Conservative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Chinese Farmers

ZHOU Y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blood relationship，and the integration of family and country are the most basic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easant values，which indirectly shape the conservative and revolutionary du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easant groups.In aspects such as familyism and egoism，holism and individualism，universalism and exceptionalism，these dual characteristics reflect their dual hierarchical pattern，and each level ha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logic based on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Based on th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y interpre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asants in the revolution，we can analyze the conservative and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the peasant groups in the revolu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farmers;political mobilization;conservative;revolutionary character

[責任编辑 毛 羽]